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在魯迅紀念館講話，心裏緊張———老先生就住在隔壁，講到一半，他要是走進來怎麼辦？其實，我非常巴望老先生真的會走進來，因為我知道，我們根本休想見到魯迅先生了。

　　魯迅先生被過度談論了。其實在今天的社會尺度中，魯迅是最不該被談論的人。按照胡塞爾的定義：“一個好的懷疑主義者是個壞公民。”魯迅的性格、主見，不管在哪個朝代，恐怕都是“壞公民”。好在今天對魯迅感興趣的年輕人，恐怕不多了吧。

　　我們這代人歡喜魯迅，其實是大有問題的。我小學畢業，“文革”開始，市面上能夠出售、准許閱讀的書，只有《毛澤東選集》和魯迅的書。從上世紀50年代開始，魯迅在中國被弄成一尊神。這是另一個大話題，今天不説。反正我後來讀到王朔同志批評魯迅的文章，讀到不少撩撥魯迅的文字，我猜，他們討厭的大概是那塊牌坊。其實，民國年間魯迅先生還沒變牌坊，住在弄堂裏，“渾身痱子，一聲不響”，也有許多人討厭他。我就問自己：為什麼我這樣喜歡魯迅呢？今天我來試著以一種私人的方式，談論魯迅先生。

　　第一，我喜歡看他的照片，他的樣子，我以為魯迅先生長得真好看。

　　“文革”中間我弄到一本日記本，裏面每隔幾頁就印著一位中國五四以來大作家的照片，當然是按照上世紀50年代官方欽定的順序排列：“魯、郭、茅，巴、老、曹”之類。我記得最後還有趙樹理的照片———平心而論，郭沫若、茅盾、老舍、冰心的模樣，各有各的性情與分量。近二十多年，胡適之、梁實秋、沈從文、張愛玲的照片，也公開發佈了，也都各有各的可圈可點之處，尤其胡適，真是相貌堂堂，如今我們新時期新文學男男女女作家群，排得出這樣的臉譜嗎？

　　可是我看來看去，看來看去，還是魯迅先生樣子最好看。

　　“五四”那一兩代人，單是模樣擺在那裏，就使今天中國的文藝家不好比。前些日子，我在三聯買到兩冊抗戰照片集，裏面有陳公博、林柏生、丁默村、褚民誼押赴公堂，負罪臨刑的照片———即便在喪盡顏面的時刻，他們一個個都還是書生文人的本色。其中還有一幅珍貴的照片，就是被押赴法庭的周作人。他穿件乾淨的長衫，瘦得一點點小，可是那樣置之度外、斯文通脫。

　　我這是第一次看見周作人這幅照片，一看之下，驚嘆他們周家人氣質非凡。

　　到了1979年，“文革”後第一次文代會召開，報紙上許多久違的老臉出現了：胡風、聶紺弩、丁玲、蕭軍……一個個都是劫後余生。我看見什麼呢？看見他們的模樣無一例外地坍塌了，被扭曲了。

　　這時我回頭看看魯迅先生：老先生的相貌先就長得不一樣。這張臉非常不買賬，非常無所謂，非常酷，又非常慈悲，看上去一臉清苦、剛直、坦然，骨子裏卻透著風流與俏皮……可是他拍照片似乎不做什麼表情，就那麼對著鏡頭，意思是説：怎麼樣！我就是這樣！

　　所以魯迅先生的模樣真是非常非常配他，配他的文學，配他的脾氣，配他的命運，配他的地位與聲名。我們説起五四新文學，都承認他是頭一塊大牌子，可他要是長得不像我們見到的這副樣子，你能想像嗎？

　　魯迅的時代，中國的文藝差不多銜接著西方十八、十九世紀。人家西方十八、十九世紀文學史，法國人擺得出司湯達、巴爾扎克的好樣子，英國人擺得出哈代、狄更斯的好樣子，德國人擺得出歌德、席勒的好樣子，俄國人擺得出托爾斯泰或者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好樣子，20世紀的印度還有個泰戈爾，也是好樣子——現代中國呢，謝天謝地，總算五四運動鬧過後，留下魯迅先生這張臉擺在世界文豪群像中，不丟我們的臉——大家想想看，上面提到的中國文學家，除了魯迅先生，哪一張臉擺出去，比他更有分量？更有泰斗相？更有民族性？更有象徵性？更有歷史性？

　　而且魯迅先生非得那麼矮小，那麼瘦弱，穿件長衫，一副無所謂的樣子站在那裏。他要是長得跟蕭伯納一般高大，跟巴爾扎克那麼壯碩，便是一個致命的錯誤。可他要是也留著于右任、張群那樣的長鬍子，或者像吳稚暉、沈鈞儒那樣光腦袋，古風倒是有古風，畢竟有舊族遺老的氣息，不像他——他長得非常地“五四”，非常地“中國”，又其實非常摩登：五四中國相較于大清國，何其摩登，可是你比比當年頂摩登的人物：胡適之、徐志摩、邵洵美……魯迅先生的模樣既不洋派，也非老派，他長得是正好像魯迅他自己。

　　我記得上世紀70年代《參考消息》報道聯合國秘書長見周恩來，嘆其風貌，説是在你面前，我們西方人還是野蠻人。這話不管是真心還是外交辭令，確是説出一種真實。西洋人因為西洋的強大，固然在模樣上佔了便宜，可是真要遇見優異的中國人，那種骨子裏的儒雅凝練，脫略虛空，那種被彼得盧齊準確形容為“高貴的消極”的氣質，實在是西方人所不及。這也好比中國畫的墨色，可以將西洋的七彩給比下去。你將魯迅先生的相貌去和西方文豪的模樣擺在一起比比看，真是文氣逼人，然而一點不囂張。

　　有人會説，這是因為歷史已經給了魯迅莫大的地位，他的模樣被印刷媒體引用了七十多年，早經先入為主成為後世公眾的視覺符號。是的，很可能是的，但這形象效應是互為因果的：時代凝視這形象，因這形象足以換取時代的凝視，這乃是一種大神秘，儼然宿命，而宿命刻印在模樣上——托爾斯泰那部大鬍鬚，是應該寫寫《戰爭與和平》；魯迅那筆小鬍子，是應該寫寫《阿Q正傳》；當托爾斯泰借耶穌的話對沙皇説：“你悔改吧！”這句話與托爾斯泰的模樣很般配；當魯迅隨口給西洋文人看相，説是“陀思妥夫斯基一副苦相、尼采一副兇相”，這些話，與魯迅的模樣也很般配——大家要知道，托爾斯泰和魯迅這樣的説法，驕傲得很呢！他們都曉得自己偉大，曉得自己長得有樣子。那年蕭伯納在上海見魯迅，即稱讚他好樣子，據説老先生應聲答道：早年的樣子還要好。這不是魯迅會講話，是他看得起蕭伯納，也看得起他自己。

　　我這不是以貌取人嗎？是的，在最高意義上，一個人的相貌，便是他的人。但以上説法只是我對老先生的一廂情願，單相思，並不能徵得大家同意的。

　　我喜歡魯迅的第二個理由，是老先生好玩。就文學論，就人物論，他是百年來中國第一好玩的人。“好玩”這個詞，説來有點輕佻，是現在小青年的口頭禪，形容魯迅先生，對不對呢？我想來想去，還是選了這個詞。這個詞用來指魯迅，什麼意思呢？我只好試著説下去，看看能不能説出意思來。

　　老先生去世，到明年整70年了。70年來，崇拜魯迅的人説他是位鬥士、勇士、先驅、導師、革命家，説他憤怒激烈、嫉惡如仇、是“沒有半點媚骨的人”；厭惡魯迅的人，則説他心胸狹窄、不知寬容、睚眥必報、有失溫柔敦厚的人。總之，綜合正反兩面的印象與評價，都仿佛魯迅是個很兇、很嚴厲、不通人情的人。

　　魯迅先生到底是怎樣一個人呢？

　　最近二十多年，“魯迅研究”總算比較平實地看待他，將他放回他生存的年代和“語境”中去，不再像過去那樣，給他涂上厚厚的塗料。那麼，平心而論，在他先後、周圍，可稱鬥士、先驅、導師、革命家的人，實在很不少。譬如章太炎鬥袁世凱，魯迅就很激賞；創建民國的辛亥烈士，更是不計其數；梁啟超鼓吹共和、孫中山創立三民主義、陳獨秀創建共産黨，蔡元培首倡學術自由、胡適宣揚民主理念、梁漱溟親歷鄉村建設……這些人物不論成敗，在中國近代史上都稱得起先驅和導師，他們的事功，可以説均在魯迅之上。

　　當年中間偏左的一路，譬如七君子，譬如楊杏佛、李公樸和聞一多，更別説真正造反的大批左翼人士與共産黨人，論膽量，論行動力，論獻身的大勇，論犧牲的壯烈，更在魯迅之上。即便右翼陣營，或以今天的説法，在民國“體制”內敢於和最高當局持續爭鬥，不假辭色的人，就有廖仲愷、傅斯年、雷震等等一長串名單。據説傅斯年單獨扳倒了民國年間兩任財政部長，他與蔣介石同桌吃飯，總裁打招呼，他也不相讓，居然以自己的腦袋來要挾，總裁也拿他無奈何———這種事，魯迅先生一件沒幹過，也不會去幹，我們就從來沒聽説魯迅和哪位民國高官吃過飯。

　　總之，魯迅的時代，英雄豪傑愛國志士，多了去了。只不過五十多年來，許多民國時期人物被貶低了、歪曲了、抹掉了、遺忘了……在我們幾代人接受的教育中，萬惡的“舊社會”與“解放前”、文壇上好像只有魯迅一個人在那裏左右開弓跟黑暗勢力鬥。魯迅一再説，他只有一支筆，可是我們偏要給他背後插許多軍旗，像個在舞臺上兇巴巴唱獨角戲的老武生……

　　什麼叫做“好玩”？“好玩”有什麼好？“好玩”跟道德文章什麼關係？為什麼我要來強調魯迅先生的“好玩”？

　　以我個人的心得，所謂“好玩”一詞能夠超越意義、是非，超越各種大字眼，超越層層疊疊油垢一般的價值判斷與意識形態，直接感知那個人。從少年時代閱讀魯迅，我就不斷發笑，成年後，我知道這發笑有無數秘密的理由，但説不出來，而且幸虧説不出來———這樣一種閱讀的快樂。在現代中國的作家中，讀來讀去，讀來讀去，只有魯迅能夠給予我，我確信，他這樣一句一句寫下去，明知道有人會發笑。

　　我常會想起胡蘭成。他是個徹底的失敗者，因此成為一個旁觀者：他不是左翼，也不是右翼，他在魯迅的年代是個小輩，沒有五四同人對魯迅的種種情結與偏頗，他的流亡身份使他沒有國共兩黨在評價魯迅、看待魯迅時那種政治色彩或黨派意氣，所以他點評魯迅，我以為倒最中肯。他説，魯迅先生經常在文字裏裝得“呆頭呆腦”，其實很“刁”，照他看來，魯迅真正的可愛處，是他的“跌宕自喜”。

　　“跌宕自喜”什麼意思呢？也不好説，這句話我們早就遺忘了，我只能粗暴而庸俗地翻譯成“好玩”。然而“跌宕自喜”也罷、“好玩”也罷，都屬於點到為止的説法，領會者自去領會，不領會，或不願領會的，便説了也白説。我今天要來強説魯迅的“好玩”，先已經不好玩，怎麼辦呢，既是已經在這裡裝成講演的樣子，只好繼續做這吃力不討好的事。

　　我們先從魯迅的性格説起。最近我弄到一份四十多年前的內部文件，是當年為拍攝電影《魯迅傳》邀請好些文化人搞的談話錄，其中一部分是文藝高官，都和老先生打過交道。他們幾乎每個人都提到魯迅先生並不是一天到晚板面孔，而是非常詼諧、幽默、隨便、喜歡開玩笑，千萬不能給他描繪得硬梆梆。夏衍，是老先生討厭責罵的四條漢子之一，他也説老先生“幽默得要命”。

　　我有一位上海老朋友，他的親舅舅即是當年和魯迅先生玩的小青年，名字叫唐。唐五六十年代看見世面上把魯迅弄成那副兇相、苦相，私下裏對他外甥説，哎呀，魯迅不是那個樣子的。他説，譬如魯迅跑來看唐，興致好時，一進門就輕快地在地板上打旋子，一路轉到桌子前，一屁股坐在桌面上，手裏拿支煙，嘻笑言談。唐還説，那時打筆仗，不是像我們想像的那樣一本正經火氣大，不過是一群文人你也講講，我也講講，夜裏寫了罵某人的文章，老先生隔天和那被罵的朋友酒席上互相説起，照樣談笑。前面説到夏衍，我本以為魯迅根本不與他玩，結果據夏衍的説法，他們時常一起吃飯談天，熟得很。

　　這樣看來，魯迅與所謂“論敵”的關係，半數是“熟人”與朋友之間的關係。不熟不識的人，魯迅怎樣看待，人家又怎樣看待魯迅呢？我的一位師尊認識一位當年與魯迅打過筆仗的老先生，50年代談起他年輕時為文撩撥魯迅，魯迅回應幾句，那老先生到晚年還得意洋洋地説：“好哉，我就給魯迅先生一槍刺下馬來！”説罷，哈哈大笑。

　　這樣子聽下來，不但魯迅好玩，而且民國時期的文人、社會、氣氛，都有好玩，開心的一面，並不全是凶險，全是暗殺，並不成天你死我活、我活你死。我們的歷史教育、歷史記憶，是缺乏質感的。歷史的某一面被誇張變形，另一面卻給藏起來，總是不在場的。我們要還原魯迅，先得盡可能還原歷史的情境。

　　在回憶老先生的文字中，似乎女性比較能夠把握老先生“好玩”的一面。譬如章衣萍太太回憶有一天和朋友去找魯迅玩，瞧見老先生正在四川北路往家走，於是隔著馬路喊，魯迅沒聽見，待眾人攆到他家門口，對他説喊了你好幾聲呢！於是老先生“噢、噢、噢……”的噢了好幾聲。問他為什麼連聲回應，魯迅笑説，你不是叫我好幾聲嗎，我就還給你呀……接著進屋吃栗子，周建人關照要撿小的吃，味道好，魯迅應聲道：“是的，人也是小的好！”章太太這才明白又在開玩笑，因她丈夫是個小個子。

　　這樣子看下來，魯迅簡直是隨時隨地對身邊人、身邊事在那裏開玩笑。照江南話説，他是個極喜歡講“戲話”的人，連送本書給年輕朋友也要順便開玩笑———那年他送書給剛結婚的川島，就在封面上題詞道：

　　“我親愛的一撮毛哥哥呀，請你從愛人的懷抱中匯出一隻手來，接受這枯燥乏味的《中國文學史略》。”

　　那種親昵、仁厚、淘氣與得意！一個智力與感受力過剩的人，大概才會這樣隨時隨地講“戲話”。我猜，除了老先生遇見什麼真的憤怒的事，他醒著的每一刻，都在尋求這種自己製造的快感。

　　但我們並非沒有機會遇見類似的滑稽人，平民百姓中就多有這樣可愛的無名的智者。我相信，在嚴重變形的民國時期人物中，一定也有不少詼諧幽默之徒。然而我所謂的“好玩”是一種活潑而罕見的人格，我不知道用什麼詞語定義它，它決不只是滑稽、好笑、可喜，它的內在的力量遠遠大於我們的想像。好玩，不好玩，甚至有致命的力量———希特勒終於敗給丘吉爾，因為希特勒一點不懂得“好玩”；蔣介石敗給毛澤東，因為蔣介石不懂得“好玩”。好玩的人懂得自嘲，懂得進退；他總是放鬆的，遊戲的，豁達的；“好玩”，是人格乃至命運的龐大的餘地、豐富的側面、寬厚的背景；好玩的人一旦端正嚴肅，一旦憤怒激烈，一旦發起威來，不懂得好玩的對手，可就遭殃了。

　　我們再回頭看看清末民初及“五四”英雄們———康有為算得雄辯滔滔，可是不好玩；陳獨秀算得鮮明鋒利，可是不好玩；胡適算得開明紳士，也嫌不好玩；郭沫若風流蓋世，他好玩嗎？茅盾則一點好玩的基因也沒有；鬱達夫性情中人，然而性情不就是好玩；周作人的人品文章淡歸淡，總還缺一點調皮與好玩———他雖也論到心裏的所謂“流氓鬼”，即文筆偶爾“不正經”———可是論開闔，比他哥哥的縱橫交錯有真氣，到底窄了好幾圈，雖這説法不免有偏愛之嫌。最可喜是林語堂，他當年在亂世中提倡英國式的幽默，給魯迅好生罵了好幾回———順便説一句，魯迅批判林語堂，可就臉色端正，將自己的“好玩”暫時收起來———可是我們看不出林語堂平時真好玩，他或許幽默吧，畢竟是種種西式的刻意的自我教養，與魯迅天性裏骨子裏的大好玩，哪比得過。

　　這樣子比下來，我們就可以從魯迅日常的滑稽好玩尋開心，進入他的文章與思想。然而魯迅先生的文章與思想，已經被長期困在一種詮釋模式裏。倒是胡蘭成接著説，後來那些研究魯迅的人“斤斤計較”，一天到晚根據魯迅的著作“核對”魯迅的思想，這“核對”一句，我以為説得中肯極了。

　　依我看，歷來推崇魯迅那些批判性的、戰鬥性的“革命”文章，今天看來，就叫做“寫作的愉悅”———所謂“愉悅”，直白的説法，可不就是“好玩”？譬如魯迅書寫的種種事物，反禮教、解剖國民性、鼓吹白話、反對強權等等，前面説了，當時也有許多人在寫，激烈深刻，不在魯迅之下，時或猶有過之。然而90多年過去，我們今天翻出來看看，五四眾人的批判文章總歸不及魯迅，不在主張和道理，而在魯迅懂得寫作的愉悅，懂得詞語調度的快感，懂得文章的遊戲性。

　　可是我們看他的文字，通常只看到犀利與深刻，看不到老先生的得意。因為老先生不流露，這不流露，也是一種得意。一種“玩”的姿態，就像他講笑話，自己不笑的。

　　我們單是看魯迅各種集子的題目，就不過是撿別人的譏嘲，拿來耍著玩。什麼《而已集》啊、《三閒集》啊，《準風月談》啊、《南腔北調集》啊，還有那未曾結集的《五講三噓集》，真是順手玩玩，一派遊戲態度，結果字面、意思又好看，又高明。他給文章起的題目，也都好玩，一看之下就想讀，譬如《論他媽的》、《一思而行》、《人心很古》、《馬上支日記》等等等等，數也數不過來。想必老先生一起這題目，就在八字鬍底下笑笑，自己得意起來。

　　歷來我們稱引魯迅，尤其是編在中小學語文課本裏摁著孩子死命念的篇目——臨了還逼著學生硬寫什麼“主題思想”之類——總是揀那幾篇沉痛激憤之作，而許多絕妙的遊戲文章，向來不稱引。譬如那篇《阿金》，意思深得很呢。另有不少爽快的雜文，譬如《花邊文學》中的《京派與海派》、《北人與南人》，當時的文人紛紛談論，言不及義，此後迄今，也還沒人比得過，查對日期，竟是同一天所寫；《南腔北調集》另有兩篇隨手撩撩的短文：《上海的少女》、《上海的兒童》，擱在今天看，意思也還精闢醒豁，也寫在同一天——老人家顯然半夜裏寫得興起，實在得意，煙抽得一塌糊塗，索性再寫一篇。

　　魯迅下筆，實在是講快感的，他自己説他作文是被“擠”出來的，並非“文思泉涌”，我只信一半。因這又是他藏在鬍子底下的“戲話”，幾分認真，幾分調笑，順便刺刺煞有介事的文學家。而他所謂“匕首”之類，並不真要見血，不過刺著好玩，態度又常是溫厚的。譬如《論他媽的》，語氣把握得好極了，我們讀著，自然明白他是在批判國民性的某一端，可是讀到結尾，老先生另起一段，忽然這麼寫道：

　　但偶爾也有例外的用法：或表驚異，或表感服。我曾在家鄉看見農民父子一同午飯，兒子指著一碗菜向他父親説：“這不壞，媽的你嘗嘗看！”父親回答道：“我不要吃。媽的你吃去罷！”則簡直已經醇化為現在時興的“我的親愛的”那種意思了。

　　我猜老先生寫到這裡，一定得意極了。

　　中國散文這樣子到末尾一筆宕開，宕得這麼懇切，又這麼漂亮，真是還得看魯迅。大家不要小看這結尾：它不單是為文章的層次與收筆，我以為更深的意思是，老先生看事情非常體貼，既犀利，又厚道，既是激烈的，又是清醒的，不會將自己的觀點與態度推到極端，弄得像在發高燒。一個憤怒的人同時很睿智，一個批判者同時心裏在發笑，他的憤怒，他的批判，便是漂亮的文學。

　　有這樣渾身好玩的態度，魯迅寫文章便可儘管峭刻，然後套個好玩的題目，自己笑笑———他曉得自己的文章站得比別人高，曉得他自己站得比他的文章還要高———這樣站得高，看得開，所以他遊戲得起。所謂“嘻笑怒罵皆成文章”，其實古今中外，沒幾個人可以做得到。

　　文章的張力，是人格的張力；寫作的維度，是人格的維度———激憤、同時好玩；深刻、然而精通遊戲；挑釁、卻隨時自嘲，批判、忽而話又説回來……魯迅作文，就是這樣地在玩自己人格的維度與張力。他的語氣和風調，哪只是峻急犀利這一路，他會忽而淳厚沉鬱，如他的回憶文字；忽而辛辣調皮，如中年以後的雜文；忽而平實鄭重，如涉學問或翻譯；忽而蒼老精闢，如《故事新編》；忽而溫潤出神，如《朝花夕拾》。而有一種異常絕望虛空的況味，幾乎隱在他各時期的文字中，尤其是他的序、跋、題記、後記，以上那些反差極大的品質，會出人意料地糅雜在一起，難分難解。

　　許多意見以為魯迅先生後期的雜文沒有文學價值。我的意見正好相反，老先生越到後來越是潑辣無忌、妙筆生花，越是深味“寫作的愉悅”。有些絕妙文章，《古文觀止》也不見相似而相應之例，雄辯如韓愈，變幻如蘇軾，讀到魯迅的雜文也會驚異讚賞，因他觸及的主題與問題，遠比古人開闊而雜異；與西人比，要論好玩，則喬叟、塞萬提斯、蒙田、伏爾泰，似乎都能找見魯迅人格的影子。當然，魯迅直接的影響來自尼采，憑他對世界與學問的直覺，他也如尼采一樣，早就是“偉大的反系統論者”，只是尼采的德國性格太認真，也缺魯迅的好玩，結果發瘋，雖然這發瘋也令人起敬。

　　將魯迅與今人比，又是一大話題。譬如魯迅的《花邊文學》幾乎每篇都是遊戲文章的妙品，今日報紙上的專欄文章，休想請來這樣的筆桿子。魯迅晚期雜文，尤其是“且介亭”系列，老先生早就半自覺傾心於桑塔格形容巴特爾的所謂“寫作本身”———當魯迅悶在上海獨自玩耍時，本雅明、薩特、巴特爾、德里達等等，都還是小青年或高中生。當生於光緒年間的魯迅自認是唯物主義初學者時，當馬克思主義在當年中國成為思想時尚時，他憑自己的筆力與洞察力，單獨一人，大膽地，自説自話地，異常敏銳而前衛地，觸及了二戰以後現代寫作的種種問題與方式。他完全不是靠訊息獲知並實踐這類新的文學觀念，而是憑藉自己內在的天性，即我所謂的“好玩”，玩弄文學，玩弄時代，玩弄他自己。

　　再借桑塔格對巴特爾的描述——所謂“修辭策略”、所謂“散文與反散文的實踐”、所謂“寫作變成了衝動與制約的記錄”、所謂“思想的藝術變成一種公開的表演”、所謂“讓散文公開宣稱自己是小説”、所謂“短文的複合體”與“跨範疇的寫作”，這些後現代寫作特質不論能不能或有沒有必要挪去比照魯迅，然而在魯迅晚期雜文中，早已無所不在。

　　而魯迅大氣，根本不在乎這類花招，不給出説法，只管自己玩。即便他得知後來種種西洋理論新説法，他仍然會做他自己———他要是活在今天這個被統稱為後現代文化的時期，他也仍然清楚自己相信什麼，懷疑什麼，他會是後現代文化研究極度清醒的認識者與批判者。誠如巴特爾論及紀德的説法，魯迅“博覽群書，並沒有因此改變自己”。

　　是的，我時常欽佩後現代文本，我們已經沒有思想家了，只好借借別人的思想。但以我的偏見，他們似乎還是不及魯迅———我們中國幸虧有過一個魯迅，幸虧魯迅好玩。為什麼呢，因為魯迅先生還有另一層迷人的底色，就是他一早便提醒我們的話。他説：他內心從來是絕望的、黑暗的、有毒的。

　　他説的是實話。

　　好玩，然而絕望，絕望，然而好玩，這是一對高貴的、不可或缺的品質。由於魯迅其他深厚的品質———正直、剛烈、近於婦人之仁的同情心———他曾經一再欣然上當。許多聰明的正人君子因為他上這些當而貶損他。可是魯迅都能跳脫，都能隨即看破而道破，因為他內心克制不住地敏感到黑暗與虛空。

　　這就是魯迅為什麼至今遠遠高於他的五四同志們，為什麼至今沒有人能夠掩蓋他，企及他，超越他。

　　然而魯迅這種絕望的特質，説來並不見容于中國文化與中國人———在我們任意誇張而援引的那位魯迅身上，偏偏被排除了“絕望”與“好玩”這兩樣特質———這特質，反倒是現代西方人能意會，即便如老牌左翼思想家葛蘭西也説過“智慧上的悲觀主義”這樣的話，魯迅聽見了，或可引為同調吧。連我們眼中淺薄而開心的美國文化中，也有紐約大導演伍迪愛倫無遮無攔的話：“你這樣地悲觀絕望，這樣地看破一切，你惟一的反應就是放聲大笑。”———其實，在魯迅詛咒的古語中，早就有一個詞專門形容這種因絕望而發出的笑，只是我們已經忘了、不用了，這個詞，叫做“痛咥”。

　　魯迅的話題，説不完的。我關於魯迅先生的兩點私人意見———他好看、他好玩———就勉強説到這裡。有朋友會問：魯迅怎麼算好看呢？怎能用好玩來談論魯迅呢？這是難以反駁的問題，這也是因此吸引我的問題。這問題的可能的答案之一，恐怕因為我們這個世代，我們的文學，越來越不好看，也不好玩了。

　　當然，這也是我的私人意見，無法徵得大家同意的。我的話説完了。

　　（2005年6月5日在北京魯迅紀念館講演，由作者修訂交本刊發表，原文1．3萬餘字。）

責編：王云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