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6日，銅陵第五中學的鮑佳老師（左）在給學生講解歷史試卷。

	銅陵市第九中學初二年級的學生在交流航模比賽經驗（9月25日攝）。

　　瞭望週刊消息：每年的七八月份，全國各大中小城市的學生家長為了給自己的孩子選擇一個滿意的學校，都要被迫展開“擇校大戰”，教育的公平、社會的公正，在“擇校歪風”前變得蒼白無力。

　　城市裏的擇校熱，地區間的高考移民，農村學校入不敷出，示範學校設施豪華……在我國廣大城鄉之間，爭奪優質教育資源的博弈隨處可見，學生和家長在其中扮演的只是無辜和無奈的角色。 而造成這一切的根源只有一個：教育不公。值得關注的是，教育不公導致新的社會不公，成為建設和諧社會的隱患。

　　“農村學校像非洲，城市學校像歐洲”

　　“教育不公是最大的社會不公！”記者在山東、遼寧、陜西、北京等地採訪發現，城鄉之間、地區之間、學校之間大量存在的教育不公現象愈演愈烈。

　　位於陜北延安山窩窩裏的寨子峁村小學是記者所見過的最小的學校，校舍由一口三孔窯洞構成：一間教室，一間辦公室，另一間已經廢棄。教室裏只有一個講臺，十來張桌子。張華是村子裏聘請的惟一代課教師，前幾年的時候，村裏的二三十個孩子依年齡大小編成學前班和一、二、三這四個年級，都擠在一口窯洞裏進行複式教學，一個年級的學生上課時，其他幾個年級的孩子就做作業或者自習。隨著原來的孩子們升學，加上村子裏的很多住戶搬走，寨子峁小學的學生越來越少。學校的全部開支，來源於每個學生每學期35元的雜費。

　　與寨子峁村小學的簡陋寒酸相比，北京市中心一所小學的現代豪華讓記者感到震驚，可以説已經“武裝到了牙齒”。記者在這所投資上億元的小學看到，高標準的游泳館、科技館、圖書館、報告廳、地下車庫、塑膠操場與發達國家的高水平學校並無二致，每個教室都配有電腦、投影儀等設備，學生衣櫃、桌椅都是適合兒童特點的一流設施；有專門的勞技教室、書法教室、計算機房，可以供幾個班的學生同時上專業課；教學樓、辦公樓全部是高檔裝修，走廊裏配有飲水設備，連學生廁所都像星級賓館一樣。這裡一間教室的投入就超過部分農村小學一年的開支。由於師資力量強、硬體設施好，吸引了眾多家長趨之若鶩。

　　許多基層學校校長向記者反映，現在城鄉之間教育投入的不均衡現象極為突出，差距越來越大，“農村學校像非洲，城市學校像歐洲。”農村學校由於辦學條件和師資力量差，近年來學生和教師大量向城鎮流動。“一個年級一個班”的農村小學在很多地方已很常見。

　　高考指標嫌貧愛富

　　濟南市一所高職的二年級學生小陳對記者説，自己的高考成績480多分，在濟南只能上一所高職，而在北京就可以上本科。“為什麼一樣的分數，卻會有不一樣的命運？這太不公平了！”記者調查發現，還有很多學生及家長和小陳發出一樣的詰問。高考分數線、錄取指標地區間的不平衡，成為人們對教育不公平現象的議論焦點。

　　由於北京、上海擁有的全國重點大學數量比其他省份多，重點大學錄取名額投放大大向所在地傾斜，遠遠超過其他省份。因此，北京、上海的重點大學最低錄取分數線比大部分省低幾十分甚至上百分。今年山東的文、理科重點線分別為572分、597分，而北京的文、理線分別是486分、470分，分別相差86分和127分。去年，北大、清華分別在北京市投放指標308人、360人，南開大學在天津市的招生名額佔總招生數的25％，復旦大學在上海的招生數佔總數的40％，浙江大學在浙江的招生數佔總數的70％。

　　華中師範大學教育科學學院教授周洪宇等人認為，重點大學分數線和招生指標向大城市、富裕人口、文化發達地區等強勢群體傾斜，給社會帶來了更大的不公平，容易導致經濟文化落後地區與發達地區出現嚴重的兩極分化。

　　重點學校“肥得流油”

　　記者在山東、遼寧、北京等地走訪了多所學校，發現政府對各級示範學校、重點學校的政策傾斜使其膨脹發展，造成新一輪差距的擴大。按遼寧省規定，瀋陽、大連、鞍山等地省級示範高中擇校費收費可達3萬元。大連一所省級示範高中今年僅擇校費收入就達420多萬元，學校多媒體教室一應俱全，僅粉刷教學樓內外墻壁就花了幾十萬元，裝修一個辦公室七八萬元。在職老師人手一台手提電腦，一身校服千余元。而其對口支援的一所普通高中，卻連一個實驗室都沒有，買大屏幕的一兩萬元都拿不出來。

　　濟南市一位小學校長對記者説，重點學校不僅政府投入大，社會支持力度也大。一所重點小學要蓋教學樓，鋼筋水泥全靠家長贊助，不用自己掏錢買，樓建成後還把剩餘的建材賣出去掙了一筆錢。“而我們學校要建微機室，學校沒錢又不能向學生收，當個校長可真難。學校是花錢的地方，現在生均經費連辦公費都不夠，學校如果不自籌資金，水電費都支付不起。”

　　一邊是政府生均經費投入不足，普通學校發展乏力，一邊是政府斥鉅資打造精品，重點學校“肥得流油”。基層教育工作者對此意見紛紛，許多中小學校長向記者發牢騷説，在很多地方財政只保教師人頭費，根本不撥生均經費，不是政府拿不出這個錢，而是教育政績觀在作怪。因為教育是個慢功夫，不如建名校、搞政績工程立竿見影。他們認為，投資上億元建一個學校，只能進一步擴大差距，造成新的教育不公。

　　政策杠桿加劇兩極分化

　　教育不公平現象為何愈演愈烈？記者調查發現，一些教育不公平現象的背後，是政府的“手”在作怪。正是由於政府公共職能的缺失，對教育的公共利益取向出現偏差，導致各種不公平教育政策的出臺。

　　——教育投入政策嫌貧愛富。由於義務教育財政責任基層化，地區之間財力差異直接造成了教育資源優劣差異。據了解，1998年，小學生均經費最高的上海與最低的河南相差近10倍，7年後，上海市的生均經費與河南農村相差了50倍。北京師範大學教授王善邁接受採訪時説，學校差距的拉大正是由財政制度造成的，由於地方經濟發展的不均衡，對教育的投入與地方財力挂鉤，各地懸殊很大。

　　一些基層教育工作者表示，促進教育不均衡的政策太多了，農村學校本來就窮，教師培訓要到城裏去，但學校的生均經費反而少，城市學校相對富裕，政府給的生均經費反而多。基礎教育本來投入就少，高等教育投入偏多，近幾年義務教育實行“一費制”，除此之外的錢一律不能收，政府投入又不到位，使義務教育經費更加緊張，而高等教育政府投入就多，又可以收費，越是好學校日子越好過。

　　——示範學校政策。上世紀80年代，我國開始逐步建立一批重點中學，目的是在我國教育資源總體短缺的情況下，在盡可能短的時間內解決人才緊缺的問題。1995年，示範高中政策取代了重點中學政策。此後，“示範學校熱”在教育領域升溫，造成新一輪教育差距的擴大。

　　據了解，北京建設高中示範學校，多則給兩億元，少則給8000萬元。教育部屬院校的6所附屬中學更新設備，每所都獲得撥款5000萬元。一些省市還制定政策，示範高中從學費到擇校費都高於普通高中，越是級別高的示範高中收費越高。即使在一些教育經費短缺的地方，政府仍然不惜斥鉅資建示範高中。記者在山東省一個經濟欠發達縣了解到，2000年該縣投資5200萬元，按國家級示範性普通高中標準建設了一所高中，內部配備一流設施。而這個縣到現在農村小學生均經費一分錢都沒有。這種傾斜政策客觀上加劇了教育的兩極分化。

　　——民辦公助或公辦民助政策。為彌補政府投入的不足，近年來，政府允許部分公立優質學校改制，實行民辦公助或公辦民助。即政府投入硬體、師資以及學校聲譽等有形和無形資産，允許學校提高收費水平。記者了解到，濟南市此類學校年收費達到2000萬元左右，是公辦學校收費水平的10多倍。許多家長對於這種高收費的民辦公助學校無可奈何，他們抱怨説，“民辦公助、公辦民助政策實際是把教育當成了産業，只顧賺錢，不管公益性。”

　　北京宏志中學校長馮洪榮認為，真正的民辦學校應該有獨立法人，成立股東代表大會、監事會，而這種民辦公助性質的學校只有家長作為股東，學生畢業後，家長的股東身份就自動結束。現行政策使部分優質學校變相高收費，獲得了發展資金，同時也擴大了教育差距。北京165中學校長關宏傑説，為了扶持民辦公助學校發展，政府允許他們提前招生，先把較好的生源挑走了，與普通學校在生源上形成很大差距。

　　教育不公的危險循環

　　濟南市一位姓鄭的低保戶無奈地對記者説，孩子上初中二年級，只能按片就近升入一所普通中學。這所學校設施差、師資力量弱，有本事、有錢的家長都讓孩子擇校了，留下的學生越來越少。“誰不想讓孩子上好學校？我們這一代人已經這樣了，就指望孩子能有出息，讓我們過上好日子。可是我們家長沒錢、沒地位，孩子上不了好學校，只能一代跟著一代受窮。”

　　北京理工大學教授楊東平認為，學生的家庭背景已經強烈地影響到了受教育機會，同時教育不公進一步加大了社會階層分化。由他負責的課題組在對10城市四十余所高中的調查中發現，約有1／5的學生通過交贊助費和擇校費進入高中，城市重點學校的擇校生比例最高，為25．2％；此外，還有6．5％的學生動用了社會關係。城市重點高中，來自高階層家庭的學生是低階層的1．6倍，低階層的學生在非重點中學的比例最高；中上層家庭的孩子約62％進入重點中學，而低階層家庭的孩子約60％在非重點學校。

　　國家總督學顧問、中國教育學會副會長陶西平認為，當前城鄉之間、地區之間、學校之間的教育差距越來越大，長此以往，就會引發社會矛盾。北京師範大學杜育紅等專家認為，教育是一種社會調節器，使各種人有公平晉陞的臺階。現在教育存在的不公平實際上把貧寒子弟晉陞之路給堵住了，從而使教育喪失其調節功能，無法往社會上層流動。如果農民永遠是農民，農民工永遠只能是農民工，就會形成社會的不穩定因素。絕不能因為社會不公平而加大教育不公平，又因為教育的不公平反過來進一步加劇社會的不公平，形成惡性循環，造成社會隱患。（文 ／ 本刊記者 張曉晶 趙華 劉書云）

責編：柳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