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元號”傳人楊福喜的"角弓雕翎"情緣

楊福喜取出家傳老弓

楊福喜收藏和製作的傳統弓

  在北京朝陽區團結湖附近的市水利局家屬宿舍大院裏，一溜坐東朝西的平房中有一間不足10平方米的房間，裏面堆滿了各種木工工具，以及各式弓箭的半成品，墻上挂著各式弩弓，這就是“聚元號”第十代傳人楊福喜的工作室。
  2006年6月，“聚元號弓箭製作技藝”被列入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産代表作名錄。我國的傳統弓箭行業現只剩下北京“聚元號”一家弓箭鋪。以眼為尺，以手為度，很少有具體數據可以參考，楊福喜説：“弓箭製作全憑工匠的技藝和經驗，必須師傅手把手地教才能學會。材料都是天然的，像木材、樺樹皮、牛筋、牛角等等，沒有一根一模一樣的，無法像現代工業那樣用卡尺或者天平計算使用多少材料，只能用眼睛看、用手摸。”
  大量運用天然材料也給材料採購帶來了難度，楊福喜説：“清朝時候有專門的原料採購商，現在很多原料都難找到。比如牛角，能用在弓上的水牛角的長度起碼要在60厘米以上，也就是説需要五六歲的水牛，但一般水牛長不到這個年齡就已經進了屠宰場，現在市場上一噸水牛角大約有350隻至400隻，能夠長到這個長度的只能找出十幾隻，不好的時候連十隻也找不出來。我真的擔心有一天再也找不到這麼長的水牛角了！”
  楊福喜説，我國的這種傳統弓真正的名字應該叫做“筋角木反曲複合弓”。從名字中我們可以看出製作弓箭所需要的主要原料：筋即牛筋；角是指水牛角；木則多用産自江西的竹子，因為那裏産的竹子比較粗壯、結實耐用。除此之外，製作一張弓還需要20多種天然材料，200多道工序才能完成。制弓的步驟大體可以分為“白活”和“畫活”兩步。
  “白活”指製作弓的主體，首先需要用竹子製成弓胎子，兩頭插上木制的銷子，外貼牛角，內貼牛筋，上板凳幫助弓的主體成型，一張弓的主體就基本做好了。
  “畫活”主要是對弓體進行裝飾，這一步使弓看上去更富神韻。首先用樺樹皮和鯊魚皮把弓包起來，再涂以顏色，畫上圖案。就這樣，一張頗具東方藝術美感的古式弓就做好了。據考證這些製作弓箭的原料、工具和技法與《考工記》、《夢溪筆談》、《天工開物》所載非常相近。
  現在製作一批弓10張至12張，一般需要花費三四個月的時間。
  楊福喜深有感觸地説：“一個手藝人從二十幾歲開始，做到不能做，大概做不了一千張好弓。如果現在只有我一個人做的話，從40歲開始，這一生能做幾百張弓，全世界也就這麼幾百張弓。”他認為這些弓箭有收藏價值，所以要給自己和後代留幾張好弓。
  一張弓、五支箭賣3000多元。當買主把弓箭取走的時候，他總覺得缺點什麼。現在的買主大多對這傳統弓箭的來龍去脈了解甚少。“聽老人講，以前的買主對弓箭都能説出個一二，下訂單的時候都能説出來要什麼花樣的”。楊福喜説，如今他要培養一批懂弓箭的買主，“這也算是歷史賦予我的使命吧”。他喜歡“以弓會友”，遇上談得來的朋友，“寧願少賣些錢，也得交個朋友”。“我現在製作的弓箭主要是滿足一部分博物館的收藏、展示的需要，也有部分出售給朋友或由朋友介紹的顧客，買者中大多喜愛弓箭製作工藝或射藝活動，也有作為民間工藝品收藏的。”
  楊福喜從倚墻而立的架子上取下一張製作精良老弓，弓身舒展勻稱，刷成紅、黃、綠三色，弓的正面繪有龍紋。順著他的手指望過去，只見弓的內側，刻著“道光三年毅甫制”幾個字。他説，這張弓是“聚元號”掌櫃為紀念弓箭鋪成立百年特製的。“文革”時，為避風險，楊家人曾把這把弓鋸為兩段，藏在劈柴垛裏。
  清道光三年即1823年，以此推斷，“聚元號”已有近200年的歷史。 

楊福喜手持清道光三年制老弓

楊福喜手持一把老箭

  清乾隆御筆題寫“聚元號”
  楊福喜説，“聚元號”並非楊氏家族祖傳，傳到楊家時已是第四家，楊福喜的爺爺楊瑞林是第八代傳人。爺爺楊瑞林得到這個店舖後，又增加了弩弓、彈弓、箭槍等品種，使得“聚元號”增色不少。
  楊福喜聽爺爺説，弓箭行業是當年隨清兵入關進京的，集中在北京東四弓箭大院。大院內共有近百戶人家，佔地近萬平方米，是皇家特設的作坊，那裏的弓箭鋪均屬皇家專有，從業者大多數為皇親，並以滿族人為主，其産品均上交兵部、禮部、戶部等，不得外賣。“大院兒分設南、北兩個大門，這南大門的第一家就是‘聚元號’”。
  當年，“聚元號”弓箭鋪位於北京東四十字路口西南角的原弓箭大院內，那裏原是皇家作坊，屬於“凈地”，女人不得入內。直到1900年左右，弓箭大院淪為民間作坊以後才允許女人出入，並有女人參與製作。弓箭大院是由清朝皇宮裏的太監按八卦設計的，生人進去出不來。弓箭大院設有兩個大門，一個在東四南大街清真寺邊上，稱為南大門；另一個位於珠市大街稱為北大門，均設有更房及護衛。院內除十幾家弓箭鋪外，其餘五行八作均與弓箭行業有關，如制牛角鋪、鰾行等。“聚元號”位於南大門內第一家，位置甚佳。這也是後來在眾多競爭對手中生意興隆的一個重要因素。
  當時，“聚元號”做的弓以供應皇宮為主，定期由宮中按弓箭大院的人數發放錢糧。這些人地位雖不高，但其待遇豐厚，自覺比尋常百姓優越得多，過著衣食無憂的生活。
  “聚元號”弓箭的特點是力量不大、裝飾精美，所以一直是專供宮廷使用。“聚元號”的匾額是當時弓箭大院40家中最負盛名三塊匾額之一，為乾隆皇帝御筆所題。
  鼎盛時期的弓箭大院計有40多家作坊，300名工匠從事弓箭製作，每月産量達500張以上。除補充八旗兵丁的武器裝備外，主要供應皇親國戚的狩獵玩樂之用。
  清末，弓箭作為兵器已被洋槍洋炮取代。清朝國庫空虛，這些皇家弓箭工場淪為民間作坊。此時執掌“聚元號”的是被同行稱為小王的第七代店主。小王因染毒癮而無心經營弓箭鋪，楊福喜的爺爺楊瑞林用40塊大洋將舖子買下，成了“聚元號”第八代店主。

楊福喜手持可折疊的老弓

  “聚元號”續寫傳奇故事
  “爺爺楊瑞林(1884年—1968年)，因從事弓箭手藝的父親去世過早，他18歲時就在堂兄的‘全順齋’弓箭鋪裏學手藝，很快成了堂兄的得力助手。後來離開了堂兄的舖子，就在東安市場擺了水果攤子，養家糊口。但他一直喜愛弓箭這門手藝，越來越想建立屬於自己的弓箭鋪。説來也巧，一天弓箭大院‘聚元號’的一個老夥計給爺爺帶來了一個好消息，説‘聚元號’因經營不善，現已無法維持，店掌櫃決定將鋪面變賣。當時開價是40塊大洋，這對於爺爺來説無疑是一個不小的數字，他在親友幫助下，才把‘聚元號’盤下來。接過了‘聚元號’鋪面後，爺爺接到了朝廷發下的最後一次銀子，今後的生活，就全憑自己的本事了。憑著多年在弓箭行的經驗，又經過反復思考，他決定增加經營品種，在原來只賣弓箭的基礎上，再增加弩弓、旦弩、袖箭、匣箭、箭槍等品種，使經營面擴大、將買賣做活。爺爺還找來原‘聚元號’留下來的兩個老夥計。兩個夥計中，一個是前清的老秀才，名叫沈文清，手底下‘白活’是出類拔萃的；另一個老夥計名叫周紀攀，他的‘畫活’在弓箭大院裏也是一流的。他們齊心合力，‘聚元號’也聲名鵲起。”
  渡過了創業初期的難關，“聚元號”開始了平穩的發展。可就在他們準備把買賣做得更大的時候，日本軍隊佔領了北平。在日軍的鐵蹄下，老百姓的生活根本沒有保證，這時期，“聚元號”也是入不敷出，幾乎到了不能維持的地步。就在楊瑞林為生活一籌莫展的時候，他又得到了一個好心人的幫助。在北平，他有一個朋友，在貴族女子學校當老師。可巧，這位老師在學校組織了一支射箭隊，射箭隊使用的弓箭，全部由老師介紹到“聚元號”購買。這一筆不小的買賣，當時可給楊瑞林解了燃眉之急。之後，每當楊瑞林生活出現困難，這位老師都會伸出援助之手，這回送來兩袋面，下回送來三袋米。在好心人的幫助下，“聚元號”渡過了最艱難的時期。
  楊瑞林一家人的勵精圖治，使得“聚元號”的生意逐年興隆。1949年以後，“聚元號”弓箭的國內外銷量很大。訂貨最多的是蒙古國，主要通過北京市進出口公司，與“聚元號”訂了常年合同，達到了供不應求的地步。當時在同行中還有三家比較有實力的弓箭鋪，論手藝不比“聚元號”差，但蒙古國就是不要。無奈“聚元號”只有請其他幾家店舖代做，做成後打上“聚元號”的字號，以此來滿足市場的需求。
  “解放初期，市民收入很低，錢很值錢。當時，一張弓賣36元，而製作一張弓的成本才6元，我家的月收入高達五六千元，在當時也算是高收入家庭了。”
  “1951年，一個英國客戶在‘聚元號’訂購一批弓箭。做好後按行內規矩，將未上弦的弓和弦，一同寄到了英國。誰也沒想到，就在弓箭寄出一段時間後，天津海關給‘聚元號’發來傳票。原來，英國客戶訴‘聚元號’寄去的弓沒有上弦，無法使用。接到傳票，大家對對方的無知感到可笑。年輕氣盛的父親楊文通自告奮勇要前去理論一番。他當即帶上一張弓，坐車直奔天津。在法庭上，父親毫無畏懼，據理力爭。他當著眾人面，用了一個漂亮的‘回頭望月’，眨眼之間，弦便被上到了弓上，經過試射，性能非常好。而他嫻熟的變魔術一般的動作，贏得在場人員的熱烈掌聲。那幾名英國人，也急忙站起身來，向父親鞠躬表示歉意。”
  “全國弓箭行業大都聚集在北京，從最初的17家到民國只剩7家，都位於弓箭大院裏，這7家分別是‘聚元’、‘天元’、‘廣生’、‘隆生’、‘全順齋’、‘天順成’和‘德紀興’。由於弓箭製作工藝繁雜，要求又高，經驗的積累特別重要，在短短幾年內是不可能培養出全能型手藝人的，絕大多數行內的人也只會一兩道工序。老弓箭鋪的那些手藝人現在基本上都不做弓箭了。後來，就只有我父親楊文通一人能製作傳統弓箭了。這7家除‘德紀興’外都與‘聚元號’有親緣關係，彼此之間都非常了解。聽父親説：‘其他幾家後代雖有人健在，但卻沒有一人能繼承祖業。’”

楊福喜手拉清道光三年制老弓

  精心打造的弓送給毛主席
  解放後，中央號召公私合營，楊瑞林帶領全家首批參加了公私合營，成立了“第一體育用品合作聯社”，即後來的“北京第一體育用品廠”。 “我爺爺作為北京市第一批參加公私合營的先進代表，在中南海懷仁堂參加了表彰會，並頒發了獎狀。”
  “公私合營後不久，爺爺楊瑞林便退了休。此後，父親楊文通帶領著家人，將‘聚元號’關於弓箭的技術、材料、銷路，一同帶入‘合作聯社’。有一天，廠領導找到父親楊文通，説‘上級領導想要一張弓，做得細緻一些’。 父親選擇了當時手裏的最好材料，僅有的一對白牛角也用上了，又在材料庫房裏選出上好的原材料，親自動手，聚精會神地做出了弓胎。然後又反復挑選，選出彈力大的牛角片，勒在弓上；鋪筋、烤彎兒的工序，是抱著火爐的活兒，熱得渾身上下跟水洗的似的，他一氣呵成，使弓形達到理想的形狀。做好弓的主體後，還在弓的正反兩面畫上了一隻只蝙蝠，粘貼上了一片片雲朵，並鐫刻上了傳統的祝福文字。製作這張弓整整用了40天的時間。父親把精心打造的這張弓交了上去。這個時候，父親和廠長都不知道這張弓到底是做給誰的。數月之後，廠領導對父親説：‘你做的弓已經交到了毛主席的手裏，毛主席非常喜歡這張弓，還表示一定要付錢。’過後，毛主席付的錢父親也沒要，而是買了糖果和茶葉，由工廠領導出面，開了一個茶話會，讓大家共同分享這一幸福和光榮。每每提及此事，父親便會很後悔地説：‘如果早知道是做給毛主席的，他一定選更好的材料，在製作上再精細些。’”
  原來，毛主席在和下面的同志聊天時談道：“過去總説彎弓射箭，可弓是什麼樣子，我只是在書本上了解的，沒有親眼目睹古代的弓，更沒有拉一拉弓的感覺。”在毛主席身邊工作的同志便將這件事情放在了心上，向北京市領導打聽，有沒有複製古代弓的單位。市領導通過朝陽區政府將為毛主席做張弓的任務落實到了廠子裏。弓雖然製作出來了，而且很快就送到了毛主席身邊。由於毛主席日裏萬機，經常到全國各地視察，工作人員一直等了8個月時間，才有機會向毛主席展示這張“聚元號”製作的清代宮廷風格的弓。

楊福喜製作的弩弓

   “角弓雕翎”絕技艱難傳承
  “大躍進”時期，社會上大張旗鼓地搞起了“除四害、講衛生”愛國衛生運動。為了打麻雀，不少人擁到“聚元號”買弩弓，購買者之多，真是應接不暇。現成的弩弓賣完了，沒買著的都著急地等在門口不願走，這邊剛下料，那邊就交錢，刷漆和裝飾都來不急了。為了把活兒趕出來，全家老少齊上陣，連喝水、吃飯都顧不上了。“當時，全家男女老少齊上陣，月收入幾千元，而那時大多數的市民月收入也就是三四十元”。
  弓箭經營衰敗是在三年自然災害時期。到了“文革”時期，弓箭不能做了，廠子裏楊家的八口人都改了行，做起了乒乓球拍子、象棋、羽毛球。看到這種情況，楊文通非常失望，毅然離開了體育用品廠，另找個單位做起了木工。輾轉了幾處後，進了北京市水利局，多年後退休。
  “‘文革’中，我親眼看到哥哥們動手把那塊由乾隆御筆所賜的‘聚元號’牌匾劈開燒了柴；在巴拿馬萬國博覽會上獲銀獎的獎狀，因有國民黨的印章，也被付之一炬；同時被毀的還有一些國外向‘聚元號’下的訂單，以及祖上珍藏的一些珍品弓箭等。”
  1998年初，《北京晚報》刊登一條消息，説的是國家射擊隊在西山八大處一射箭場舉行射箭比賽。看到這條消息，父親楊文通便和楊福喜帶上家傳的一張老弓趕到八大處。他們父子到那兒一看，射箭隊所用的弓箭都是國際弓，現代弓雖然用著好用，但恰恰缺少了文化味兒。他們把帶去的祖傳老弓，拿出來給在場的專家看。恰好國家體育總局的領導，還有時任國家射箭隊總教練的徐開才老師在場。傳統弓讓徐教練眼前一亮，他説傳統弓是“國粹”，決不能失傳，一定要想辦法恢復生産。
  於是，在沉寂了40年之後，1998年，“聚元號”第九代傳人楊文通在朝陽區的某家屬院內租借了一間平房，“聚元號”重新開張。楊文通省吃儉用，購買材料，利用業餘時間重新撿起了弓箭手藝。在父親的鼓動下，楊福喜辭掉了工作，在1998年後，全身心投入弓箭製造技藝的學習之中。剛開始的時候，父子倆一起做弓，楊福喜有什麼不對的地方，父親就立即指出來，所以只用了5年，他就基本上學會了全套手藝。
  會做還得能賣得出去才行。銷路最不好的時候，“聚元號”裏積壓了七八十張弓，楊福喜望著滿屋子的弓，鬱悶得沒有心思幹活。弓箭沒銷路，全靠妻子一個人微薄的工資維持生計。就在他想要放棄的時候，徐開才教練把香港知識産權署署長謝肅方帶來了。謝肅方從1995年開始，涉獵有關中國射藝的鑽研，為了收藏中華各民族的傳統弓箭藝術品，足跡遍及青海、西藏、內蒙古自治區等很多偏遠地區。對中國的射藝文化，他一往情深，為了將中華民族傳統的射藝文化發揚光大，他傾注了大量的時間和心血。謝肅方與楊家父子一見如故，他觀看了楊家父子弓箭的製作工藝，拿起一張張傳統的弓，愛不釋手、喜出望外。他當時就決定出高價買下楊家父子剛剛製作好的20多張弓。他還為“聚元號”建立起英文網站，很快，國內外的弓箭愛好者都尋到了楊福喜的小屋，“聚元號”的生意漸漸地紅火起來。現在“聚元號”每年有接不完的訂單。“顧客一般需要提前一年訂貨，許多國內的朋友買弓箭是為了收藏，而國外的朋友多為了拿它打獵。韓國的朋友告訴我，在韓國的許多公園內都有專門的射箭場，其中大都使用民族特色的弓箭。射箭是一項很好的健身運動，但在國內卻不容易找到這樣的射箭場所。”
  楊福喜説：“從小受到爺爺、父親的熏陶，我就喜歡上了這門手藝。但真正學藝還是多年後的事情。我插過隊、在化工廠當過工人、開過出租……40歲時，才有條件做祖傳的弓匠。”眼見父親年事已高而一把好手藝後繼無人，1998年，楊福喜正式拜父親為師，全身心投入這一行當。就在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産名錄公佈前幾天，楊文通老人去世了。楊福喜説他很遺憾，因為父親的手藝他還沒學精。他説：“一個手藝人故去了，就會帶走很多手藝。據我父親説，他只從我爺爺那裏學到了80％的手藝，我從父親那裏頂多也就學到了80％的手藝。一代損失20％的手藝話，那還能損失幾代啊，這是讓我感到憂慮的事情。老爺子走的時候，也非常不放心。所以，我希望能夠有人跟我一起深入研究，把以前失傳的一些東西盡可能多的恢復起來。”
  現已51歲的楊福喜是“聚元號”弓箭製作技藝的惟一傳人，儘管一直表示要找傳人，但直到現在還未能有合適人選，“我收徒弟的條件很苛刻，人品要正，還要有強健的體魄，最起碼直臂能提起100磅重的東西，不然怎麼上弓弦。你可以用手藝來賺錢，但是絕對不能賣國，民族弓是咱中國的東西，這門手藝絕不能流失到國外”。
  楊福喜介紹，傳統弓箭行業收徒非常嚴格，要求必須是15歲以下人品端正的孩子，踏實肯幹，願意吃苦且淡泊名利。一個學徒從拜師到出師起碼要用3年以上的時間。徒弟的日常花銷由師傅全包，還有零花錢。
  想來“聚元號”學藝的人不少。可至今楊福喜還是一個徒弟也沒收。“不管是誰，剛一來只能算夥計，不是徒弟”，在他看來，兩者之間有著本質的區別，夥計只能做最基本的加工活，不接觸核心技藝。“我寧肯忍痛失傳，也不能把手藝傳給心術不正的人”，夥計想變成徒弟，要經過很長的一段考察時間。要想成為他的徒弟，必須滿足三個基本條件：一是家庭經濟好，不能將做弓箭當成“扶貧”的手藝；二是真正熱愛弓箭製作；三是能吃苦耐勞。此外，最好還得具備一定的藝術品位和美術功底。如果確實可教，人品又好，會舉行一個正式的收徒儀式。
  “‘聚元號’的傳人目前就我一個人，萬一我有個三長兩短，這門手藝就斷送咱手裏了。你説，我能不著急嗎？可收徒弟也不是簡單的事兒。我兒子雖然喜歡做弓，但我總擔心他吃不了制弓的苦。一張弓3000多元的價碼讓很多門外漢瞅著眼紅，似乎做弓箭是個不費力氣的生財之道。”
  楊福喜開玩笑説：“那些人是凈看賊吃肉，沒見賊挨打。做弓要受的臟累苦痛，也就只有我自己知道。”他説：“做弓有三件頭等苦事，每一件都不是一般人能承受的。一是往弓胎上粘蛇皮，用什麼粘，一般人肯定想象不到，得用溫度和濕度都合適的唾液當黏合劑。這就意味著做弓人要把又鹹又臭、一般人聞著都噁心的蛇皮舔濕；二是磨牛角時飛出的粉末只要粘在身上，就會感覺刺痛，而且連洗澡都不行，那痛苦和難受勁兒，沒有經受的人是想象不到的。三是往弓胎上鋪牛筋。這道工序見不得風，夏天也得緊閉門窗，然後先在屋裏生起熔軟牛筋用的爐子。在這種環境中，身體稍微虛一點的就得當場昏倒……話又説回來，我也想多招幾個能吃得了這份苦的夥計，但現在只有一個10平方米左右的小屋，平時我一個人幹活也就是將就著能轉開身，人再多就根本掄不開了。目前對於我來説，最迫切的事情，便是要找一個大些的作坊。其實我只傳承了父親技藝的七八分。現在我所掌握的是‘聚元號’核心的技藝，還有一些特殊技藝需要新的開拓。”他慨嘆道，當時跟著父親學藝的時候，對一些特殊技藝還留有印象，但由於作坊空間的限制及缺少夥計幫忙，他一直都未能展開“聚元號”技藝的延伸甚至是創新，“聚元號傳統技藝的內涵還未能完整呈現啊”！
  目前，楊福喜最關心的是“聚元號”弓箭鋪的發展問題。他説，要靠他一個人的力量租房子帶徒弟，讓“聚元號”這個京城老字號發揚光大確實很難。如果政府和相關部門給予政策上的扶持，對民族傳統技藝關愛的團體和廣大有識之士伸出援助之手，那麼，也就不算是什麼難事了！（屈建軍 文/攝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