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楊雨
百善孝為先，在中國傳統的價值觀念中，孝道是極受重視的核心觀念之一。因孝而通善，因善而成美，孝在中國的和諧社會建設中，一直起著非常重要的支撐作用。
中央廣播電視總臺《百家講壇》特別節目《平“語”近人——習近平總書記用典》中有關於“孝道”的一講，在分派選題時，我幾乎是“爭”來了這個題目。作為一個研究中國古典文學的學者，傳統文學中承載的孝道故事曾經一再讓我動容，而今天我們在立德樹人的大環境中，再來敘説孝的話題，當然就更有深遠的現實意義了。
中國文學的重要源頭之一便是《詩經》，《詩經》在奠定中國人文價值觀方面具有多方面的啟示和垂范意義，所以讀詩不僅是鍛鍊藝術美感，還有著多方面的社會意義。孔子就非常重視讀詩，他一再告誡其弟子及兒子要讀詩，詩歌的作用寬泛一點説可以用4個字來概括，就是“興觀群怨”。或調和自我心境，或協調社會關係，詩歌是聯結個人與社會的最佳仲介。“不讀詩，無以言”，不讀詩的人連話也説不好，更不用想説得精準、説得有力量了。
“興觀群怨”是從總體上來説詩歌的作用，如果具體一點來説，詩歌的社會作用無非是“邇之事父，遠之事君”8個字，其他當然也還有一些邊緣的作用如博物多識等。這“邇之事父”説的就是孝道，“遠之事君”説的是愛國之道。若無孝道作為基礎，別的“道”其實也無從説起，用我們現在的話來説，孝之與否，是可以一票否決的鐵門限。這就是傳統中“百善孝為先”一語的底蘊所在。
立德樹人，這個“德”字的內涵當然非常豐富，但如果居家當不得一個“孝”字，其他的“德”也很可能是脆弱的。不遑説古今官員，才能有高低，政績有大小，但如果在孝字上出了問題，就往往是被罷免的理由之一了，即便是平民百姓，凡在孝道上有惡跡的人，街坊鄰居也是避之唯恐不及。
唐代李皋在溫州任職時，聽一位老婦人哭訴自己的兩個兒子外出求功名，居然20多年沒回家，以至於老母親生活無以為繼。李皋一打聽，原來他的兩個兒子，一個叫李鈞，已經官至殿中侍御史，一個叫李鍔，也任京兆府法曹。李皋這下憤怒了，一個對自己的母親都忘了盡孝的人，怎麼能在朝做官呢？他馬上將此事上奏朝廷，皇上聞知此事，也為之震怒，不僅立即免除了兩個人的官職，而且規定終身不予錄用。現在我們明白“親親為大”的道理了，孝道可是天地之間的大事，不容有任何一點玷污的。
而以孝聞名的官員，也會備受歷代的尊崇。最著名的例子當然是孟郊了。他年齡老大才考中進士，又等了幾年，才封了個溧陽縣尉的小官。但他一到任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老母親迎到溧陽來，以便隨時服侍左右。那首著名的《遊子吟》也因此名垂千古，其實從藝術上來説，這首詩並不高明，但“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已經成為千古傳唱之句了，無疑是其中強調的回報父母的這一分深情厚誼感動了世世代代的人。
古代官員的升遷與貶謫比較頻繁，尤其是被貶謫之所，往往是遠離京城的荒寒之地。元和十年（公元815年），柳宗元被貶官柳州刺史，但聽説劉禹錫要轉任播州刺史，柳宗元想起劉禹錫的母親年事已高，播州又在那麼遙遠的西南邊陲，文化落後，地理環境惡劣，他怎麼可能帶著母親同去呢？如果他不帶母親同往，也就意味著這次上任播州，就是與他母親的永別了。所以柳宗元就上書皇帝，要求把柳州刺史一職給劉禹錫，自己去擔任播州刺史。畢竟柳州的地理位置要稍好一點。這個建議雖然沒有被採納，但劉禹錫最後還是由播州刺史而改任連州刺史了。柳宗元固然是為劉禹錫盡孝創造條件，其實也是內心裏沸騰著孝道，才會有這樣的動人行為。
中國文化中的孝道貫穿古今，雖然國家體制、社會形態有變化，各個時期的思想體系也隨之會有改變，但孝道一直是一種“固若金湯”的存在，被歷代所尊奉著。也許新的時代，孝道的內涵會有局部的變化，但作為本質意義上的敬奉父母和親人，無疑會成為一種永恒的內涵被傳承著、實踐著和頌揚著。
孔子説一种經典人格的形成要經歷“興于詩，立於禮，成于樂”三個階段。就孝道而言，“興于詩”只是對孝道的學習與啟蒙，是通過借鑒歷史和藝術來喚起自己的孝順之念；“成于樂”則是在充實了完備的價值觀後才能達到的一種人格化境界，其中當然包涵著春風如面的孝順之心；而介於其中的“立於禮”就是規範和檢驗一個人是否孝道的一種基本標準，是一個人能夠從容而穩固地立於世間，為大家所接受所肯定的基本前提。
作為一種核心價值觀，孝道不應是外在的要求和附加的意義，而應是一種自覺的心理訴求和果斷的行動能力。孝道不是一種可供遐想的未來，而是需要立即付諸實施的現在。“行孝當及時”，就是強調了孝道在時間上的及時性和行為上的實踐性。簡而言之，孝道是一種從身邊、從現在實施的一種心理願望和實踐能力。
孝道大行的時代，才是一個充滿著勃勃生氣和動人魅力的時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