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揀核，早下種。深根短幹，稀科肥壅”，這句400年前曾在松江地區廣為流傳的栽種棉花的口訣，出自徐光啟的手筆。據説當年他還創作了大量的關於農業的童謠，可惜到今天早已失傳了。幸運的是，徐光啟留下了一本聚集了中國農業智慧的煌煌巨著。這本書就是洋洋灑灑約50萬字，共60卷的農業百科全書──《農政全書》。今天的學者們認為，正是這本書，使徐光啟成為中國十六世紀開始的農業革命中最為重要的人物。

　　時光回到1607年夏天，徐光啟的父親去世，他回鄉為亡父守制三年。也就是從那時起，徐光啟在故鄉上海開始了最早的農業種植試驗。不過，徐光啟在上海的首次農業試驗卻是以失敗告終的。冬天托朋友從福建帶回來的番薯，到了春天，不是腐爛了就是發芽了，種到地裏根本長不出來。怎麼辦呢？第二次，徐光啟乾脆請朋友把種苗放在桶裏，連土一起帶到上海，這才算種植成功。緊接着，徐光啟又巧妙地借鑒了北方的地窖。番薯放置在常溫、乾燥的地窖過冬，就不會發芽，從而有效地解決了種薯過冬的問題。近四百年過去了，長江下游的農民還在用這種方法保存過冬的番薯。2005年12月，江蘇南京氣溫驟降，六合區大泉村農民於洪榮，到自家的地窖裏查看番薯有沒有受凍。

　　今天，天津人和全國大多數地方的人一樣，以米飯為主食之一。但在明末以前，這是不可想象的，徐光啟把江南的優質水稻引種到天津，這是一次極為大膽的嘗試。1613年秋天，徐光啟在離北京不遠的天津找到了可供他耕作的田地。當時的天津，因為土地乾旱貧瘠，常常幾年才能有一次收成。要讓從江南移植而來的水稻在這裡活下來，這可能嗎？徐光啟首先需要解決的，是要通過造肥施肥來改造北方的土壤。他虛心地向當地農民請教技術，為了尋得正確的方法，徐光啟的足跡遍佈華北、華東、華南的十余處地方，並把自己走訪得來的實踐經驗反復進行實驗改進。為確保引種成功，徐光啟還特地從家鄉請來幾位種植水稻的高手，並尊稱他們為“田師”，向他們請教，並和他們一起商量種植方法。經過反復分析之後，他們認為下一步急需解決的，是水利灌溉問題。

　　是不是（這些）西方科技的啟蒙，使得徐光啟要決心尋找到改造中國傳統農業的方法和竅門呢？我們不得而知。但我們知道，在1607年，利瑪竇還曾經向徐光啟引薦了另一位來自意大利的傳教士，這個人叫熊三拔，帶來了一本書，叫《泰西水法》。1612年，徐光啟從熊三拔那裏學習了《泰西水法》，並將筆記編輯成六卷，刻印出版。書中涉及到了大量水利機械的製作，水利工程設施的建造。在翻譯《泰西水法》的過程中，徐光啟找來了幾位木匠、鐵匠，和他一起聽熊三拔的講解，然後畫出結構圖樣，再製作出來。這些造型奇特的木頭傢伙，在當時的京城裏一定引起了轟動。只是那時人們還無法認識到它們的真正威力。

　　那些曾經放置在徐光啟家中，形狀古怪的木質器械，從庭院中搬到了田野裏。《泰西水法》中取水、蓄水的技術終於得到應用和驗證，水稻的灌溉問題一舉解決了。徐光啟再次感受到了西方科技的神奇力量。徐光啟在天津成功引種的水稻，後來被稱為“葛沽水稻”，那就是現在聞名全國的天津“小站稻”的前身。

　　天津期間，徐光啟一邊實驗一邊總結。書房裏關於農業種植的書稿也越積越厚，他寫出了多本農學著作，包括《宜墾令》、《北耕錄》等。徐光啟在天津的大規模種植實驗一直進行到1621年。這中間，他幾次回到朝廷任職，但都時間不長，隨着年歲的增長，徐光啟的身體狀況越來越差。此時的明帝國已經是內憂外患、岌岌可危，滿清的鐵騎早已在北方肆虐，年幼的天啟皇帝卻被宦官控制，朝綱大亂。已是花甲之年的徐光啟，似乎也走到了他政治生涯的盡頭。

　　1621年，徐光啟獲准回故鄉上海養老，整個天啟朝前後7年，徐光啟始終沒有再做官。雖然年老體衰，但只要身體許可，他仍堅持不時到田裏去。因為他已經着手編撰一部百科全書式的農業著作，他要把畢生所學寫進這部書。今天我們看到的《農政全書》，堪稱是中國古代歷史上體系最為龐大的農業百科全書。這是一部空前的集大成之作，全書徵引的文獻有225種之多，可謂是“雜採眾家”。與明代以前的幾本經典農書相比，《農政全書》有着鮮明的特色，前人所著的可以説是純技術性的農書，而《農政全書》卻始終貫穿着徐光啟治國治民的農政思想。

　　《農政全書》巨大的閱讀量和文字工作量，耗費了徐光啟晚年大量的時間和心血。他的孫子徐爾默説，徐光啟數十年對“大而經綸康濟之書，小而農桑瑣屑之務，目不停覽，手不停毫”。然而直到1633年徐光啟病逝，全書的編撰工作仍未完成。臨終前的徐光啟唸唸不忘《農政全書》，囑咐他的孫子徐爾爵務必儘快將此書編完。1639年，徐光啟去世後六年，全書終於由他的學生陳子龍編定完成。

　　徐光啟的《農政全書》，成為幾千年農業中國的最後一部農學經典。徐光啟也因此被譽為中國以探究自然知識為終生志向的儒士中，最後一個古代大師和近代中國的第一位學者。但這也從另一個側面反映出徐光啟在政治上的失意和無奈，對於尚處於農業社會的明帝國而言，他的創見和思想是何等的彌足珍貴。但徐光啟種種周全的政策和設想卻始終得不到實踐的機會，而只能藏在經卷之中。

　　明朝末年，明帝國面臨着前所未有的危機。日本在東方崛起，在南方，葡萄牙、西班牙和荷蘭的戰船已經進入了馬六甲海峽。北方的滿族人統一了滿洲和蒙古，在長城之外不斷侵襲內地。明帝國從未在如此廣大的戰線上同時面臨如此眾多的強敵。局勢發展到1627年似乎有了轉機。在送走了放蕩、庸懶的萬曆皇帝和被宦官控制的傀儡天啟皇帝之後，帝國的臣民終於迎來了一個雄心勃勃的實幹家──崇禎皇帝朱由檢。

　　徐光啟也很快感受到了這位新君的雄心壯志。1628年1月，崇禎皇帝恢復了他禮部右侍郎的職務。合上初步編輯完成的《農政全書》，六十七歲的徐光啟結束了在故鄉上海六年的閒居生活，趕赴京城。君臣一見面，求才若渴的崇禎皇帝對徐光啟這個三朝老臣恩寵有加。第二年4月，徐光啟升任禮部左侍郎。然而，就在這一年夏天，禮部下屬的欽天監卻出了一件大事。1629年6月21日，欽天監對北京發生的日食預測失準。日食早了半個時辰開始，晚半個時辰結束。崇禎皇帝對此非常惱怒，下諭責罵説，“天文重事，這等錯誤，如再錯誤，重治不饒”。崇禎皇帝為何對一次天象預測的錯誤如此惱怒呢？據説是因為他認為，萬曆、天啟皇帝在祭祀天地、祖先，以及頒佈曆法上的玩忽職守是導致國家危機四伏的原因之一。崇禎皇帝對明王朝社稷懷有深深的憂慮和恐懼，深怕祖宗傳下的江山在他手中失去。天象預測如此失準，皇帝當然勃然大怒。

　　但更為嚴重的是，明王朝一直嚴禁民間學者學習天文學。傳統的天文曆算民間已經無人通曉，官方學者又往往玩忽職守，不肯安心做學問。天象預測失準，早已影響了百姓的日常生活和社會的各個領域。為帝國修訂一部新的準確的曆法，是徐光啟很早以前就形成的一個願望，也是利瑪竇生前曾計劃過的，但都因帝國的王公大臣們的極力反對，而未能實現。早在1612年，徐光啟曾獲得過一次短暫的機會，不過後來也不了了之了。這次崇禎皇帝勃然大怒，終於讓徐光啟看到了機會。

　　同年8月29日，他以禮部名義上書建議修訂曆法。這是他時隔16年之後，再一次試圖修改早已嚴重失準的《大統歷》，徐光啟的奏章三天后得到了皇帝的批復。這裡就是當時徐光啟修訂曆法的所在地首善書院。書院可以重新修整，然而16年前被推舉修訂曆法的五個人，除了徐光啟和李之藻，其餘的人都已經不在人世了。熟悉西洋曆法的耶穌會傳教士龐迪我、熊三拔也都先後去世，誰來幫助徐光啟完成修訂曆法大事呢？這成了擺在徐光啟面前的首要問題。

　　受徐光啟的邀請，德國傳教士鄧玉函很快趕到了北京，他的主要工作就是研製新式天文儀器。就在這一年，他成功研製出了三架望遠鏡，此時距意大利天文學家伽利略研製出世界上第一架望遠鏡不過20年。之後鄧玉函在徐光啟的大力支持下，又先後研製成功了多種新式天文儀器，包括七政儀、列宿儀、平渾儀、交食儀、天球儀、地球儀、日晷、時鐘，這些儀器的研製成功為徐光啟修訂曆法提供了必備的保障。然而得到皇帝支持，又有高手相助的徐光啟，此時仍然面臨一個十分棘手的問題。那就是如何平息欽天監老監員的不滿情緒呢？

　　這裡是位於北京東城的古觀象台。三百多前，在這裡曾出現過一次東西方曆法的直接較量，這次較量的策劃者就是徐光啟。1629年深秋，徐光啟在全國範圍內徵集通曉天文的高手，與此同時他邀請通曉天文曆法的耶穌會傳教士參加。大家齊集北京觀象台，對本年度將要發生日月蝕現象作出自己的預測。

　　各路英雄各顯神通。最後的結果，耶穌會傳教士預測最為準確，欽天監老監員們的預測則完全失準。經過這次競爭上崗的考試，採用歐洲先進的第谷天文體系的耶穌會傳教士令人信服地成為欽天監裏的主流。

　　牛刀小試的徐光啟，甚至醞釀着一個更為大膽的設想，他根據自己對當時西方科技的理解，列出了天文曆法、水利工程、兵器兵法及軍事工程、建築工程、機械製造、地理測量、

　　醫藥等十類學科，並建議朝廷開展這些方面的分科研究。如果徐光啟提到的每個學科都能設置相應的研究機構，那麼明朝末年的中國就將形成一個規模相當可觀的“國家科學院”了。

　　然而滿洲人的鐵騎很快就打破了歷局內的寧靜。1629年冬天，皇太極的大軍連破明朝北方多個城池，直逼北京城。深得崇禎皇帝信任的徐光啟接到了一個新任務──指揮訓練京城內的軍隊。徐光啟在訓練新兵的同時，開始籌劃在北京就地製造火炮。火炮的威力讓皇太極深感不安，考慮到北京、涿州兩地都備有洋炮，皇太極選擇了退兵。危如累卵的華北局勢，總算得到暫時緩解。但明王朝對西洋火器的漠視遲早會帶來毀滅性的災難。

　　修歷大事在當時局勢稍稍穩定之後的1630年秋天重新開始。這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也就是崇禎三年的除夕日，徐光啟抱病前往位於北京東城的觀象台，推算冬至日的準確時刻，觀察和核對天象記錄。但由於觀象台年久失修，地面不平，徐光啟在觀測天象時不慎跌傷腰腿。這次事故給他的健康帶來了巨大的打擊，徐光啟原本就有多年未愈的肺病，年近古稀又受此重傷。1631年1月，受耶穌會委派的德國傳教士湯若望從西安來到京城。病榻上的徐光啟知道這個消息後，幾次上疏朝廷，極力推薦湯若望。之後湯若望開始協助徐光啟進行修歷的後期工作。1633年10月，自知時日無多的徐光啟又舉薦他的學生李天經接手歷局的管理。

　　這年的深秋，京城已是涼氣逼人。東閣大學士徐光啟簡陋的住室中油燈閃爍，他床上的墊被已破舊不堪，棉被中還有一個破洞，書桌上擺放着數之不盡的手稿。除此之外，整個住所裏只有一個舊箱子，上面擺放着幾件破舊的衣服和一兩銀子。彌留之際的徐光啟，有三件事始終放心不下，一是遼東前線的戰況，一是他耗費半生精力編撰的《農政全書》的出版，再有就是《崇禎歷書》的定稿。

　　公元1633年11月8日，徐光啟在北京寓所逝世。臨終前一日，他還請學生筆錄了他的上疏，請皇帝為《崇禎新曆》作序，並對他的修歷工作做了總結。去世的當天他又進呈了《進繳?印開報錢糧疏》，把工作的善後事宜作了安排。徐光啟負責修歷四年，大致已經完成了《崇禎歷書》的編定。徐光啟去世後兩年，由他親自選定的湯若望、李天經完成了自己的未竟事業。成歷書一百卷，共分十一部，名曰《崇禎歷書》，又名《西洋新法歷書》。這部來之不易的曆法，有着怎樣的突破和創新？等待着它的，又是怎麼樣的命運呢？

　　這裡是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導游結合這件明朝鑄造的天文儀器，給大家講述了《崇禎歷書》的歷史價值。《崇禎歷書》是根據徐光啟的“會通”理論編定的，徐光啟認為，“會通”的基礎是“翻譯”，他所謂“欲求超勝、必須會通、會通之前、先須翻譯”。根據這個原則，欽天監聘用耶穌會士，請他們對《格裏高利歷》作出翻譯，然後由欽天監的中國學者與傳統曆法進行比較，西方曆法符合中國傳統的加以引進，中國曆法不符合實際運行的部分就加以刪除。從“時辰”到“小時辰”，從“一百刻”到“96刻”，從“三百六十五又四分之一”到“365天”，中國人的時間觀念和曆法體系第一次與世界同步。

　　然而可惜的是，面對這樣一部全新曆法，崇禎皇帝又沒了主意。到底是沿用祖宗留下的《大統歷》，還是變法維新，頒佈這部革命性的曆法，他猶豫不決。直到1644年，他才下令刻印《崇禎歷書》，向全國頒佈。同年4月24日，李自成攻入北京城，崇禎皇帝自縊於煤山，明王朝壽終正寢。

　　朝代的更替沒有影響到由徐光啟和利瑪竇而始的中西方文化交流，這股西學東漸的熱潮要持續到清朝乾隆年間。今天的學者認為，明清之際的中西文化交流是兩種文化間第一次較大規模的實質性接觸。在此期間，從歐洲來到中國的傳教士達到二、三千人之多，來自東西歐十幾個國家，他們的足跡幾乎遍佈整個中國。

　　“西學”已成為匯入並推動明清“實學”思潮的一股力量。在這次持續約一個半世紀的

　　西學東漸的過程中，西方的天文學、數學、物理學等對中國産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而徐光啟無疑是最早的開拓者和代表性人物，他也因此被稱為中國近代科學的先驅。

責編：徐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