上世紀八十年代前後，我盲目而偶然讀到的杜拉斯，大致是：《情人》、《琴聲如訴》、《昂代斯瑪先生的午後》、《印度之歌》、《塔基尼亞的小馬》、《副領事》、《廣場》、《艾米莉L》、《LV斯泰因的迷狂》(譯文版王東亮先生譯為《勞兒之劫》)《卡車》，以及稍後的《痛苦》。譯文主要出自王道乾先生之手。其中的若干篇目是節選。

　　我隱約還能記得閱讀《情人》時的沉醉，《琴聲如訴》帶來的悵惘，《痛苦》的複雜誠摯，《昂代斯馬先生的午後》所引發的午後小憩似的迷思。我也記得那個閱讀的愉悅年代和各種小圈子的諧謔氛圍及伴隨週遭的相關無名事物。

　　那仿佛是一個閱讀的黃金時代，對書本的迷戀在經歷了漫長的禁錮壓抑之後，表現為近乎聖跡的社會性癡迷，那似乎也間接奠定了日後閱讀的衰敗。從這個角度看，也許彼時的閱讀自始至終只是一種代償行為，只是一種對缺失的反應，而沒有被確認為真正的缺失和超越現實原則的審美活動——也許這是一個妄念，一種本質上不存在的對經典的膜拜運動。誰知道呢？在古代——哦，我們又開始寄希望於古代——在那些先賢的著作中，他們似乎並不寄希望於未來的閱讀，今天之我們，並不在他們的考慮之中。他們的寫作真的包含著對讀者的篩選嗎？他們一定預感到了某一天被多數人忽略和被少數人過度闡釋的命運。

　　我至今有些納悶，我從未將杜拉斯的寫作與女性主義立場攪在一塊，也從未因她的印度支那經歷把她放到東方的、殖民地背景前端詳一番。我並非無視這些殊異的觀察角度和研究方法，況且這些研究本身，有時候也帶有杜拉斯式的執著、堅毅、纏繞和悖謬。我似乎是以一個落伍的、老派讀者的立場欣賞她的通常是第一人稱的小説——回憶錄式的傷逝與沉溺，半自傳式的自我指涉和自我澄清，以虛構名義出現的鏡中形象，循環往復的隨想，于搖擺中辨認個人歷史的絕望企圖……

　　她所開拓的新小説的邊疆，恰好與我心目中的經典作家的領土接壤，她筆下的女性肖像，時常會令我想到歐菲利亞、瑪斯洛娃、包法利夫人——跳出大師們賦予她們生命的時代，向著未來發出無窮的詢問。

　　王道乾先生辭世後，受王夫人之托，我曾將他翻譯的杜拉斯的一篇短篇小説，請李陀轉交京城的某前衛雜誌，後被告知因其中的若干色情描寫而沒有採用——哦，色情。多麼困難的話題。好像還有一種意見，認為那並非杜拉斯的最好作品。多年後他們在王夫人的敦促下將譯稿退還，這不能不説是個遺憾。即便以王道乾先生所譯杜拉斯的影響，或者基於杜拉斯研究的完整性來考慮，這事情聽起來也有點令人詫異。我猜想是不是我卑微的中間人角色耽誤了這篇關於走廊上的女人的譯文面世？

　　很多朋友説，《情人》的英譯被認為是最好的，而讀過王道乾先生的中譯後，感覺尤勝一籌。人們這樣讚美王道乾先生：如果杜拉斯會寫中文，《情人》也就是這樣了。我的更加極端外行的看法是——暫且拋開原著的文學成就和對譯文的仁智之見——如果杜拉斯能夠運用中文寫作，未見得能把《情人》中文版寫得比王道乾先生翻譯的更好。

　　一個特殊的內心狂亂的時代，成就了一位特殊的異常沉靜的譯者，並成就了一個特殊的意味深長的譯本。僅就這本小説的中譯而言，幾乎是不可複製的。理論上説，可能還會有更好的譯本，但是像我這樣的普通譯文讀者，已經不再期待了。我感覺，這就足夠了。王道乾先生的《情人》中譯，不僅是一個文體的奇觀，它複雜而微妙的印證、喚起、詮釋了它問世的那個年代的文化的脈動，在某種意義上(據我觀察)它甚至諭示、界定了此後那些譯文讀者的感情方式的變遷。

　　就無數翻譯家的譯文對中國作家或其他人運用中文的影響來看，如果你沒有讀過王道乾先生翻譯的《情人》及其他優秀翻譯家的傑出譯文，怎麼能説自己已經領略了最美好的、與我們當下的經驗息息相關的中文？它推動、豐富著白話文的發展，為其注入活力、現代的感性，在日常語言中尋求內涵、深度、節奏和語調，在複雜多義中揭示美感。或者如哈羅德布魯姆在為《西方正典》的讀者推薦書目時所説的，從譯本中獲得“特別的愉悅和見識。”——我的意思是，我們需要留心杜拉斯中譯為我們營造的，在語言和時代的狂風中，那不易察覺的內心的搖晃之橋。

　　時光流轉，新小説之一翼，已然成為中國另類人群的感情聖經，“痛苦”微微地變成某種歡樂，就像在某些比較極端的行為中，受虐狂被標上了各種欣悅的尺碼。約而言之，此地隱秘的迷狂族群可借助任何東西來攪動自己的情感漩渦。這就是在我們四週大量隱蔽存在的現實，也許，它們和其他讀者一起準備好了歡迎杜拉斯的再次蒞臨。

　　最後，也是第一次，我很願意談談這套書的裝幀。我祈望我的書就是被印成這樣的：雅致的外觀、淡定的紙張、沉著的重量、親切的印刷、可人的手感，甚至包括書頁的空白。(這個看法套用自《西方正典》的作者。) 我想買上一堆來送給朋友們，它喚起你閱讀和收藏的渴望，使人親切地意識到與更廣泛的世界的內在聯絡，甚至在這個影像時代的某個縫隙裏，令我們樂於看見自己有一個掩卷沉思的形象。孫甘露

責編：王云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