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生物學家徐星：講述恐龍化石裏的中國故事
央視網消息：頂著太陽，趴在戈壁灘上，拿著細毛刷子刷石頭，在厚土巨岩中滄海拾遺。年輕時，徐星每年總要在野外度過三四個月。
在野外曾因連續行走20余天，襪子攢了太多的鹽和塵土，竟然硬得可以立起來。在大漠無人區考察，是對人類科學精神和意志品質的高度考驗。儘管如此，這位50多歲的中國科學院古脊椎與古人類研究所研究員、古生物學家依然無法抗拒大自然的吸引力，野外考察仍是他每年必備的工作項目。
在人跡罕至的地方，尋找著億萬年前古生物的蛛絲馬跡。徐星享受這種探險的樂趣，他也一直堅稱自己是幸運的。
28歲，他發現長羽毛的北票龍；31歲，比始祖鳥還小的“趙氏小盜龍”橫空出世；34歲，他提出四翼恐龍假説；發現長有翼膜翅膀的奇翼龍時，他46歲。“有些發現非常偶然，但如果不堅持去野外，偶然就不會發生。”
化石不會説話，而徐星則是善於從化石中發掘並講述精彩故事的人。
轉變
小時候，徐星的理想是成為高僧、數學家、天體物理學家。接到北京大學的錄取通知書時，這個被調劑的高中生跑去問老師，什麼是古生物學？老師説，不知道。徐星放心了：“連老師都不知道，一定非常現代。”
出生在新疆新源縣的徐星祖籍江蘇，父母參加江蘇大中專支邊團支援邊疆後在新疆定居。儘管生活並不富裕，父母還是會為他購買各種各樣的圖書，在信息閉塞的小城裏，讀書為他打開了一扇了解世界的窗口。徐星決心一定要去未名湖畔的北大讀書。
徐星高考那年，北大物理系在新疆沒有招生名額，僅有的幾個名額也都在冷門專業。徐星已經不記得自己填報的是什麼專業了，但“肯定不是地質學”——為了進北大，他也在“服從分配”前面打了鉤。
大學時代，徐星對經濟學更感興趣，他讀過薩特、維特根斯坦、馬克思、薩繆爾森等人的著作，跟經濟相關的統統來者不拒。“畢業前一年的八月我開始到人大旁聽”，他盤算著將來讀一個國際金融之類的經濟學專業。
也正在這個時候，學校開始推薦研究生。23歲的他沒能去讀經濟學專業的碩士，而是被免試推薦到中科院古脊椎所，跟隨古生物專家趙喜進專門研究恐龍。
在接受免試推薦的過程中，徐星頗為“糾結”，但最終還是接受了“命中註定”。
當時，國內做恐龍研究的人非常少，在開頭的兩年裏，他依然“不務正業”，迷戀計算機。直到研究生階段的第三年，迫於畢業論文的壓力，徐星才真正進入角色，看化石、看標本、寫論文……漸漸地，他發現恐龍的世界竟如此有趣。
第一次親手觸摸恐龍化石的時候，徐星仿佛感覺到了億萬年前的生命，尋找化石中的秘密就像是福爾摩斯探案……知識與認知從量變累積成了質變，又在大自然中真正的探索後，他終於知道，“原來古生物學能夠滿足我所有的願望，原來古生物學才是我的真愛，真正的興趣”。
他和導師趙喜進共同完成了對當時世界上已知最早的角龍類“朝陽龍”和最早的鐮刀龍類“峨山龍”的研究，論文最後分別發表在美國的《古脊椎動物學報》和英國的《自然》雜誌上。這是徐星第一個重要的研究成果，而這樣重量級的認可也給了他繼續走下去的動力和鼓勵。
“在‘外面的世界’轉了一圈，最後還是回到原本的人生軌道上來。”回憶往事，徐星感慨。
探尋
徐星一直覺得自己與古生物學專業是“先結婚後戀愛”。
從上世紀九十年代末開始，徐星幾乎每年都和團隊去野外考察，足跡遍佈新疆、東北三省、內蒙古、河北、山東、雲南和湖南等地。
在野外，翻車、毒蟲咬傷，各種事故風險暗藏途中。在新疆準噶爾盆地，徐星經歷了一次“有驚無險”——載著他和另外兩名外國科學家的汽車從山坡上駛下來後，不到半小時，剎車管就斷了。“幸好當時我們已經到達山下，如果提早30分鐘丟了剎車，後果不堪設想。”
雖然研究者會根據地質條件和已有研究的分析和判斷來進行野外考察選址，但挖掘化石的過程仍然充滿了不確定性。徐星坦言，在歷次野外採集中，至少有三分之一的野外考察沒有發現具有明顯研究價值的化石。
徐星採集過體積最小的恐龍化石是散落在地表的小牙齒，小到肉眼無法看清。在微體化石較多的區域，野外隊員通常伏在地面尋找，“腦袋、眼睛都快貼著地了”。論體積龐大的化石，徐星曾採集到一個蜥腳類恐龍化石，包裹著化石的岩石單個重達六七噸。“那個化石還不完整，完整的話，光龍的脖子就接近15米長。”
他樂此不疲地尋找著“恐龍進化”的答案。
“億萬年前，一種帶羽毛的恐龍脫離同類，飛向藍天，演化出今天的鳥類大家族。科學家們希望能夠全面揭示這一歷史進程。隨著越來越多相關化石的發現，他們離這一願望的實現已越來越近了。”
徐星撰寫的《飛上藍天的恐龍》被收錄入人教版小學4年級的語文課本。他用短短千字，介紹了恐龍的一支向鳥類進化的過程。正是這篇科普文章，喚起了許多孩子對恐龍的興趣，而尋找“飛向藍天的恐龍”的同伴也越來越多……
野外尋找恐龍化石，存在“新手運氣”和“最後一天運氣”的説法，無論哪種運氣，都是這個行業的神秘傳説，更是科學的精神與遠古生命的溝通。
理想
徐星，不僅是世界上命名恐龍有效屬種最多的古生物學家之一，主要從事中生代恐龍化石及相關地層學的研究工作，這個冷門專業背後的他也是一位儒雅而細膩的學者。
“關於生物進化的問題，全世界都很關注。”徐星認為，“古生物學不是實用性強的學科，但不把實用當目的，找到未知世界的可能性反而更大。”
這些年，徐星赴美國、英國、阿根廷等多個國家參加學術會議，共發表中、英文學術論文近250篇。“科學的一個基本特徵就是要公開發表論文，讓同行來評議。”
他積極籌建內蒙古二連盆地白堊紀恐龍國家地質公園、山東諸城白堊紀恐龍國家地質公園、新疆昌吉恐龍館等多個自然博物館，參與錄製電視臺和電臺的科普節目，勤寫科普文章，徐星尤其樂於給小朋友做恐龍科普，分享探索自然奧秘的樂趣。在徐星看來，知識不應只停留在學術圈內，更要向公眾傳播。
走進他在中科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的辦公室，立櫃一側密密地貼著幾封筆跡稚嫩的信件。一個“恐龍小朋友”告訴“親愛的徐星叔叔”：“我明白要想將來研究恐龍，是需要做很充分的準備工作的……我覺得現在所做的一切，其實都是為了實現自己的夢想而努力。”
“追逐理想是永不停歇的，要抓緊時間做更多的嘗試。一旦發現自己熱愛的，就要牢牢抓住。”
如今，徐星不僅行走了四方，還去到了自然歷史的縱深處，尋找探索了世界深處的秘密，夢想成真。（校對：宋春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