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宇靖：東京奧運會唯一一名中國籍國際火炬手
央視網消息（記者 王靜遠）：“站在陽光普照的開闊公路上，緊張地等待上一位火炬手跑過來傳遞聖火，然後在沿途觀眾的歡呼聲中瀟灑奔向下一位火炬手……不，這種印象中的熱血場面沒有發生在我身上。”
2021年7月12日，廖宇靖作為2020東京奧運會唯一一名中國籍國際火炬手，在東京傳遞奧運聖火。4天前，日本首相菅義偉宣佈，7月12日至8月22日，東京將進入新冠疫情暴發以來的第四次緊急事態。
緊急事態下，除島嶼地區外，東京都內全境公共道路上的聖火傳遞被取消，這也意味著廖宇靖此前期待已久的奔跑和歡呼都成為泡影——所有聖火傳遞活動將在室內無觀眾狀態下進行。
為了參加奧運聖火傳遞，他于6月從成都飛抵東京，經歷了14天的自主隔離，在日期間的生活開銷均為自費。
而他為此次聖火傳遞的付出遠不止這些。2019年12月25日，東京奧組委正式通知廖宇靖當選東京奧運會國際火炬手，不久後他便開始運動減肥，目前已減了近30斤。雖然傳遞火炬只需跑200米，但他期望能夠在國際舞臺上展示中國青年的良好形象。
距離東京奧運會開幕還有一週左右，走在東京的大街小巷，廖宇靖仍然很難相信，幾天后一場舉世矚目的體育盛會將要在這裡舉辦，因為“一切都太安靜了”。開幕時間一天天臨近，他發現住所附近的街邊，與奧運有關的元素正在慢慢增加，他猜測日本政府在有意地逐步提升奧運會的氛圍，以避免引發日本民眾的不滿——7月12日，他傳遞奧運火炬的當天，場館外有市民拉起橫幅，反對舉辦奧運會。
這是廖宇靖第二次傳遞奧運聖火。2008年6月22日，他曾作為北京奧運會火炬手在青海省格爾木市傳遞火炬。廖宇靖的家鄉在四川省綿陽市北川縣，傳遞火炬那天，5·12汶川特大地震剛過不久，當街邊的圍觀群眾得知他來自地震災區後，全場和他一起高喊“中國加油，四川雄起”。13年過去了，那一天現場此起彼伏的吶喊聲猶在耳畔。
因為親歷過2008年汶川特大地震，所以這次在申請希望進行火炬傳遞的城市時，廖宇靖選擇了也曾經歷過強震的日本福島縣，並最終成功當選。然而，隨著東京奧運會成為疫情“蝴蝶效應”下的一環，他的火炬傳遞之旅也變得格外曲折，“其實挺失望的，但我還能怎麼樣呢？”
知名青年作家、汶川特大地震志願者、兩次奧運火炬手、高原警察、東京大學客座研究員……在廖宇靖過往34年豐富的人生履歷上，奧運是一個繞不開的關鍵詞。
（2021年7月12日，東京立川花園舞臺場館外反對東京舉辦奧運的人士 受訪者供圖）
以下是他的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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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6月30日就看到有媒體報道會取消公路傳遞，但那時我還沒有完全死心，因為官方還沒有宣佈。我是7月12日傳遞火炬，但直到7月8日深夜十一點半，奧組委才通知我公路傳遞被取消，當時距正式傳遞時間已經非常近了，可見整個東京奧運會的籌辦在當下仍處在一種“兵荒馬亂”的狀態。
在室內傳遞火炬，相對來説會更加形式化。工作人員在室內搭了一個臺子，每個火炬手接替上臺，我的上一把火炬手拍完照後，我走上臺，然後再把我手中的火炬點燃。聖火在我手上大約燃燒了3分鐘，我舉著燃燒的火炬比劃了幾個規定動作供媒體拍照、錄像，然後再將聖火傳遞給下一位火炬手，她就站在我左側兩米左右。
我所在的那一組大約有20人，我是第14棒，也是其中唯一的國際火炬手。我的上一棒是一位女性醫護人員，第15棒是一名女高中生，我們組有1位坐著輪椅的年邁長者，還有3位殘障人士，其中1位視障者牽著導盲犬來傳遞聖火。
（廖宇靖所在的傳遞火炬小組 圖源竹內亮微博）
整個聖火的傳遞儀式非常快速，大概持續了30至45分鐘，不過在這之前我們做了很久的準備工作。當天早上八點，我從租住的地方出發，九點半到達指定集合點，接著就是登記、消毒、測溫、換統一服裝。按照奧組委最新的防疫規定，火炬手在傳遞前14天要進行健康登記，並在傳遞之前提交登記表，否則將失去火炬手資格。那天我們提交了健康登記表後，以此為憑證換取了火炬手制服等物品。
十一點左右，工作人員召集我們開了培訓會，講解關於火炬傳遞時的站位、姿勢等注意事項。培訓會結束後，我們坐大巴前往最終的傳遞場館——東京立川花園舞臺場館。當我站起來準備往外走的時候，在場的所有工作人員都起身為我們鼓掌，這時我才第一次有了傳遞聖火的感覺。
今年2月，我收到東京奧組委下發的最新版手冊，允許火炬手選擇戴口罩。在傳遞火炬前的培訓會上，工作人員要求我們必須全程佩戴口罩，培訓會的場所比較空曠，相對更加安全。結果到了傳遞火炬的場館，他們居然又讓我們全部取下口罩。這是一個密閉空間，現場除了有火炬手之外，還有工作人員、媒體、親友團等，我猜可能是為了媒體拍攝需要。
我覺得這挺危險的。剛好7月12日那天，東京再次宣佈進入緊急事態，所以在等待上臺的那段時間，我內心特別不安，甚至還有點緊張。
（廖宇靖在東京傳遞火炬 受訪者供圖）
這是我第二次傳遞奧運火炬，第一次是2008年北京奧運會。説實話，這兩次傳遞火炬的場景差距特別大。
我2008年能成為火炬手，是因為我是汶川地震的志願者。當時我在都江堰做志願者，工作很簡單，幫著抬傷員、運送救災物資，沒有任何技術含量。那年我21歲，讀大二，特別喜歡吃饅頭包子，有一天中午我很困，拿著饅頭坐在路邊睡著了，剛好被一個媒體拍了下來發到網上，被很多網友關注。其實，當時很多志願者都是這樣子的，我只是比較幸運被北京奧組委選中了。
一個月後北京奧組委通知我，説我當選了火炬手，我當時年齡還小沒有概念，不知道啥是火炬手。但是等我真的到了現場，點燃火炬的那一刻，周邊的人跟著我一起用四川話高喊“中國加油，四川雄起”的時候，心裏感觸還是挺深的，而這一次更多的是忐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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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綿陽北川人，一個從災區成長起來的青年，我能感覺到在2008年北京奧運火炬傳遞之後，這些年在我自己身上發生的一些向上的改變，所以我覺得火炬傳遞對我的意義很大。
因為我之前經歷過汶川地震，所以這次在選擇希望進行火炬傳遞的城市時，我毫不猶豫地選擇了也曾經歷過強震的日本福島縣。在福島也有很多經歷過地震災害的青少年，我想著如果我真的能去福島傳遞聖火，也許會給他們起到一個很好的示範作用。後來奧組委反饋給我，他們選我的理由也是如此：復興不屈的精神，希望通過傳遞奧運聖火，給全世界遭受各種自然災害的青少年帶去希望和力量。
現在回想起來，2008年傳遞聖火的經歷改變了我之後人生的軌跡。當時我在青海省格爾木市傳遞火炬，青海省政府特意帶我們到周邊看了看，我覺得藏區特別美。第二年大學畢業，我就報名去川西高原最偏遠最貧窮的縣城之一的甘孜州新龍縣做了高原警察，可以説是2008年那次火炬傳遞開啟了我和藏區的緣分。
（廖宇靖參與2008年北京奧運會火炬傳遞 圖源網絡）
我從16歲開始寫小説，初中時比較自閉，三年下來和有些同學甚至沒説過一句話，寫作是我的情緒宣泄口。最早我寫了一部中篇小説，給文學期刊投稿，沒想到被刊發了。當時信心一下子提升了，我就把1萬字的中篇小説變成10萬字，之後也順利出版了，就是從那時起，我開始了長達18年的創作生涯，直到現在。
2009年考警察之前，我已經出版了幾本書，還幫黃渤這些知名影星寫過電影劇本，當時收入挺不錯的。但是那時我的閱歷已經支撐不起我的作品了，我寫的內容都是靠自己去編，我想以更真實的一段經歷來充實我的人生。
碰巧那年國家政法體制改革，我就考了四川警察學院，讀偵查學。我還記得當時我的筆試面試成績特別高，但就是體檢卡在了體重上，那時我才97斤，太瘦了。第一次體檢沒通過，醫生説給我三天時間，讓我起碼要達到100斤，但最後也只撐到了99斤。後來第二次體檢前，我做了一件特別傻的事，瘋狂地吃饅頭、喝水，那種桶裝的礦泉水我至少喝了三桶，檢查完後像喝醉酒一樣吐了，其實現在想起來是很危險的。
我做高原警察那幾年從沒有離開過大山，一直在刑偵一線，除了辦案之外，我還是法醫助理，配合法醫解剖。我們的工作是跟生死打交道的，有時候去山裏抓捕犯罪分子，路途遙遠，汽車、摩托、騎馬、徒步，什麼交通工具都乘坐過，常常要穿著防彈衣背著槍在高原上奔跑，工作結束後累得都邁不開步子。
藏區的生活很單一枯燥，有時連網絡都沒有，平時除了工作就是寫作，我的同事都不知道我是作家，他們都是在我辭職後看報道才知道的。那時候我最喜歡聽藏族小夥伴們講關於藏族的傳説和故事，之後我出了兩本跟藏族有關的書，是我所有作品裏面賣得最好的。
高原警察做了三年後，一來考慮到父母年紀大了想回他們身邊，二來相比起“鐵飯碗”的安逸，我還是想讓我的人生處於一種奔跑的狀態，所以我就辭了工作，回到成都開始全職寫作。
我是那種敢於打破舒適圈的人，有自己想做的事情就會去做。兩年前，我發現我在創作中遇到一些瓶頸，就想在未來轉變一下自己的創作方向，做一些跨國際的研究，於是我申請了東京大學社會科學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員，主要研究日本的青年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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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這次聖火傳遞特別波折。2019年6月，我向東京奧組委提交了申請材料，中間經歷了預選、總決選，直到2019年12月25日晚上才正式接到成功當選上火炬手的通知。當時特別有意思，郵箱直接把這個郵件默認成了垃圾郵件，我是兩天后整理郵箱時才發現的。
其實提交資料後我並沒有抱太大希望。因為這屆奧運會火炬傳遞在日本本土進行，火炬手的選拔原則上也只針對日本本國人或者在日本工作的外國人。而且我後來通過新聞報道了解到，本屆火炬手的選拔競爭非常激烈，一共收到了100多萬份申請書，比如福島縣收到的申請書超出指定的傳遞名額200倍。
2019年12月，我到了日本開始做研究。2020年1月我從東京回到成都，按原計劃我是2020年3月26日在福島傳遞火炬，但之後日本疫情越來越嚴重，等我再想回日本的時候，他們改變了入境政策不再簽發新的簽證，我當時就回不來了。
按照東京奧組委的規定，像我這種情況是會被直接取消火炬手資格的，但是他們考慮到我自身特殊原因，就破例為我更改了。奧組委跟我説，他們是第一次單獨為一個火炬手破格更換傳遞城市。由於時間原因，在第二次選擇傳遞城市時，我選了最後一站——東京。
（廖宇靖收到東京奧組委的郵件 圖源廖宇靖微博）
今年6月20日我到達東京，出發前在國內接種了新冠疫苗。我租住的地方在淺草橋附近，毗鄰“二次元聖地”秋葉原，周邊交通很方便，而且有很多正宗地道的川菜館，能滿足我的“中國胃”。奧組委什麼都不管，14天隔離生活期間的開銷都是我自費的。
在辦理入住的時候，房東問我為什麼在疫情如此嚴重的時候逆向而行，我説我是東京奧運會國際火炬手，7月12日將在東京傳遞奧運聖火，當時房東滿臉驚訝。
之前有媒體報道説我是唯一一名中國火炬手，這個説法其實不太準確，參加這次傳遞的肯定不止我一個中國人，但是我可能是唯一一個從中國專門飛到東京來傳遞聖火的，應該説我是唯一的中國籍國際火炬手。
我的隔離生活除了寫作便是吃喝睡，只有到了傍晚，我才會戴好口罩，去外面“放放風”或是去超市採購生活用品。
日本政府實施“自主隔離”防疫政策，其實就是“自己回家，自覺隔離”。按照防疫要求，我每天上午十一點左右會收到厚生勞動省的健康調查郵件，需要在下午兩點前回復，郵件一般是跟我確認兩個問題：體溫是否在37.5℃以上，是否有感冒症狀。
此外，我在機場入境時被要求下載一個叫“MYSOS”的APP。隔離期間，我每天都會在這個APP上不定時接到厚生勞動省的“查崗”視頻電話，工作人員會詢問我的身體健康狀況以及是否有外出，他們會要求我在視頻中展示我的房間背景，以此來證明我真的沒有亂跑。
這次東京奧運聖火傳遞我等了一年半的時間，之前一直對這一天有很多幻想，想象過在傳遞過程中要做哪些動作、喊哪些口號。疫情發生後，在沒有取消公路傳遞之前也有過這種幻想。為了這次傳遞，我專門去減肥，從145斤減到了118斤，你算一下，我瘦了27斤。
但是最後我來了東京，連跑都跑不了，其實還是挺失望的。不過後來一想，這一屆東京奧運會真的太不容易了，如今還能夠舉行這樣一個儀式就很不錯了。我已經釋懷了，不然還能怎麼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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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有遺憾，不過聖火傳遞那天，還是有幾個點讓我挺激動的。由於疫情，現場沒有觀眾，每個火炬手可以帶4名親友進入場館，我帶了日本導演竹內亮，他正在拍攝一部東京奧運會的紀錄片，之前聯絡過我，希望跟拍我傳遞聖火。
（廖宇靖與日本導演竹內亮 受訪者供圖）
那天我點了火炬以後，我的親友團竹內亮導演和幾個中國朋友在現場高喊我的名字。我特別興奮，他們喊“廖宇靖加油”，我回應他們喊“中國加油”，而且還喊了兩聲，聲音特別大，我覺得太爽了。
當時場館內很安靜，之前培訓會的官員要求我們不要喊口號，但是真的站在臺上，聽到親友團不斷叫我名字的時候，我內心還是被點燃了，一年多以來各種複雜的情緒在那一刻都釋放了。
另一個激動的地方是，當我傳遞完火炬走出場館的時候，看到那一幕真的驚呆了：大概有10多個中國留學生在場外舉著國旗為我加油，還唱著《歌唱祖國》。後來據我了解，他們提前6個小時就到了場地，並且專門為這次活動買了國旗，一面大的10多面小的，其實在國外買國旗並不容易，一方面少，另一方面特別貴。
因為整個奧運火炬傳遞都是非常冷清的狀況，特別是當我一個中國人獨自在異鄉，當時看到這種場景真的特別自豪，特別感動，瞬間熱淚盈眶，你不知道在國外看到五星紅旗是什麼樣的感受。
過去這一年半裏，有關東京疫情和奧運會的消息我都會密切關注，真的是經歷了太多波折。奧運會推遲整整一年，從福島到東京，從有觀眾到沒有觀眾，從公路傳遞到室內，一次一次的改變，很多東西把你折騰久了，你內心也會很疲憊。
其他的火炬手可能理解不了我這種複雜的心情，所以這也是為什麼那天我看到等待在場外的中國留學生們會那麼激動，就在那一刻我覺得此前所有的負面情緒都煙消雲散了。
（傳遞完奧運聖火後，廖宇靖與中國留學生合影 受訪者供圖）
這幾天走在東京的大街小巷，你幾乎看不出一場舉世矚目的體育盛會幾天后就要在這裡舉辦，一切都顯得太安靜了，你需要用心去尋找，才可以偶然發現一些東京奧運會的宣傳痕跡。
我有留心街邊和奧運會有關的元素，隨著開幕式的臨近，每天都有一些非常細微的變化。我發現我家門口挂的與奧運相關的旗子越來越多，每天增加一點，但整體來説還是非常平淡的。
我感覺日本政府是想有意地逐步提升奧運會的氛圍，畢竟他們也要考慮到當地民眾的情緒。就在7月12日傳遞聖火當天，場館外仍然有很多反奧人士拉著橫幅，高喊著口號，反對舉辦奧運會。
我內心還是希望東京奧運會能夠成功舉辦，我覺得在全球新冠疫情依舊肆虐的情況下，一屆奧運會的成功舉辦或許能成為人類戰勝疫情的一個風向標，提振全球共同抗疫的信心。但其實我也不知道這屆奧運會最終會辦成什麼樣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