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歐債危機如何解決？

　　張其佐：歐債危機其根本問題並未解決已成“慢性病”，解決歐債問題將是長期複雜的過程。

　　一、歐債危機産生的根本性因素並沒有解決和實質性改善。一是福利過高致使債務率和赤字率仍居高不下。據歐盟統計局稱，2012年歐元區整體國債佔GDP的比例仍高達90%以上。其中老齡化是導致歐洲國家政府債務水平攀升的一個重要原因。歐洲的債務危機實際上是福利制度危機，福利制度不改革，債務和財政負擔難以緩解。二是財政一體化和形成單一的歐元債券仍遙遙無期。雖然歐盟國家簽定了旨在加強財政紀律的“財政契約”，但不是真正意義上的財政聯盟。分散的各國財政政策與統一的貨幣政策不能協調配合共同作用的矛盾仍十分尖銳。事實上，歐元區貨幣政策仍然是單打獨鬥。三是歐洲央行還沒有真正成為國際最後貸款人。四是歐元區不是一個主權國家，政治一體化的進程仍停滯不前。

　　二、如何擺脫經濟衰退，保增長是當前和今後歐元區面臨的最大挑戰。今後多年之內，歐元區仍可能處於危機狀態。歐債危機正從“急性病”轉向“慢性病”。普遍的觀點是：歐元區的危機核心不是財政的危機，財政的危機只是外在表現。最大的挑戰是整個歐元區的經濟沒有增長，擺脫經濟衰退才是歐元區現在面臨的最大挑戰。經濟持續衰退，説明歐元區實體經濟沒有好轉，競爭力正在下降。由此也進一步表明，歐債危機緩和只能説是暫時的或階段性的，換句話説，歐債的緩解最終要體現在哪怕是經濟輕微增長才有實際意義。

　　為應對歐債危機，歐元區推行財政緊縮政策已逾兩年，削減支出和刺激經濟的矛盾凸顯，德法兩國針對緊縮還是刺激增長已存巨大分岐。增長已成為歐元區經濟當前的最大難題，然而近期又很難擺脫這一困境。歐元區一直在緊縮與增長之間尋求平衡，但事實上是看德國臉色行事，奉行德國式的解決歐債危機方案即財政緊縮至上，並拒絕政府引入單一歐元債券，拒絕把歐洲央行變成最後貸款人。所以，歐洲央行又主要奉行德國央行“通脹目標”即“控通脹高於保增長”來行事的。在歐元區陷入連續3個季度衰退，美日均採取“保增長高於控通脹”的政策，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考希克•巴蘇近日建議發達國家把通脹率目標設置在4%左右來刺激經濟增長（傳統上認為，2%的通脹率是健康可控的）。在這樣的背景下，歐洲理事會主席范龍佩近日仍然強調歐洲央行首要任務依然是“控通脹高於保增長”。因此，有限的政治空間和各國政局頻繁更替的威脅，意味著歐盟近期推出立竿見影刺激經濟增長的措施的可能性不大，歐元區要擺脫經濟衰退和歐債危機的困局短期內也難以破解，最終解決歐債問題將是一個長期複雜的過程。

　　記者：歐債危機長期化將對中國經濟産生哪些影響？如何應對？

　　張其佐：由於歐元區何時走出衰退前景暗淡，歐債危機仍然是世界經濟復蘇面臨的最大風險。在全球經濟低增長的格局下，貿易增長難以有大幅度增長。去年我國對歐日貿易大幅收縮，其中對歐出口下降6.2%，至今我國對歐出口仍未見起色。因此，預計今年對歐出口嚴峻。美歐仍然是我國最大的兩個出口市場，在中國經濟當前依然面臨著穩增長任務的背景下，出口仍是拉動中國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為此，我們要做好長期應對歐債危機的準備。第一、著力穩定美、日、東盟等我國排前10位出口大國的增長，妥善應對貿易保護主義。第二、不斷拓展我國擴大對新興市場的出口。第三、保持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基本穩定，避免匯率大幅升值對出口造成不利影響。第四、推進中歐金融合作。一是探索人民幣與歐元的直接兌換，促成人民幣與英磅直接交易，可適當增持德國等歐元區的優質債券，購買優質企業和金融機構的債權股權。二是嘗試推進人民幣成為歐盟的儲備貨幣，使人民幣逐步成為歐盟的清算和結算貨幣。三是鞏固倫敦人民幣離岸中心，可在法蘭克福建設人民幣離岸中心。

　　記者：日本國債約佔GDP的比例達237%之高，但卻沒有發生債務危機，原因是什麼？

　　張其佐：我認為有以下方面原因：一、日本發債成本較低，90%屬於國內投資者長期持有，降低了債務危機發生的風險。一是低通脹降低了國債融資成本。日本長期處於低通脹，2012年CPI較上年下降0.1%，已連續4年呈負增長處於通縮狀態，日本央行長期保持低利率，至今仍維持“零”利率最近加大了量化寬鬆政策的力度壓低了日本國債收益率，低利率降低了日本政府發債平均融資成本不到1%。，其利息支出分別佔GDP和財政赤字的比例為1.8%和約20%，利息負擔較輕。二是由於民眾養成了長期購買國債的偏好，加之儲蓄率較高，日本國債95%主要由國內投資者長期持有。而歐美國家儲蓄率較低則大部分由國外投資者持有。只要日本政府未出現償債困難，國內投資者集體大規模拋售日債的可能性較小。因此，日本政府債務的內外風險不大。

　　二、日本經常賬戶長期盈餘、外匯儲備充足，可以從容應對危機。與債務危機國家出現財政、貿易“雙赤字”不同的是，日本保持了連續31年的經常賬戶盈餘狀況，增強了發行國債的融資能力。儘管日本2011—2012年已連續兩年出現貿易逆差，但佔2012年經常賬戶仍實現盈餘約505.8億美元（比上看減少50.8%，創1985年以來歷史新低）。去年底日本外匯儲備仍達到12681.25億美元。今年1月份日本強化了量化寬鬆政策，不僅維持“零”利率，同時宣佈設定CPI年漲幅為2%的通脹目標。此舉的根本目的是，提高通脹使日元貶值，以達到刺激出口，有可能扭轉貿易逆差和貿易盈餘下降的局面。如果出現主權債務問題，日本可以從容拋售外匯儲備來應對危機。

　　三、日本連續20多年保持全球最大的海外金融資産持有國，間接為高債務提供了信用擔保或抵押。

　　四、日本的“産業空心化”沒有象歐美那麼嚴重。雖然多年來日本經濟增長低速，近10年來，日本製造業佔GDP的增加值保持在約20%左右，顯著高於美國近年的12%和歐元區。製造業等實體經濟仍有競爭力，帶動了就業和消費的提升。至今失業率仍維持在5%左右，遠低於美歐等國。
　　綜上所述，日本債務問題並非高枕無憂，但從短期來看其債務風險或有可能控制。與歐債國家顯著不同，日本還能勉強維持以實體經濟為基礎的經濟基本面，加之整體稅負水平較低，特別是日本具有貨幣主權是可以扮演國際最後貸款人的角色，因此，若中長期出現債務危機，可以通過提高稅率和量化寬鬆的手段來有效應對。同時由於90%的國債屬於國內投資者，量化寬鬆並將通脹率提高到2%所産生的不利因素也將是可控的。

　　記者：當前美國雙赤字一直居高不下，美國公共債務率在全球發達經濟體中，僅次於日本，比歐元區債務率還高。但似乎美國沒有出現歐元區那樣惡性的債務危機，美國國債收益率較低仍然是全球風險的“避風港”。為什麼美國沒有發生歐洲那樣嚴重的債務危機？

　　張其佐：美國和日本都是主權國家，而歐元區則不是。除了美國綜合國力較強和較好的經濟基本面為主權債務提供了信用支撐外，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美國憑藉美元仍是全球最主要的儲備貨幣的地位（在全球外匯儲備總規模中美元約佔60%，歐元約佔20%），一直採取量化寬鬆政策即債務貨幣化，濫發貨幣，並推高和輸出通脹，用美元貶值（廣義上的通脹，一是物價上漲、二是貨幣貶值）“變相違約”方式，從而轉嫁了美國債務危機風險。

　　美國憑藉美元作為國際主要貨幣儲備貨幣地位，歷史上已發生多次國債間接違約。二戰後美國採取通貨膨脹辦法，10年內將債務佔GDP的比例降低了40%。金融危機以來美聯儲通過購買國債方式推出多次量化寬鬆貨幣政策，如果通貨膨脹率高於國債收益率，意味著美國政府的債務負擔會大幅下降。資料顯示，僅過去的5年間，美國利用美元貶值使其對外債務減少了3.58萬億美元。

　　由於美國是全球最大經濟體，美元是全球最主要的儲備貨幣，美國國債也是全球規模最大的主權債務。美國之所以採用通貨膨脹或美元貶值“變相違約”來轉嫁其債務風險，根本原因在於美國控制了國際貨幣體系組織的控制權，國際貨幣體系實質上是美元本位制，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美聯儲成了國際最後貸款人。由此造成目前國際貨幣體系存在嚴重的系統性缺陷，美元本位制完全沒有約束也就是説美元作為國際儲備貨幣發行沒有任何外部約束，因此美國可以充當國際最後貸款人，可以不受約束實行量化寬鬆政策，美聯儲可以濫發貨幣。美元本位制和浮動匯率體系，這個霸權貨幣體系本質上是讓全球各國為美元濫發貨幣等錯誤政策承擔了風險。

　　總之，採用美元貶值和通貨膨脹變相違約，早已是美國減債減赤轉嫁風險的隱蔽做法。而對全球投資者來説，最終和最大的風險也正在於此。如果美元作為國際主要儲備貨幣地位出現動搖甚至逆轉，美國隨時都可能出現主權債務風險，不僅對美國乃至全球都是災難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