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俊道（朱德紀念館）　

　　1935年9月12日，紅軍長征途中，作為紅軍總政委的張國燾擅自命令左路軍和右路軍中的紅四方面軍從四川阿壩縣和若爾蓋縣等地南下，于10月5日在松崗卓木哪（今馬爾康縣腳木足鄉）另立“臨時中央”，自任“主席”，公共分裂黨和紅軍。隨左路軍進行長征的紅軍總司令朱德和參謀長劉伯承等，與紅四方面軍廣大指戰員一道，同張國燾分裂黨和紅軍的陰謀，進行了堅決鬥爭。

　　當時，在10月5日的分裂會上，張國燾強逼朱德、劉伯承站出來表態。朱德語重心長地對與會者説：“大敵當前，要講團結嘛！天下紅軍是一家。中國工農紅軍在黨中央統一領導下，是一個整體。大家都知道，我們這個‘朱毛’，在一起好多年，全國和全世界都聞名。要我這個‘朱’去反‘毛’，我可做不到呀！不説發生多大的事，都是紅軍內部的問題，大家要冷靜，要找出解決問題的辦法來，可不能叫蔣介石看我們的熱鬧！”（轉自徐向前：《歷史的回顧》，第459頁）劉伯承則呼籲黨和紅軍要團結一致，不要分裂，共同打擊敵人。對此；張國燾耿耿於懷，不久，就免去了劉伯承參謀長的職務。

　　紅四方面軍的南下，與蔣介石的“剿匪”大軍正好迎面相撞。蔣介石令川軍集中力量對付紅軍……紅四方面軍的戰局沒有打開，敵軍又從南面壓過來。敵我雙方力量懸殊，紅四方面軍只得放棄原定計劃，由進攻轉入防禦。11月下旬，部隊撤出百丈地帶，轉移到九頂山、天品山、王家口、蓮花山一帶。紅四方面軍遭到敵軍方面的重兵壓迫、保壘封鎖。這時，南下或者東出都已經沒有可能了。黨中央早就提出的“向雅、名、邛、大南出，即一時得手，亦少繼進前途”的預料，不幸變成了事實。

　　正當紅四方面軍南下失敗，處境困難的時候，紅一方面軍勝利到達陜北，並取得直羅鎮戰役勝利；張浩（林育英）從共産國際回到陜北與中共中央取得聯絡，黨中央決定以他有利身份，出面做張國燾的工作。而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窯堡會議上，又作出《關於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的決議》，進一步確立黨的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黨中央便先後將張浩回國的消息和直羅鎮戰役勝利與瓦窯堡決議內容向朱德和紅四方面軍作了通報。

　　黨中央率紅一方面軍北上的勝利與張國燾堅持要紅四方面軍南下的失敗，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張國燾散佈的中央“率孤軍北上，不會拖死也會凍死”，“至多剩下幾個中央委員到達陜北”的謬論，不攻自破。紅四方面軍不少指戰員私下紛紛議論：“還是中央的北上方針對頭”，“南下沒有出路”，“我們也該北上才對”。故此，部隊要求北上的呼聲日漸高漲起來。

　　朱德在黨和紅軍中的巨大聲望，是人所共知的。朱德等同志堅決反對偽中央的態度，對張國燾起到了有力的制約作用，使張國燾不敢輕舉妄動。與此同時，朱德同張國燾的鬥爭自始至終都十分注意方式方法，總是以理服人，一方面講鬥爭，一方面講團結，耐心地規勸張國燾，要服從黨中央的領導，不能另起爐灶，鬧獨立性，説“你的這個‘中央’不是中央”。張國燾也十分清楚，不管他的“中央”也好，“軍委”也好，沒有朱德的支持是成不了氣候的。也正是由於朱德看透了張國燾作賊心虛的心理，所以自始至終都在想辦法開導他，制約他，警告他。這樣，張國燾因此也不得不有所顧慮，特別是張浩致電張國燾傳達共産國際的指示，肯定黨中央北上方針是正確的，並高度評價了紅一方面軍的英勇善戰，無疑對張國燾是一個沉重的打擊。由此，紅四方面軍總政委陳昌浩也開始轉變態度，表示服從共産國際的決定。孤家寡人的張國燾被迫“急謀黨內統一”。朱德和其他同志趁機做張國燾的工作，要他先取消他那個所謂的“中央”，其他分歧意見，待日後坐下來再慢慢解決。於是，有同志建議“倣東北局例”，成立西南局，隸屬共産國際中共代表團領導，暫時與陜北黨中央發生橫的關係。這個意見，紅四方面軍的同志都以為比較可行，估計張國燾也能夠接受。經與黨中央協商，意見達成一致。

　　川康邊無法建立革命根據地，已為事實所證明。1936年2月，敵軍大舉進攻天全、蘆山地區，紅四方面軍糧彈缺乏。雖經一星期激戰，最終被迫撤出天全、蘆山，向康定、爐霍、道孚轉移。 這時，中共中央致電紅四方面軍，就紅四方面軍的戰略行動方針，提出了三個方案，供他們選擇：第一北上陜甘；第二就地發展；第三南下轉戰。朱、劉、徐等一致贊同繼續北上的方案。張國燾南下失敗。又聽中央傳達斯大林同意紅軍主力靠近蘇聯，以聯合抗日的計劃，便順水推舟，也同意了北上的方案。至此，張國燾南下建立川康邊根據地的計劃宣告失敗。

　　關於“臨時中央”問題，經張國熹與黨中央磋商，決定由二、四方面軍領導人組成西北局。1936年6月6日，張國燾在爐霍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正式宣佈取消他的偽中央。7月27日，中共中央批准成立西北局。至此，張國燾的分裂主義徹底破産。

責編：王麗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