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接二連三爆出地方官員抵觸中央級和省級新聞媒體採訪和輿論監督的消息，似乎表明輿論監督已經成了他們的心頭之患。

　　先是4月14日，浙江省瑞安市公共資源管理委員會辦公室副主任張士勇對前來採訪的《法制日報》記者説“記者證在我們這裡沒用的”，拒絕記者採訪（《法制日報》4月16日），後有黑龍江省穆棱市國土資源局李局長面對《黑龍江日報》農民耕地被強佔挖土取砂的連續報道對上級聲言：“不要相信小報的報道，不準確”（《京華時報》4月25日）。

　　這樣的言論也反過來證明，要消弭社會矛盾，消除不以人為本的因素，特別是近期頻發的拆遷佔地事件，輿論監督、尤其是中央和外地新聞媒體以及網絡媒體的監督參與，往往是制止一些官員胡作非為的最有效途徑。因為即便是中央的“紅頭文件”，他們也會陽奉陰違，而如果一切胡作非為在暗中進行，社會不安定因素會持續發酵。

　　事實表明，一方面中國媒體的越來越大的影響給社會帶來了極大期待，另一方面也説明有些地方由於權力集中而讓一些官員恣意妄為，什麼黨內監督、人大政協監督、行政監督、司法監督、群眾監督，統統不管用。一個縣委書記覺得下屬説話的方式“像縣委書記”，就可以勃然大怒將其停職。而權力與市場結合，又導致了GDP政績崇拜，於是乎土地和拆遷成為快速累積GDP的捷徑和主渠道。

　　問題是民眾權益受損往往也難以表達，因為一些地方官員牢牢握緊地方“筆桿子”，在他們轄區內的媒體只許為他們歌功頌德，決不允許出現替百姓代言而杵逆他們的信息。如果沒有外地媒體和互聯網，他們真是可以高枕無憂。難怪有陜北縣級官員慨嘆，沒有互聯網的時代有多好，他們讓媒體説什麼，媒體就説什麼。

　　可是，今天又黨報黨刊電臺電視臺、都市類媒體和網絡媒體構成的中國媒體體系已經空前強大，如胡錦濤主席所言，媒體應承擔“通達社情民意、引導社會熱點、疏導公眾情緒”的作用。如果説都市類媒體在深度新聞調查方面獨領風騷、互聯網是“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社會輿論的放大器”的話，那麼近期以來黨報的輿論監督活力也在明顯增強。

　　問題再次擺在國人面前：即便《法制日報》不是中央政法委機關報，記者的合法採訪權也不能隨意踐踏，國家新聞出版總署制定的保護記者採訪權的《記者證管理辦法》不是剛剛生效嗎？《黑龍江日報》即便不是省委黨報，而是四開的小型報紙，所從事的輿論監督報道就不可信嗎？

　　誰給了這些官員這樣的牛氣？是他們自認為可以豁免一切監督的身份和地位。所以要遏制這類官員的反監督衝動，短期來看就得充分發揮中央和外地新聞媒體以及網絡媒體的監督作用，長期來看就得落實各種制度，讓黨內監督、人大政協監督、行政監督、司法監督、群眾監督統統管起用來，逐步削弱這些地方官員過度集中的權力。

□展江 原題：如何遏制地方官員的反監督衝動？

責編：趙春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