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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家人

	王芝瑜

	王芝琛

	王蕓生和馮玉文

　　

           CCTV.com消息（東方時空）：慈母手中線，遊子身上衣，臨行密密縫，意恐遲遲歸，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

今年五月的第二個星期天是母親節，每年的這一天都是我們向母親表達敬意的日子，今天《東方時空》要給大家講述一個生活在上個世紀一位母親一生甜酸苦辣的往事，這個故事是這位母親的兒女們在母親去世的二十多年後通過回憶來講述的。那些塵封的往事對於生活在今天幸福時代的我們而言，具有歷史價值和現實意義。溫故而知新嘛。

 

琛：兒時對父母的印象就是母親是特別慈愛。

瑜：無論人家講起什麼偉大的母親，那我的形象裏就完全是我這個母親，我就覺得她是太合格的一個，而且是一個非常標準的，真是一個非常稱職的媽媽。

 

她叫馮玉文，是講述者的母親。

20世紀初葉，馮玉文出生在天津農村一戶馮姓家裏，因為是女孩兒而沒有機會讀書，從小跟著家裏幹農活，卻也練就成了田間灶頭的一把好手，以至於在當時盛行纏足裹腳的時代，家裏沒有給她裹腳。沒想到這竟影響了她的婚事，到她21歲那年家裏著急了。

瑜：我母親到了21歲，這個是在那個時候來説，那簡直就是大姑娘了，到現在嫁不出去，那是很要命的事，這就是托媒人去找啊。

瑜：這麼著，有一個媒人先跟我姥爺説了，那家王家老三那小夥兒樣子長的也好，有學問吶。現在已經不得了了，已經開始掙大錢啦，他媽把他苦吧啦拉巴出來，已經開始掙大錢了，你去看看行不行，行，我就給你們拉巴。我姥爺第一個去看的我爸，一看，好樣的回來就他説，咱們別找了，咱費點力氣就他了。

這就是王家的老三，他叫王蕓生，是講述者的父親。

王蕓生原名王德鵬，1901年出生在天津鄉下一個工人家庭，念過幾年私塾。王蕓生10歲那年，因家裏沒有能力供他繼續讀書，他只好到一家茶葉店當學徒。那個時候他接觸到了大量的報刊，對時局有了初步的了解。王蕓生17歲時便開始撰文投稿諷刺當時的政府，後來乾脆棄商從文，並在1927年後開始主持天津《商報》。王蕓生以犀利的筆鋒反對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和瓜分，深受北方讀者的讚賞。那時候他已經26歲了，由於整日忙於辦報，自己的婚事也就耽誤了。

瑜：那邊我爺爺奶奶家呢，我奶奶正想給我爸爸找。

琛：她自認為兒子是很爭氣的啦，能掙那麼多錢啦，要找一個好媳婦，不能找瘦的，要找一個胖一點的，要找憨厚一點的。

通過媒人，王蕓生的母親看了馮玉文之後十分滿意，便興衝衝地告訴了王蕓生，但她萬萬沒有想到話一齣口就遭到兒子的強烈反對。

瑜：我爸爸這時候已經完全是新思想了，我父親説那哪成啊，就跟我奶奶説，現在都自由了，這個（包辦）沒感情什麼什麼的。我奶奶説啥叫感情啊，那有感情那不就亂套了嗎？ 那還行，我父親怎麼説跟我奶奶説不通，我奶奶哇就哭了，説你可掙了點錢了，馬上你娘的話都不聽了什麼的。哎喲，我爸一看我奶奶哭了，就嚇住了，他説行行行，就這麼著吧。

琛：心裏就是不滿意也不説出來，認了。

王蕓生深知自己能有今天，幾乎是靠父母傾家蕩産換來的，為了不讓母親傷心，他只好先選擇服從，但是他也向母親交待了底線——對方絕不能是裹小腳的。

琛：我父親説，要是要小腳的話就退婚。

瑜：這邊呢，這個媒人就過去傳話了，傳話蠻擰。告訴我姥姥了説人家説呀，不能要大腳，人家奶奶説了，好像看見咱家那個閨女是大腳，你得想想辦法。哎喲，我姥姥這急啊， 這怎麼辦呢？就罵我姥爺，都是你，七歲的時候讓裹你不讓裹，這叫什麼樣啊，像什麼樣啊。

為了女兒的終身大事，馮家毅然決定給已經21歲的馮玉文裹腳。

瑜：裹腳，中國的裹腳啊實在是太慘了，這叫酷刑。就是實際上把腳的四個腳指頭，整個一個窩斷，就剩一個大腳指頭了，這麼擱，這就叫小腳。哎呀，已經21歲，什麼都長成，天天讓勞動，這麼幹活，硬掰，就是等於給你掰斷了。哎呀，我媽説那個疼啊，她説簡直是又不敢叫，叫了怕人家知道了傳現在裹呢。結果到了晚上我媽説，她買的那個大五幅布啊，撕下一條一條的，那五幅布真叫一個結實。那麼纏著，把那個兩個腳裹的就像那個。有一次，我媽説，你看過那個打石膏的腳嗎？就跟我那時候裹得是一樣。

 

瑜：我姥爺實在是覺得我媽太可憐了，我姥爺説別幹活了，要是實在不行呢，咱就算了，咱不嫁了，説這不是整人嗎，折騰人嗎。我瞧著那麼一個俊小子，我想他不會喜歡小腳， 還錯了。

馮玉文裹腳的事情還是不脛而走，而且很快就傳到了王家。

瑜：我奶奶説什麼呀？裹腳，哎呀！我們老三説的要大腳，不是要小腳，你快別讓她們裹了，裹了過來殘廢了怎麼幹活啊！這又立馬就通知不是要小腳，要大腳。哎喲，我媽説，我媽一聽就像聽了那個特赦令似的，刷一下就把那腳（鬆開），趕快就把腳都洗了，我媽連襪子都不肯穿就站在那個泥地裏。我姥姥説，那也不能這樣，那也得蓋上，你看你那腳怎麼看啊。

琛：因為我母親的那個腳最後是那個弓的，她那個洗腳是不要我們看的，因為她那個腳是摳摳的、畸形的，實際上是裹了又放開的那種腳。

馮玉文忍受著皮肉之苦，王蕓生承受著精神之痛，然而，命運硬把他們捆綁在了一起，他們無法選擇。兩家人喜不擇日，馮玉文終於蒙上了紅蓋頭。

瑜：我媽説買的啊，這哪叫蓋頭啊，小棉被一個，整個讓你頂腦袋上，整個喘不過氣來。過去了這一天啊，我媽説外頭啊，就看他們熱鬧啊，總是有那麼幾桌又吃又喝啊，她這是又幹又渴又餓，但是也沒辦法，盤腿坐在那個床，蓋著那個小棉被。她説，這小棉被把我給悶的，她説都透不上氣來，她説好不容易，不知道她坐了多長，我都覺得簡直好像是坐了好幾天。她太疲倦太累，她説外面的人也散了，好像夜深人靜了，我母親就等著我父親，揭開這個棉被啊，這個蓋頭。

由於王蕓生不滿這樁包辦婚姻，新婚之夜他和衣而眠，第二天天剛亮，王蕓生獨自出去了。直到中午，王蕓生的母親才發現馮玉文還蒙著紅蓋頭。

瑜：喲，怎麼就你一個人坐在那，還頂著那個小棉被呢。説那個誰呢？那時候我父親還叫德鵬，德鵬呢？我母親就搖搖頭。哎呀，那個閨女啊，對不起你啦，我給你揭開吧，怪悶得慌的。給她揭開了，揭開了一看我母親，就是滿臉悶的那個那個油汗，那個嘴唇都是白的，手都是抖的。她説，婆婆啊，能上個廁所嗎，婆婆説，快去吧，你還沒上廁所。

馮玉文慶倖自己嫁到了一個好人家，嫁給了一個有學問的丈夫，為此她忍受著，帶著對未來生活的憧憬和對有大學問丈夫的敬畏她忍受著。

瑜：我媽説不管怎麼著吧，這個丈夫沒見著，見了這個婆婆還行，然後我媽這就開始家裏家外，她説十幾口子的人的飯，她就從這一天她就扛起來了。

 

那時的中國正處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廣大中國婦女深受三從四德的嚴重束縛。三從指的是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子。四德是婦德，婦言，婦容和婦功。雖然當時受五四運動影響很深的王蕓生不滿這樁包辦婚姻，但在那個舊時代，作為孝子，王蕓生最終也沒能違背父母的旨意，接納了沒有文化的馮玉文。後來，他們有了孩子。

 

不久，王蕓生應天津《大公報》總編輯張季鸞之邀，到《大公報》擔當主筆，格外忙碌，根本無心顧家。

九一八事變後，王蕓生堅持每天要寫一篇社評之外，還在撰寫一本揭示從甲午海戰到“9、18”事變前後中日交惡的線索和根由的書——《六十年中國與日本》，至今影響深刻。王蕓生除了每月把薪水交給馮玉文之外，無論是家務還是孩子他一概無暇顧及。

 

1937年盧溝橋事變後，日本軍隊不斷向南推進，大公報館從天津轉移到上海，同年8、13上海淪陷，報館又遷武漢，之後不久又從武漢逃到了重慶。在跟隨著丈夫顛沛流離的這些年裏，已經是5個孩子母親的馮玉文，一個人承擔起了搬家、照顧孩子等所有家事。

瑜：我父親全不管，這些事全都不管。我父親就管，就是説一天不能停，要出報；一天不能停，要出社評；一天不能停，機器要跟上人。因為我父親大公報一張抗戰的報紙，當時很得人心，尤其在知識分子裏影響很大。

1941年，《大公報》總編輯張季鸞去世，王蕓生接任總編輯的位置。

瑜：我父親呢，好像名氣就越來越高，那個時候都慣稱為他無冕之王嘛。所以在這個時候，我母親就尤其明顯的感覺到，自己更配不上我父親。

就在這年的夏天，王蕓生馮玉文夫婦的生活裏，突然闖進來了一位風情萬種的女人，她是當年文科考試的女狀元。

 

琛：因為她呢就是説，主動寫信給我爸爸，要求跟她見面啊，談一些問題，我父親就説，人家這麼有才華，就見見面吧。從見面，大家互相就有很好的印象，我父親説，（女狀元）的確有才華，詩詞賦各方面都是很優秀的，那個作文，那個文章寫出來秀麗的很，而且字也是，字兒寫的也漂亮。她按現在的標準看來，她長相，我還有一個印象，像中國古典畫裏的美女一樣的那種姿態。聽我父親説過，詩啊寫的非常好。我父親説，那比我強多了，而且蠅頭小楷，給我父親寫的那個情詩啊，怎麼説呢，她已經癡情到了。她天天來，我的父親忙得不得了的，那個時候居然能接待她，表示他逐漸接受了，心裏也動了，起先不動。

瑜：大約我父親在下午，下午三點多鐘一醒，這個女狀元就來了，帶著那個茶花，那時候《茶花女》，小仲馬的《茶花女》，正是最甚囂乘上。好傢伙，那就是很有這個意境了，很有味道了。

琛：我母親起先是根本不知道是怎麼回事，以為是來談工作的，所以照樣端茶端水端水果什麼的，也經常留她在這吃飯，但後來連我母親自己也都看出來了。

瑜：一來二去，我母親説，我也是個女人呢，我也知道。我這一看吧，我渾身上下，我哪哪哪都比不上人家，人家還那麼好，而且我看她和你爸説話的那個勁吧，哎呀，就是我母親自己衡量衡量自己，也衡量衡量人家，就覺得人家這個真是説的來啊，我母親就是説説詩知道嗎？還有賦，什麼叫賦啊？

琛：但後來呢，這個事情就越來越明朗了，再後來的這些話是我母親講的，那女狀元乾脆就跟我母親講，現在這個社會，像蕓生這樣地位有兩房三房太太的沒什麼，很普遍嘛。是國民黨那些官都是好幾房太太，大公報裏也有經理有兩房太太，也不算罕見。我母親當然就懂了，而且她還稱呼我母親叫馮大姐，心裏她就很清楚了。

瑜：我母親説啊，她聽到了其實心裏酸極了，非常的。她説咱也不知道咱這個對不對， 但是她説我是真難受，但是我知道呢，人家是真配，我是真不配。她説我想了半天，我把眼淚往肚子裏咽，我就跟她（女狀元）説，那瞧你們的吧，你去跟王先生説吧，看他的意思了， 他要是那麼著，那就這麼著吧。

琛：我父親確實跟我母親開口了，我母親那個人是非常憨厚的人，也寬以待人，我母親説，你們這些事剛開始我是不知道，現在我早就看明白了，從這個情況來看，我無論如何 不管從哪方面看，我都不能和這個女狀元比，尤其是我沒有一點文化，不能在工作上幫你任何忙。這時候我母親才掉了眼淚，還希望這幾個孩子，不要像她媽一樣，睜眼瞎一樣，什麼都不會，大字不識幾個。所以她自己説我還回老家，就讓了，讓位。我聽我母親説，我父親什麼也沒吭聲，什麼也沒吭聲就離開了。

瑜：打那一天不久啊，我父親告訴她説（女狀元）再來，就告訴她説我不在，花不接， 不許收那個茶花，什麼都別管，你就告訴她我不在。

琛：然後，後面一系列動作，都是我父親自己下的決心。把女狀元的那些情書啊，情詩啊，甚至於血書啊，全部退回了。我覺得完全是我母親的一席話打動了他，你不管怎麼説，他跟我母親還是有很深的感情。那麼多年，我覺得你想想，實際上你要説是伺候吧，全是伺候他，還有這麼多的孩子，那全是我母親料理這個家務。

風波過後，一家人又如常生活。

1945年抗戰勝利了，一家人隨大公報從重慶遷回上海，這時候父母已人到中年。這年夏天的一天，一件小小的家事給作為家中最年幼的王芝瑜留下了深刻的記憶。

瑜：我爸爸説，那時候有彩照，照一個彩照吧，給小傢伙照一個彩照吧。我媽説好，那天拿出一個小裙子，我説不要，我要穿那件，我是特別喜歡前不久給我買的那個飛邊袖，就是胳膊到這邊飛，裙邊也飛，我覺得那個特別美。我説我不，我就要穿那個，我媽説今天我就説，我説你就得聽。當時我就哇的連哭帶鬧，我爸爸就過來了，他不是打我的，我爸爸就一下推我媽。他説，你真討厭，嗵嗵嗵，一下子推。嘿呀，把我嚇得，當時我汗毛都立起來了，就聽我媽噔的一下。因為當時我媽很胖，整個就是一個大體積摔下去，我以為我媽這下就完了呢，氣的我當時就拿腦袋衝我父親肚子撞過去，我爸爸噔噔噔往後，一下就坐在地上了。我媽就是，哎呀，就去，我以為我媽撞的怎麼樣了，起來就衝到我爸那去了，扶起我爸，你怎麼樣？摔壞了沒有？然後我剛站定了，我媽就過來揪著打我呦，往死裏打我，就掐就打，我讓你打，你瘋了你，你瘋了你，那是你爸，沒了他，出了事，咱們家還吃飯不，還活不？我當時就傻了，我簡直不理解我媽，我那麼向著她，她還來連掐帶打又哭。我爸這時候特別奇怪，我想我爸再一起來，就是一頓打什麼也別幹。我爸起來哈哈笑了，反而就摟著我，好好好，愛媽媽好。我爸是覺得我能夠這樣對待我媽，能夠心疼我媽，我爸高興。

這件事情讓年幼的王芝瑜感受到了父親和母親之間很深的情感。

1949年初，王蕓生應毛澤東的秘密邀請到北京參加新政協會。為了掩人耳目，王蕓生以休假療養為名，帶著馮玉文和小女兒王芝瑜從上海來到香港。2月28日王蕓生和柳亞子、馬寅初等人悄悄登上一艘外國貨輪，踏上了北歸的征程。沒有丈夫在身邊的日子裏，馮玉文常常躲在屋裏不出門。

瑜：那時候就放下我母親和我兩個人在香港，住在那個如雲酒店，和另外一些人住在一起，有我父親在的時候，我母親還算人物，我感覺我父親不在，我母親就什麼都不是了，在人家眼裏就是一個傭人，一個粗人，這麼一個人。

瑜：隨著我漸漸懂事了呢，我才知道，哦，我父親在那個時候，就是説，他是一個學問很高的人，通達歷史，在報社裏寫社評，是一個總編輯。而我母親呢，卻是一個文盲，大字不識，那真是大字不識，她深深的感覺到這個中間的差異。那麼我呢，我是後來也感覺到這個差異，我感覺到別人對我父親的尊重，對母親的一種，我説不上，這不是輕視，是一種，覺得是一種附屬品，而且是一種連花瓶都算不上的，人又不漂亮，又笨笨羅羅，只會幹活，又沒有文化，那麼一個人。

突然有一天外邊誤傳，王蕓生他們搭乘的貨輪翻船了，這時候竟有人指責説這個災難都是因為馮玉文長了一個剋夫的塌鼻梁。

瑜：哎呀我的母親急的呀，都快瘋了。我就看她天天眼睛裏面都是血絲，就是因為她不睡覺。就是在這麼一個強大壓力下，找人就問怎麼墊鼻子，怎麼墊鼻子，怎麼把鼻子弄鼓。我媽這個人是從來不懂什麼叫美容，什麼叫上美容院，什麼都不懂。可是這次，我媽就是死活要去墊鼻子，墊了。

1949年10月1日的開國大典上，王蕓生作為新中國的新聞工作者代表也登上了天安門城樓，馮玉文感覺到自己的丈夫開始了和以前很不一樣的生活，但是，自己的生活卻沒有什麼改變。

瑜：隨著我父親的地位越來越高呢，名聲越來越大呢，大知識分子形象越來越高大呢， 我母親這個文盲的形象，就感覺跟我父親不般配，這是壓在她心上很大的石頭。

[馮玉文寫字照片

旁白：在王芝琛兄妹的記憶中，母親馮玉文曾經為了能靠近丈夫一直企圖學習文化。

瑜：我姥爺姓馮，但是我媽沒有名字。所以呢，我爸還是在他們結婚不久，我爸突發奇想第一次教她文化的時候。我爸説先取一個名字你就叫馮玉文，玉石的玉，文章的文，那將來是掃了盲以後，會寫很漂亮的文章，會寫很漂亮的字，馮玉文的玉文把我媽給害苦了。

琛：我認為她學習是很刻苦的，很想學，她知道自己沒有文化是非常痛苦的事。但是學的時候，有好幾次我覺得也是天資不是這樣的，她還是集中不了全力，因為六個子女，家庭那麼多事，家務事那麼多，縫縫補補洗洗涮涮，家務的這种太多了。

瑜：從我懂事了，解放後的那些掃盲班，據説年輕的時候我父親就教給她識字啊，我哥哥以至於我，我姐姐都教過她唸書識字，非常困難。

解放後，孩子們有的工作了，有的上了大學，常在家裏的讀書人就只有在上小學的王芝瑜了。馮玉文經常向她最疼愛的小女兒求教。

瑜：我也是一個很粗心的女兒，我媽，而且她慣我慣慣了，所以我就不把她當成什麼事。她問我字，問我一遍兩遍，起碼問了我五六遍，我就火了，還記不住啊？還是那個字，還記不住？媽，你怎麼那麼笨啊？我媽説，那你再告訴我一遍，我不告訴你了，我都告訴你五遍了，你故意的，就是不記住。我媽説你再告訴我一遍，我説好，我都在從頭再跟你説一遍。我就過去坐在那桌子那，我就發現那桌子的腿哆哆哆的響，手和腳都是在抖，緊張到這種程度。

作為兒女，當時他們根本無法理解母親沒有文化的痛楚。而與馮玉文相伴近半個世紀的王蕓生卻更懂得妻子。

瑜：到後來我父親有一天，我父親説我看你媽學文化的這個事，摘文盲帽咱們就算了， 咱們不弄了，你媽很聰明，很有才華，她是在別的方面，她這方面，咱們就不要給她壓力了。 他説不學了，不學照樣行，你看，她的成就就是六個孩子，你看多棒啊，她的成就就是，你看，她的丈夫身體多好。我媽説，説這些好像就是安慰我。説我這個人就是，看了我媽那一次沒有大聲地哭，而是抽聲抽泣的哭了好長時間，她終於從那天以後不在摸了，她發現她不行。

沒有學成文化的馮玉文，一直把丈夫當作自己的精神支柱。然而在文革中，王蕓生受到衝擊的時期，馮玉文卻用她柔弱的肩膀堅強地支撐起了全家，她從沒懷疑過自己的丈夫是一個正直的人，也就是從那個時期開始，馮玉文第一次成為了丈夫精神上的支柱，她堅強地陪伴著丈夫一起挺過了那個年代。粉碎四人幫那年，馮玉文和丈夫王蕓生走進了金婚，兩個人的感情越來越深。

瑜：我實在是佩服我媽，有一次，不知道是開一個人大會呀，人家説讓夫人也去，而且是到人大會堂，是（距現在）很近的事，好像是四人幫也倒了，剛倒，挺高興的事。（通知）説夫人也去，我媽已經很老了，而且她那個人呢比較胖，再加上她那個解放腳呢，她走路很不方便，腳也痛腿也痛。但是我爸爸那次非要讓她去，説這麼好的事，你去吧，去看一個戲，在人民大會堂小禮堂，我爸説你去吧。我爸愛看戲，我爸説你去吧，別糟蹋了，我媽就跟他去了。我的媽呀她行動不方便，她走啊，下車以後上樓梯的時候，上石頭的臺階的時候拌了一下，我媽這個手一撐，實際上一撐，我媽這個手骨頭裂了。我媽怕給我爸丟人，她居然在那個戲院一直忍到回家，那個手腫得這麼粗，非常痛苦，而且還要笑，還要説好，看得好。我爸就愣不知道，我媽坐在他旁邊，我爸就不知道，（母親）一直不説，她怕讓人知道了，破壞我爸爸看戲的情緒啊，又怕人説看這個媳婦，又鬧好像丟人現眼的事， 忍到回家。回家的時候，我一看，我當時心疼極了，我説媽呀，你怎麼這樣呀？我就説，爸，我當時叫了一聲爸，我爸這時候才看見。我爸當時臉都綠了，嚇的，我爸二話不説就叫了一個車，拉著我媽去醫院了，結果拍了X光片，打了石膏，弄到很晚很晚，天都亮了才回來。我看我爸眼淚汪汪的，我爸説，你媽這人沒關係的，我爸跟我媽説，沒關係的，都是人，你不比別人低哪，是吧？你不要這樣，沒事。所以我就覺得我媽當這個王太太， 當這個識文斷字有大文化人的媳婦、妻子、老婆真不容易，這個壓力是沒有人知道的。

1980年5月30日，一代報人王蕓生在北京逝世，子女們驚奇的發現母親馮玉文並沒有因此垮下來，她平靜地告訴孩子們，再了不起的人都會有這天，我也有這天，那時候我和你們的父親就又到一起了。

1986年後馮玉文也與世長辭，經歷了半個多世紀含辛茹苦 與丈夫風雨同舟的生活，她帶著知足的微笑走完了自己的人生旅途。

 

故事講到這裡就結束了，作為母親馮玉文給子女們留現了許多難忘的回憶。她所經歷的許多事情，對於我們今天的人來説，已經顯得遙遠和陌生，但歷史就是這樣，它總會在社會發生巨變之後給我們留下許多感慨。

責編：復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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