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岡山精神的哲學思考

井岡山精神，是以毛澤東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産黨人帶領革命隊伍培育和創造的一種革命精神和優良傳統的生動體現。它既是中國革命特定歷史環境中的産物，又給中國革命隊伍和建設以巨大的影響。形成井岡山精神的井岡山革命鬥爭，雖已過去了八十周年，時代變了，環境變了，任務變了，但井岡山精神所蘊含的本質，所昭示的真理，所顯現的作風，永遠沒有過時。在新世紀奔小康的征途上，我們黨要帶領全國人民完成新的偉大的歷史任務，仍然需要繼承和弘揚井岡山精神。井岡山精神既是中國革命所需要的一種精神，也是進行現代化建設所需要的一種精神，更是我們黨在新世紀頭20年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所需要的一種精神。2001年6月江澤民同志在視察江西時概括的“堅定信念、艱苦奮鬥；實事求是、敢闖新路；依靠群眾、勇於勝利”的井岡山精神，既體現了當時井岡山鬥爭的特定歷史條件，又包含深刻的哲學原理，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具體表現。學習井岡山精神，必須深刻理解和把握它所蘊涵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思想。

一、“堅定信念，艱苦奮鬥”體現了前進性與曲折性的統一

馬克思主義辯證法告訴我們，事物的發展不是直線式的，而是前進性和曲折性的統一，用形象的語言説，是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進。例如人類社會的發展，總的趨勢是共産主義代替資本主義，但這一過程是曲折的。它反映在人們的觀念中，就是要堅定共産主義的信念，同時又要艱苦奮鬥，準備犧牲。從這一角度看，井岡山精神中的“堅定信念，艱苦奮鬥”，正體現了馬克思主義辯證法關於事物發展的前進性和曲折性相統一的原理。我們知道井岡山革命鬥爭，是在第一次大革命失敗，中國革命處於低潮時興起的，是在“白色勢力的四麵包圍”之中進行。當時敵我力量之懸殊，武裝鬥爭之殘酷，經濟情形之惡劣，在中國革命歷史上均屬罕見。而井岡軍民之所以能夠做到“敵軍圍困萬千重，我自巋然不動”，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有堅定的共産主義理想信念和艱苦奮鬥的作風。

堅定的信念不是憑空産生的，而是建立在對社會發展規律和共産主義事業必勝的深刻理解的科學基礎之上。馬克思主義是科學，對馬克思主義的學習不能盲目崇拜，原本照搬。當時的大革命失敗，的確使黨內外一些同志的革命信念發生了動搖，提出了“紅旗能打多久”的疑問。但堅定的信念來自哪？來自於對馬克思主義原則立場、方法的科學運用。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共産黨人，他們正是運用了馬克思主義觀點對中國的現狀和中國革命進行了科學地分析之後，才樹立起這種信念。比如：相比較而言，俄國的工人成分比重較大，他們可以搞城市暴動，而中國是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農民佔絕大多數。這使毛澤東同志意識到，中國革命首先要把重點放在農村。他們在總結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失敗教訓中，悟出了一個道理：要改變中國的現狀，就要自己把握槍桿子，要有自己的人民軍隊。從戌戊變法到辛亥革命，從辛亥革命到第一次國共合作累遭失敗的原因是什麼，就是因為資産階級的軟弱性和革命隊伍不徹底性，就是因為沒有自己的軍隊。毛澤東從矛盾的觀點出發，全面地研究了中國國情，從而提揭示出了中國革命的發展規律。他引孟子“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話，向戰士們解釋説，別看現在全國都是蔣介石的統治，由於他代表大地主大資産階級的利益，一定會遭到全國人民的反對，終究會失敗；別小看我們不到一千人，我們是工農革命，代表全國人民的利益，正義的事業一定會勝利。毛澤東同志在1928年寫的《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和《井岡山的鬥爭》，1930年1月寫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從中國是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國情出發，從理論上回答了“紅旗到底能打多久”的問題。他深刻分析了一國之內，在四週白色政權的包圍中，小塊紅色政權發生和存在的原因，指出：“我們看事物必須看到它的實質，這才是可靠的科學的分析方法。”通過現象抓住本質的科學分析，使毛澤東同志在革命正處於低潮的極端困難情況下，充滿信心地預言，中國革命的高潮就要到來，“它是站在海岸遙望海中已經看見桅桿尖頭了的一隻航船，它是立於高山之巔遠看東方已見光芒四射噴薄欲出的一輪朝日，它是躁動於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個嬰兒。”中國革命發展的歷程已經充分證明毛澤東同志預言的正確性。

共産黨人的最高理想是實現共産主義，但實現共産主義並不一朝一夕的事情，而是要經過幾十代人的艱苦努力，必須堅持艱苦奮鬥的精神。井岡山的革命鬥爭充分證明了這一點。在井岡山鬥爭的艱苦歲月裏，井岡軍民沒有糧食自己種，沒有衣服自己做，沒有交通工具就用兩條腿走，硬是靠着艱苦奮鬥的革命精神，百折不撓，勇往直前，奮鬥創業，用劣勢裝備戰勝了裝備精良的敵人。軍民之所以能團結一致，具有強大的凝聚力，也在於軍民上下同甘共苦，同舟共濟。在井岡山時期，朱德軍長與士兵一同下山挑糧；在長征途中，毛澤東同志把馬讓給傷病員和戰士，自己柱着棍子翻山越嶺；在延安的士窯洞裏，周恩來同志與戰士一樣紡紗織布。軍民就是在艱苦奮鬥中凝聚了力量，成為我們從勝利走向勝利的重要保證。戰爭年代前輩們打仗，需要艱苦奮鬥，現在我們建設祖國全國建設小康同樣需要艱苦奮鬥。因此堅定信念，艱苦奮鬥充分體現了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先前進性與曲折性的統一。

二、“實事求是，敢闖新路”體現了尊重客觀實際與發揮主觀能動性的統一

“實事求是，敢闖新路”是井岡山精神的核心，蘊涵非常豐富和極其深刻的哲學思想。它集中、生動地體現了馬克思主義哲學關於客觀與主觀相統一的原理。

首先，實事求是、敢闖新路，就是承認外界事物的客觀實在性，堅持從物到感覺和思想的唯物主義認識路線。在實際工作中堅持物質第一性、意識第二性的根本原理，就是要人們在觀察和處理問題時一定要從客觀存在的事實出發。堅持唯物論，尊重客觀事實，尊重客觀規律，是馬克思主義者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基本前提。只有在尊重客觀規律的前提下，發揮主觀能動性，才能達到認識事物的高級階段，才能闖出一條新的路子走。井岡山鬥爭時期老一輩無産階級革命家正是遵循這一原則，從當時落後的社會生産力，腐朽的封建統治，革命國力量處劣勢，人民群眾還沒有完全覺醒，反動勢力的強大的實際情況出發，審時度勢，應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對中國革命進行分析認識，從而把握了發展規律，從實際出發制訂出一系列政策和策略。

其次，“實事求是、敢闖新路”，特別是“敢闖新路”，不但肯定了人們能夠在實踐中能動地認識世界，更是肯定了人們能夠以對客觀規律的正確認識為嚮導去能動地改造世界。在世界是否可知的問題上，有可知論和不可知論之別，而在可知論中，又有唯心主義可知論和唯物主義可知論、直觀唯物主義可知論和辯證唯物主義可知論之分。以黑格爾為代表的唯心主義可知論者，雖然也承認世界是可知的，但他們卻把物質和精神的關係顛倒了。直觀唯物主義者雖然也肯定世界是可知的，但由於他們不了解實踐是認識的基礎，不能把辯證法應用於認識論，因而他們的可知論只不過是一種機械的、消極的、靜止的反映論。馬克思把實踐引入認識論，認為人們的思維不僅可以在實踐基礎上正確地認識世界，而且還能依據對客觀世界的認識，又在實踐中能動地改造世界，辯證唯物主義的認識論是能動的革命的反映論。“敢闖新路”正體現了這種能動的革命的反映論。

實事求是，敢闖新路是統一的，只有實事求是，才有可能闖出新路；反過來説，只有敢闖新路，才能真正做到實事求是。井岡山鬥爭時期，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共産黨人，正是以這種實事求是的態度和敢闖新路的勇氣，開闢了以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大革命失敗後，共産國際對中國的革命形勢估計不足，加上黨內不少人對十月革命成功的經驗奉若神明，滿腔熱血缺乏理智、照搬馬列卻無視中國實際。在南昌起義、秋收起義、廣州起義的都失利的情況下，仍高喊要進行革命勢力與反革命勢力的大決鬥，要以城市暴動來推動全國革命高潮的到來。毛澤東對此進行了尖銳的批評，指出：“不顧主客觀條件，犯着革命的急性病，不願意艱苦地做細小嚴密的群眾工作，只想大幹，充滿幻想。”打了勝仗就驕傲，打了敗仗就消極。而有的人對根據地建設缺乏認識和熱情，提出“紅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問，認為“山溝裏走不出馬列主義。”為此，毛澤東實事求是地及時總結了井岡山以及別地的經驗教訓，並進行了艱苦的理論研究，以一種“敢闖新路”的探索精神，在革命實踐中尋求中國革命的道路。他頂住來自共産國際和黨內教條主義的巨大壓力，立足中國國情，提出走一條“以農村包圍城市最後奪取城市勝利”的新路，不權在理論上闡明了中國革命應該以“農村為中心”，而且在實踐中科學地解決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中國革命的建設、方向、性質、道路、政策與策略等一系列問題，如：從放棄攻打長沙轉為“退萍鄉轉湘南”；從“三灣改編”決定把黨支部建在連上來提高軍隊的戰鬥力，到在軍隊內實行官兵一致、軍民一致、幹群一致，瓦解敵軍和寬待俘虜，用無産階級的思想去教育和造就一支新型的軍隊；從“三大紀律六項注意”，遊擊戰“十六字訣”，到堅持工農武裝割據，建立紅色政權，全面推進根據地的政治、經濟、軍事和社會發展，以及關心群眾生活，注意工作方案等，都表現出“實事求是、敢闖新路”的革命精神和寶貴品質。可以説井岡山精神是以“實事求是、敢闖新路”為核心的中國革命精神，是在實踐中創造出來的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的精髓。

三、“依靠群眾，勇於勝利”體現了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立足和歸宿點的統一

歷史唯物主義認為，生産方式是人類社會存在和發展的基礎，社會發展的歷史是生産發展的歷史，是生産方式向前發展和新陳代謝的歷史，而從事物質資料生産的人民群眾則是社會歷史的創造者。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人民群眾既是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創造者，又是社會變革的決定性力量，他是認識世界的主體，也是改造世界的主體。因此，要正確地認識世界和有效地改造世界，要推動人類社會歷史前進，就一時一刻也不能離開人民群眾。誰同人民群眾在一起，順應歷史的潮流，誰就無往而不勝；誰站在人民群眾的對立面，逆歷史潮流而動，誰就無法逃脫滅亡的命運。井岡山精神形成動力的源泉“依靠群眾、勇於勝利”，正是建立在唯物史觀這一基本原理基礎之上的，是對這一基本原理的創造性運用。

井岡山鬥爭時期，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共産黨人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始終把依靠群眾和群眾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在軍隊中實行民主化，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的官兵平等，團結協作，極大地提高了軍隊的戰鬥力。井岡山鬥爭時期的紅軍來自五湖四海，有正規軍武漢警衛團，南昌起義的部隊，有安源礦警隊和工作糾察隊，有醴陵、平法、安福、湖南的農民自衛隊或義軍，還有井岡山當地的綠林軍，共同的理想和黨正確的領導把各路人馬緊緊地團結在一起，紅軍中連有支部，排有黨小組，班有黨員。健全的黨的組織加強了黨對軍隊的領導，也加強了黨走群眾路線的信念。同時每個黨員的先鋒模範作用又極大地影響帶動了周邊的戰士和群眾。比如：設立士兵委員會，官兵同吃同住官兵平等。紅四軍軍部發錢時，朱德、毛澤東、陳毅等領導人都和戰士一樣排隊領錢，晚上點燈只點一根燈芯。同時黨和紅軍還特別注意尊重群眾，虛心向群眾學習。向群眾學習熬土鹽土硝，利用中草藥治病，遊擊戰中學習打圈圈，戰鬥中學用竹釘子，滾木，“松樹炮”，陷阱等。人民群眾的創造發明為根據地渡過難關起了重要作用。

“依靠群眾，勇於勝利”是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理論精華，即“從實踐中來到實踐中去”或“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才能取得勝利。脫離群眾就無勝利可言，井岡山鬥爭的史實就證明了這一點。1928年7月，紅軍31團在數萬農民的支援下，以一個團的力量把敵人十一個團圍困在永新城周圍達25天之久，有力地粉碎了敵人的“會剿”。父送子，妻送郎當紅軍的動人場面到處可見。軍民團結造就了井岡山根據地的“森嚴壁壘、眾志成城”，即使“敵軍圍困萬千重，我自巋然不動”。這充分説明了“依靠群眾、勇於勝利”，是毛澤東同志把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在中國革命和建設中的具體運用，是中國共産黨人一個獨創性的貢獻，是井岡山精神形成的力量源泉。（責任編輯：陳國祿）

作者簡介：

唐春，男，江西井岡山企業集團副總經理，高級政工師；

劉群英，女，井岡山茨坪林場黨委辦公室主任。

參考文獻：

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2、《毛澤東選集》1～5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

3、《鄧小平文選》，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4、江澤民《論三個代表》，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年8月第1版。

5、劉孚威：《井岡山精神——中國革命精神之源》，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10月第1版。

6、南京軍區政治部宣傳部：《井岡山精神》。1997年6月，內部資料。

7、韓京承：《讓井岡山精神代代相傳》，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3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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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選讀》，人民出版社，1999年7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