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葭：是誰令群眾不明真相的？

　　7月28日晚，新華社刊發題為《群體性事件中少用“不明真相”》的時評，其中指出：“一些地方在發佈有關群體性事件的信息時，愛用‘不明真相人員’‘不明真相群眾’等詞句。……這一説法耐人尋味，值得反思”。這兩天來，各大新聞網站和平面媒體競相轉載此文，大部分讀者對此文高度讚揚。

　　過去十數年來，“不明真相”之於民眾而言，不是一個陌生的詞彙。它經常出現在群體性事件過後的官方解釋或見諸媒體的新聞通稿中，通常的表述是“不明真相的圍觀群眾”。一般在發生群眾大規模聚集的事件後，一些地方政府往往會不假思索地祭出這一説法，且使用一分為二劃分陣營的方法，指大部分不明真相的圍觀群眾受“一小撮別有用心的人”蠱惑與挑唆。

　　真相可能是這個世界上最不易接近的東西。可以説，在經驗所及的範圍裏，我們對大部分事情的真相都不了解，等權威信息發佈，大家才恍然大悟。從這個意義上説，不明真相是一種常態。比如季羨林先生的遺産風波，真相至今不為人知。比如余秋雨老師能早于中紀委察覺某前地方領導的不軌，那簡直是一種特異功能，不具代表性。通常而言，和普通群眾距離比較遠、關係也不那麼密切的事件，不明真相很正常，也可以理解。

　　近年來的群體性事件中，“不明真相”的發生邏輯卻恰恰相反。許多事件的發生，老百姓是身在現場親自參與的。比如最近的湖北石首事件，表面看上去是因一非正常死亡人士的家屬保護其親人的遺體所引發，實則當地百姓對當地政府早已怨聲載道，便借圍觀這種方式發泄不滿。一些地方因徵地補償糾紛引發群體性事件，地方政府也常稱事件在場人員為“不明真相的圍觀群眾”，于情于理都不妥。補償款是多是少，群眾心裏有數得很，實在不能稱作“不明真相”。

　　一些地方政府似乎特別鍾情于這個詞彙。大事小事發生，一概稱之為“不明真相的圍觀群眾聚集”，好像中國老百姓特別喜歡看熱鬧。退一萬步説，看熱鬧如果沒有造成公共秩序混亂，並無不可。天安門每天早晨升旗的時候，看升旗的人，也可以稱為“圍觀群眾”。但一些領導似乎特別恐懼于群眾聚集，哪怕只是看看熱鬧也不行。給外界的感覺是，他們似乎從“圍觀群眾”那裏很是感到某種不安。

　　為平息這種不安與恐懼感，圍觀的群眾必須要在短時間內被解散或者強行驅散，不論這種圍觀多麼秩序井然多麼安靜平和。這就很容易形成一個惡性循環：群眾自己認為看到的是真相，而政府卻偏説不是，且硬塞給他們另一個真相——你們是受一小撮別有用心的人挑唆的，趕緊回家洗洗睡吧——長此以往，稍微有點智商的人恐怕都不能容忍這種侮辱吧。

　　這種表述模式如今已經走到盡頭。作為一位媒體人，其實我也經常自嘲，自己才是且長期是“不明真相的圍觀群眾”。假使某地發生一起群體性事件，記者與媒體遠離現場，連圍觀都毫無可能，是不能隨便指圍觀群眾不明真相的。即便到達現場，但擠不進圍觀群眾的前三排，也不能聲稱自己就掌握了真相。

　　在早年信息溝通不暢的時代，某件事發生後，事件發生地官方解釋是唯一的聲音，也是唯一的“真相”。若記者(是且只是新華社記者)不到現場，所有發生的事情都不能算是新聞。若記者到現場之後，事情並未報道出來，也幾乎等於這件事情從未發生。一些地方領導可以在小範圍內焦頭爛額地開會討論對策，但就是不對公眾説一丁點——那時候，“真相”是被他們掌握的。

　　傳媒的市場化改革以及網絡時代的到來，終結了這種只有一種聲音的時代。這個時代的特徵是，真相不是一些閉目塞聽的領導的禁臠。知道真相是群眾的權利，哪怕他們只是在邊上圍觀，也有權利知道真相。而網絡、手機短信，則為他們尋求真相提供了工具便利。事件發生後，第一時刻全國全世界都能看見，不借助官方媒體，真相照樣可以傳播。這是市場經濟給中國帶來的巨大變化之一。

　　以前我們也被告知，“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後來就變成“不明真相”了。或者可以這樣説，群眾的眼睛視事件性質的不同，時而不明真相，時而眼睛雪亮。總之，群眾判斷力不是由群眾自己決定，而是由某些領導決定，歸根到底這還是皇權時代“牧民”的心理。政府治理的現代化，應從讓群眾知道真相開始。

　　(作者係資深媒體人)

責編：張托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