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記者 趙靈敏 發自東莞
著名導演賈樟柯的獲獎電影《三峽好人》裏有這樣一個情節：麻幺妹拿出16歲女兒在東莞打工的照片，她穿着廠服，站在簡陋的工廠大門前面。這不經意的一幕，無意間折射出大部分國人對於東莞的想象：那是“更南的南方”，是一個打工的地方。
但就在這部電影在全國各地影院熱播之時，在東莞高歌猛進了近20年的“打工經濟”已經疲態畢現，2007年GDP增速首次下降，“民工荒”、“電荒”、“企業外遷”等更成為媒體近幾年報道東莞時最常用的字眼，此時的東莞呈現給人們的，更多是一幅左右為難、進退維谷的圖景：誰都知道原有的模式已經難以為繼；但如何轉型，轉型能否成功，誰的心裏也沒底。如果舊的産業轉了，新的又沒有來，東莞將何去何從？
在全國産業梯度轉移、各地都熱衷於招商引資的背景下，東莞的今天，很可能是很多城市的未來；而東莞的困局，正是今天整個中國實體經濟所面臨的困局。
東莞憑什麼
如果不是因為東莞的名聲在外，全國大概沒有多少人能準確讀出“莞”字。而東莞這個因為歷史上盛産“莞草”而得名的城市，在之前的1000多年裏一直默默無聞，它時而屬於增城，時而又被稱為寶安。直到虎門銷煙，東莞才在中國歷史上有了一席之地，但大多數人並不知道虎門是東莞的一部分。
解放初期，東莞屬東江行政區管轄。1952年，又屬粵中行政區。1956年，屬惠陽專區。 1985年，東莞經國務院批准列為珠江三角洲經濟開發區，同年9月撤縣建市；1988年1月升格為地級市，是全國四個不設區的地級市之一，直屬廣東省管轄。而此時，在成本上升的不斷擠壓下，香港繁盛了幾十年的本土出口加工業已是強弩之末，正迫切需要轉移，一線之隔的廣東於是成為首選。
然而，在港商可能的一眾落腳點裏，東莞的條件看起來並無多少突出的地方：東莞雖然也有大量的海外東莞籍鄉親，但比起潮汕、江門的五邑顯然相形見絀；東莞本地並無多少工業基礎，這一點也比不上順德、南海，但是，20年後的今天，東莞卻成了珠三角經濟增長最快的城市，幾年前紅極一時的順德模式卻陷入了危機。到今天，一提到珠三角的製造業，東莞的IT製造業就成了當然的代表。那麼，東莞憑什麼？
“東莞的成功是天時、地利、人和共同作用的結果，”中山大學規劃設計研究院院長李立勳告訴記者，“天時是改革開放和香港的産業轉移，地利是瀕臨香港、深圳，是來往廣州、深圳的必經之地，人和則是東莞抓住了機遇，大幹快上。”
顯然，在這三個因素中，地利的因素更為根本。改革開放和香港産業轉移對廣東其他地方也同樣具備，而這些地方當然也準備“大幹快上”。深圳知名民間區域經濟觀察者金心異就認為，東莞的成功，除了表明了體制優勢的不可替代外，又一次證明了地緣優勢的一本萬利。生存於三座國際性大都市的夾縫中，是東莞城市發展的巨大壓力，卻是東莞經濟成長的難得條件，是其他同類競爭主體無法企及的獨特優勢。這就不難理解，在廣東省內，同樣面向香港、接續深圳，在九龍、羅湖到東莞市區、惠州市區直線距離幾乎相等的情況下，僅因與廣州距離的相對疏遠，惠州與東莞雖比鄰而居，甚至還曾一度是東莞直接的行政上級的所在地，卻永遠譜寫不出東莞那樣的輝煌。
而廣、深都誓言要成為國際化大都市，所以自1990年代初以來，兩地的低附加值“三來一補”産業也開始轉移，加上此時台灣的電子和IT産業開始轉移大陸，這些都成了東莞經濟後來超越其他競爭對手而一枝獨秀的重要推手。
而廣東省在改革開放初期，採取了充分的簡政放權的措施，大部分吸引外資的審查政策下放給了各個地級市，使得各個地級市可以因地制宜求發展。而東莞在自己的轄區也克隆了這種模式，把招商引資權全面下放到村鎮，村、鎮自建工業區和廠房，自行招商引資，産生了“村村點火，處處冒煙”的景象。村鎮直接競爭的結果，就是外商投資項目除享受法定的稅收優惠政策，還包括不透明的其他優惠政策，其中就有對各種不利於招商引資的法律若明若暗的違反和抵觸。東莞厚街鎮的一個村幹部就告訴記者，過去的十幾年，外資在他們那裏不但不用交稅，環保、勞工方面也放得很寬，有工人投訴一般都會壓下來。
自1978年9月15日，全國第一家對外來料加工廠——由原來的虎門太平竹器社改辦而成的東莞太平手袋廠正式開工以來至今，東莞在20年間創造了一個奇蹟。憑藉着地緣優勢、全國各地的廉價勞動力和外資提供的資金、技術和管理經驗，東莞從一個無足輕重的農業縣變身為聞名國際的世界工廠，實現了脫胎換骨式的巨變。有一個形象的説法令東莞人欣慰與自得：“不管在世界上什麼地方下訂單，都在東莞製造。”
2007年，東莞的GDP更是達到了創紀錄的3151億元，佔廣東全省的1/10。而從1000億元到2000億元東莞僅用了3年，從2000億元到3000億元僅用了2年。東莞的經濟奇蹟，是中國近30年經濟奇蹟最顯著和最典型的代表。
轉型的壓力
東莞經濟不僅創造了大量的物質財富，也産生為人所津津樂道的 “東莞模式”：由東莞提供土地，或已建成的標準廠房，中國內地四川、湖南、江西等省提供廉價勞動力，外資提供資金、設備、技術和管理的要素組合模式，這一模式最大的特點是外科手術式植入的、外資主導的、外向型的，除了土地是自己的，其他都不是自己的。對東莞這樣之前沒有任何工業基礎的地方而言，在一定的時間裏採取這樣的發展模式也是不得已。
但到了2004年以後，東莞模式開始面臨巨大的危機，以致到了難以為繼的地步：先是突如其來的“民工荒”。其後，人民幣的不斷升值、新《勞動合同法》的施行，出口退稅政策的調整、銀行保證金臺賬實轉的推行等一系列因素，加劇了相當一部分出口加工企業經營上的困難。另外，由於以村為陣，東莞土地的利用效率越來越低，但是卻無法加以整合，是典型的“馬路經濟”。同時，電力和水資源也很緊張。一些地方停電的頻率已從以前的“停二開五”上升到“停三開四”。在沙角鎮有一家電廠，雖然污染很厲害，但政府也不能讓它關閉，只能改良它。如果電廠倒閉了，許多企業也將面臨倒閉。
在這一系列因素的推動下，東莞自去年開始出現了讓人擔憂的企業遷廠或倒閉現象。暨南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封小雲告訴記者，各個村鎮、行業感受到的壓力是不相同的，港資的企業因為處於産業鏈的最低端，受影響較大，而台資、日韓資本和西方資本則受影響不大。石龍、石碣等電子信息産業重鎮，因為聚集着京瓷、柯尼卡等大的電子企業，反應趨淡、波瀾不驚。而廣東省社科院競爭力評估研究中心主任丁力則估計：“倒閉、遷移或不辭而別的企業大概佔10%到20%。”
而對於倒閉、遷廠的現象，李立勳認為不完全是負面的，“並不是所有企業都要留下來，那些高污染、附加值低的企業，正好利用這個機會淘汰。它們走了，才能給其他産業的發展留出空間。”封小雲也認為，一定數量的企業倒閉是正常現象，以前東莞每年也有七八百家企業倒閉，去年達到了1000多家，這是一個必須走的過程。東莞官方的説法也是，這是進行産業升級的大好時機。
如何轉型？
隨着人民幣的進一步升值和宏觀環境的進一步收緊，留下來的企業未來是否要遷廠仍是未知數。
其實早在1994年,東莞就開始實施以産業集群升級為目的的“第二次工業革命”, 提出“三個轉變”思想:即由勞動密集型産業向資本、技術密集型産業轉變；從“數量擴張型”發展向“質量效益型”發展轉變；從“政府主導型”經濟向“市場主導型”經濟轉變。但由於仍有一定資源接納加工型企業，各種成本仍然很低，原有模式的潛能還沒有完全釋放，各級政府並沒有採取有效措施阻止企業向東莞的涌進，這次轉型可謂無疾而終。
但今天，種種跡象表明東莞的模式已到了不得不改的程度，轉型的外在壓力已經足夠。現在，在東莞最耳熟能詳的一個詞彙就是“雙轉型”，即大力推進資源主導型經濟轉向創新主導型經濟、初級城市化社會轉向高級城市化社會。顯然，這是東莞經濟遲早要走的一步。但對於如何實現這種轉型，目前顯然還沒有明確的路徑。更現實的問題是，如何面對這一過程中GDP增速的減緩和産業空心化？舊産業、低水平的勞動力離開東莞，新産業、高層次的勞動力從何而來？
在東莞市勞動部門備案的工業企業用工中，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達60%，具有職業資格等級的技術工人僅佔17%。廣東省省委書記汪洋3月26日在東莞調研時向東莞官員“施壓”：“‘減少人口數量、提高人口素質’是東莞産業結構調整和轉型升級最重要的要求……東莞現在人均經濟水平在珠三角地區相對較低，是因為人口多；社會管理壓力大，自主創新能力不強，則與人口素質不高有關。”
其後不久，東莞市領導在講話中呼籲通過提高房租來減少低層次的外來人口，這一想法不僅遭到了廣大外來人口的抨擊，而且也遭到了有戶口的本地人的抵制，因為這會減少他們的房租收入，而企業搬遷則會減少廠租，同樣會損害他們的利益。
東莞的外來人口據估計有1000萬左右，但戶籍人口只有大約170萬，其中大部分以房租和廠租為生。李立勳就認為，這部分人的生活方式已完全現代化，但生産方式卻是原始的地租經濟，再加上過分務實的性格，往往對轉型持懷疑甚至抵制的態度。丁力則告訴記者，儘管東莞市政府對“雙轉型”三令五申，但村鎮一級大多抱着“新鳥不來，舊鳥不走”的態度，不肯犧牲眼前利益。
東莞厚街鎮的一組數據更能説明“三來一補”與當地根深蒂固的利益關係：2007年，厚街鎮23個村(社區)村組集體經營性收入112030萬元，其中廠房物業租賃收入79935萬元，佔經營性總收入的比重高達71%。在今年東莞市的兩會上，東莞市委書記劉志庚提出：今後東莞市鎮、村兩級財政由市財政直接負責，同時將社保等保障推向所有東莞的戶籍人口。可是，東莞市鎮、村、居民多年形成的利益格局，在眼前還沒走向絕境的情況下，市財政能一包了之？
而此時，東莞處於廣深之間的傳統優勢卻變成了劣勢。從珠三角城市群目前已經形成的産業格局上來看，深圳已經和香港打成一片，兩個城市的一體化程度不斷加深，物流、金融、高新技術産業已經很有規模；另一端的廣州是省會，文化氛圍比較濃郁，各類基礎設施進步很快。兩個城市正叫板新加坡和首爾。在兩地已經成為人才和高新技術産業高地的情況下，東莞憑什麼與之競爭？
儘管如此，東莞目前還是出現了一些産業轉型的新苗頭：在以製鞋聞名的厚街鎮，除了星羅棋佈的鞋廠，也出現了一些鞋類會展業；名傢具展從1999年第一屆的“初試啼聲”，時至今日已“名聲遠播”，規模從初期的4萬平方米擴展到現在的24萬平方米，成功躋身繼意大利米蘭和德國科隆之後的世界第三大傢具展。中國印刷技術展永久落戶厚街。現在每年上規模的工業展近 20 個，厚街成為名符其實的“中國會展名鎮”。還有企業則通過購買高新設備，減少人手，以實現升級和轉型。
但不管是加工貿易企業轉做內銷，或建立自己的品牌，都要假以時日才能見效。一個從事生産加工出口多年的工廠，他們的專長是生産，你如何讓他們同時兼顧分銷網絡？這是一個很現實的問題。東莞市委書記劉志庚認為，東莞産業轉型是艱巨的，不可能馬上就實現，真正要達到目標起碼需要10年。
“東莞化”的隱憂
轉型和升級在東莞已經喊了一段時間，但到底誰才是這一過程的主體，顯然還沒有定論。
在東莞，由於中小企業普遍缺乏升級的能力，外資特別是世界500強企業的技術水平比較高，所以人們會想當然地認為他們會成為轉型的推動者。但丁力認為，外資企業是典型的“松腳型”經濟，是逐利而動的，哪有利可圖就到那裏去，不大可能會費心費力地參與自主創新。封小雲也認為，外資是沒有忠誠可言的。台灣韓國經濟轉型成功的經驗是，必須培養一批紮根本土的當地企業，他們的屬地性決定了他們更有可能和本國經濟同甘共苦。外資一般都有自己的研發體系，大多都不在中國，港資企業沒有轉型的歷史，只會搬遷或倒閉；台資企業的設計、研發也都在台灣，在大陸只是製造部門而已。
在此前提下，東莞民營經濟(20%左右)的不足會是一個不利因素。東莞政府部門一份權威調查報告顯示，2004年，東莞生産高新技術産品的企業投入的研發經費只有5億元，僅佔銷售收入的0.7%。在東莞全市15300多家外資企業中，在東莞設立研發機構的只有184家，所佔的比例為1.2%。其中，投入50萬美元以下的有111家，佔全部研發機構的60.3%。此外，全市研究人員在500人以上的研發機構只有1家，84.2%的研發機構研究人員在50人以下。
和以“蘇南模式”為代表的強政府經濟發展模式相比，東莞在過去20年實行的是小政府，最早的時候，缺乏辦工業經驗的政府沒有能力強力掌控經濟，到了後來，發現不管也能發展得很好之後，政府也就沒有多管。但近幾年，為實現轉型，東莞政府開始有向強政府靠攏的傾向，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想方設法驅趕所謂的“低素質人口”和設立松山湖高科技園。
前者的本意是好的，但人的去留歸根到底是市場驅動的，在東莞仍存在大量製造業並大量缺工的情況下，一味驅趕打工者，對東莞的經濟發展並非好事情。松山湖科技園以優美的環境著稱，但園內略顯蕭條的景象則告訴人們，沒有哪個國家的高科技産業的成功是政府組織和策劃的結果。丁力就認為，在轉型過程中，東莞要切記不要用過去的、過時的模式去解決現在的問題。
就在東莞模式已陷入困境，東莞為了經濟轉型不斷探索和試錯但仍不得其門而入時，全國其他地方的“東莞化”模式卻正在如火如荼地進行。在珠江三角洲走向成功的初期，就有不少專家學者對其發展模式進行了深入研究。其中以順德、中山、南海、東莞為代表的“廣東四小虎”，開創了獨具特色的新工業化之路，著名社會學家費孝通將其稱為“珠江模式”。時至今日，“珠江模式”的其他幾個都面臨這樣那樣的問題，只有東莞一枝獨秀。
而在長三角，蘇州原有的工業化努力被台資IT製造業所打斷，被人津津樂道的“昆山模式”其實和東莞模式並無本質差別，只是引進的製造業相對環保、高端而已，而這也只是因為昆山比東莞起步晚而已。在全國其他地方，包括武漢、長株潭、成都、重慶、天津這樣的新特區，也正急切克隆着“東莞化”這一看起來很美的經濟發展模式，而放棄了自主工業化的路徑。
這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東莞模式”容易迅速見效，只要修了路和廠房，引進了外資，經濟增長就指日可待，而自主工業化則費心力而難見效，影響政績。如果這只是個別地方的選擇，還可理解，但當它成為全國各地不約而同的行動時，又是何等可悲！
當然，這種現象的出現離不開宏觀政策的引導。與其他國家相反，中國在30年改革開放過程中，不僅沒有保護本國市場儘量面向本土企業開放，反而利用各種手段抑制本土尤其是本土民間企業。這使得本土企業無法充分利用國內市場所給予的寶貴的成長機會。這也是為什麼號稱擁有巨大市場潛力的中國，在長達26年的時間中卻沒有自發生長出一家國際巨頭的重要原因之一。與此同時，一大批原本實力稍遜的外資企業，利用中國的有利生産體系發展起來，如沃爾瑪，它自1999年進入中國，2003年就在500強中排名第一，這與中國製造的廉價成本密不可分；還有康師傅和富士康等，皆是如此。這些企業當然增加了中國的GDP，但要靠它們來實現中國的産業升級，無異於緣木求魚。
責編：李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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