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崔繼利，今年59歲。 1969年初中（七年制）畢業後，我被推薦到村衛生所當“鄉醫”，在鄉村基層搞中醫四十年了。我不是科班出身。除80年在絳縣衛校的中醫培訓班學了八個月外，沒有上過任何醫校。現在絳縣衛莊鎮衛生院從事中醫工作，但身份仍是鄉村醫生。

        身落不幸讓我走上學醫路

        我的童年是不幸的。1953年出生剛八個月，父母離婚，我就成了孤兒，是姑媽把我撫養大的。先天不足而又後天缺少營養的我，自幼就體弱多病。四歲那年，我患了一場重病，病魔雖然沒有奪去我弱小的生命，卻留下了小兒麻痹後遺症——腿殘疾了！然而我幼小的心靈卻從不甘落後。在清貧生活的磨難和尋求理想的奮鬥中，我漸漸地長大成人。踏上社會後，我開始反復考慮：自己怎樣才能做一個對社會有益的人。我清醒地認識到：象我這樣一個身有殘疾的農民兒子，又能為社會做些什麼呢？

        我十五歲那年，相依為命的姑媽患了肝病，被病魔折磨的骨瘦如柴。在姑媽彌留之際，她用微弱而顫抖的聲音對我説：“利兒，要是你長大了能給人治病那該多好啊！”姑媽的臨終遺願深深地刻在我的心上！目睹現實，可惡的病魔給我留下終身殘疾，又奪走姑媽的生命，農村缺醫少藥，有多少鄉親被病魔困擾。想到這些，立志學醫的理想在我心中萌發了！

        1974年，我在家庭經濟拮據的情況下，借了錢到縣醫院自費學醫。在生活上低標準、節衣縮食，窩頭加鹹菜就是一頓飯，擠出點錢來，托太原新華書店的老鄉給我寄回所需的醫學書籍。我深感自己起步晚，入門遲，基礎差，便用更多的時間一頭扎進書堆裏。先後讀完了《組織胚胎》、《微生物》、《生理》、《生化》、《藥理》、《內科學》、《婦科學》、《兒科學》等醫學書籍，作了七八百萬字的讀書筆記。在縣醫院這段緊張的學習中，我不僅初步掌握了一些基本的醫學知識，而且更堅定地認準了一條獻身於醫療事業的人生之路。

        一九七六年，我被安排到陳村鄉衛生院當臨時工。但好景不長，後又被“精簡”回家。這帶有“報復”性的打擊，絲毫沒能動搖我從事醫療事業的決心。

        一九七七年，村裏“流感”流行。一些鄉親病倒了。我東家進西家出，為他們打針送藥。我採來中藥熬好一大鍋湯，挨家挨戶送給鄉親們喝。及時控制了“流感”的蔓延。贏得了鄉親們的稱讚和信任。鄉親們見了我就説，你為咱村辦了件好事。人家醫院不要你，咱們村可離不了你這個小醫生。村幹部為了鼓勵我學醫，還救濟了我五十元錢。

        從這裡，我看到了人間的真善美，也看到了希望的光環。儘管我生活道路屢遭挫折，但社會並沒有拋棄我。古往今來，多少名人豪傑在逆境中百折不饒、自強不息的經歷，都説明了一個道理：一個人遭到不幸並不可怕，可怕的是在不幸中倒下，失去進取的信心和勇氣。只要精神不倒。就能夠戰勝困難，創造出美好的新生活，幹出一番事業來。我想，他們能把我從醫院“精簡”回家，但剝奪不了我自學的權利。我在自己的寒舍，在自己的村莊，和姑夫相依為命。過著“出門勞動一把鎖，收工回家就點火”的清貧生活。

        艱辛的生活，不幸的遭遇，並沒有泯滅掉我的理想之火，相反，更點燃了我儘快掌握醫療本領的希望之光。在繁重的勞動之餘，我如饑似渴地讀醫學書。就象饑餓的牛犢遇到了鮮嫩的牧草，那貪婪勁就別提了！從此後，書，竟成了我的精神支柱。成了我的良師益友。痛苦時，它給我安慰；憤怒時，它使我鎮靜；軟弱時，它使我堅強；絕望時，它使我看到希望。我決心不向厄運低頭，用知識打開生活的道路，做一個有益於社會，有益於人民的人。

        參加“中醫骨幹培訓班”

        一九八零年，縣衛生局舉辦“中醫骨幹培訓班”。招收的學員都是大中專畢業在縣鄉醫院從事臨床工作的技術骨幹。聽到這個消息，我立即趕到縣城，找到縣衛生局的領導。他們問了我的情況後説，培訓班講的都是中醫經典，別説你只有初中水平，就是搞中醫多年的人學這些內容，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我説：“我知道自己起點低，基礎差，正因為這樣，我才趕來學習”。領導又説：“教室太小”，我説：“可以在教室外旁聽”。局領導見我求知心切，只好勉強同意了。就這樣，經過軟纏硬磨，我終於當上了一名編外旁聽生。為了珍惜這難得的八個月時間，系統地學到寶貴的祖國醫學理論，我常把黑夜當白天用。除了正常上課，每天晚上只睡三個小時，黎明三點就起床，翻閱醫案，查找卡片，朗讀原著，背誦藥性……。當起床的鈴聲劃破黎明的寂靜時，我寫筆記、做習題、背方劑，已收穫纍纍。參加培訓班的醫生們驚嘆我這個年輕人不知疲倦、吃苦勤奮的學習精神。訓練班結業考試，我十門功課門門優秀，名列第一。那些老醫生在背後議論説：“沒想到這個編外學員跑到咱們前頭了”。

        拿到了中醫執業醫師資格證

        參加這次培訓班後，我更感到自己中醫知識的欠缺。因而我不敢有絲毫懈怠。我制定了嚴格的學習計劃，提出了新的衝擊目標：兩年內一定要系統地學完中醫本科教材，並掌握日語。不達目的、決不罷休、説到做到。於是我託人從西安、鄭州、太原等地買回了中醫大學教材，郵寄了白求恩醫科大學的日語教材，還自費訂了十一種中外醫學雜誌和大學學報。我像螞蟻啃骨頭一點點啃起來。

        我嚴格遵守學習計劃：早上5時準時收聽日語廣播講座，6時到野外背書，晚上11時前從沒睡過覺。我分秒必爭，潛心攻讀，隔壁的打牌聲，影劇院和電視裏的歡笑聲，我都充耳不聞，視而不見。

        正是憑著這種執著的精神和不懈的努力，兩年後，我滿懷信心的系統地掌握了中醫大學的全部專業知識。四大經典幾乎爛熟于胸。治病左右逢源。1982年為了檢驗學習成績，也為了進一步深造，我曾作為唯一的自學青年在運城參加了攻讀碩士研究生的考試。“中醫理論”、“內經”、“傷寒論”、“醫古文”、“日語”五門課都達到了錄取分數線，只是由於臨床實踐年限不夠，憾未被錄取。不過，隨後我還是實實在在地先後拿到了《健康報》刊授學院和山西省中醫學院的自考大專文憑，拿到了中醫執業醫師資格證和執業證。1984年，被共青團山西省委評為山西十大青年，獲得了“山西省新長征突擊手標兵”的稱號。

        隨著醫術的提高，我也有了小名氣，鄉親們生病都願找我。我也把病人當親人，看病風雨不阻，出診不分晝夜，不收出診、注射、包紮等費用，遇到特別困難的孤寡老人，殘疾人，我免費給予治療。送飯送藥到床前。當我用所學的知識，治好一個個患者，讓他們重新走上勞動、工作、學習的崗位時，我更加感到知識就是力量，感到人生的幸福在於創造，人生的價值在於奉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