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楊禹

　　一個涉及侵害生命的公共事件爆發後，民間滋生一些情緒，在所難免。疏導這些情緒，除了做到行政透明，並妥善引導輿論，最終還將依靠法律。而法律，作為社會行為的基本準繩，也要跟上時代變化的腳步。

　　杭州飆車者胡斌被當地法院判以交通肇事罪的最高量刑三年，仍引來大批網民不滿。蘭州一老漢向三十余輛闖紅燈汽車拍磚，行為明顯越界，卻仍支持者甚眾。一股“人車對立”的瀰漫性情緒，在以上這類極端事件中，與現行法律條文和公民守法常識遙相對峙。

　　“人車對立”，曾在很多國家的經濟快速發展期裏上演。總有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總有人順理成章地成為有車族。然而，所謂“人車對立”，並不意味著富者與貧者的必然對立。在今天的中國城市裏，中等收入者大多具備了成為有車族的能力，他們是“橄欖形”社會中最龐大的“橄欖肚子”。雖然杭州飆車者帶有“富二代”的某些特質，但蘭州老漢砸的對象，顯然以“橄欖肚子”居多。

　　那種將“人車對立”等同於“仇富心理”的判斷，有一定的社會情緒基礎，更多則來自於網絡的放大和異化。“人車對立”的實質，仍是發生在車的行為與人的行為之間的矛盾。要疏解這個矛盾，不能試圖去“妖魔化”那些買得起車的“富人”———那將消除人們創造財富的動力；也不能簡單地去試圖直接遏制“仇富心理”———那將使疏解“人車對立”的願望變得大而無當。

　　司法的進步，以及現代政府增強執法能力和提供均等化公共服務的努力，才是疏解“人車對立”的正解。

　　一個涉及侵害生命的公共事件爆發後，民間滋生一些情緒，在所難免。疏導這些情緒，除了做到行政透明，並妥善引導輿論，最終還將依靠法律。而法律，作為社會行為的基本準繩，也要跟上時代變化的腳步，體現出對當代人愈發重視公共安全這一心理變化的司法適應能力，在司法判斷上做出積極的調試。這與維護司法的嚴肅性並不衝突，相反，能使法律手段成為疏解社會情緒的有效出口。

　　那些早就進入汽車社會的國家，大都在一段時期裏爆發過“人車對立”，也都曾努力調校其司法尺度，對車與人的行為均做出更高標準的約束，尤其加大了對機動車違法行為的懲戒力度。一旦出現類似于胡斌這樣的飆車者，有足夠明晰的法律條款讓其對號入座，公眾對肇事者的譴責、痛恨情緒，因法律“重典”的存在，而在第一時間內便能得到有效釋放。

　　蘭州老漢拍磚引來與常識相悖的叫好聲，也説明某種情緒無法發泄，而漸被異化。老漢宣佈要“保衛斑馬線”，其實大家都知道，保衛斑馬線，靠的是法律法規，而不是板磚。要疏解這類“人車對立”，需要做好兩件事：

　　一是提高執法能力，將紙上的法律條文，變成街頭看得見、摸得著的法律。我們都記得，北京城裏的酒後駕車，一度是家常便飯。幾年來北京警方從嚴執法，其效果現已顯現。倘若對“酒駕”的法律懲戒力度能進一步加大，此頑症有望徹底攻克。

　　二是政府應努力向全體市民———無論有車者還是無車者，提供更加均等化的公共服務。那就是提供更便利、更多選擇的出行方式，以及對違規車與違規人的勸誡和處罰，不能總是把無車人的路權越來越多地劃歸有車人。

　　車與人的關係就是這麼有趣：在肆無忌憚的車前，人是弱勢；在舉著板磚的人前，車是弱勢。北京公共交通體系這幾年面貌一新後，越來越多的市民開始在駕車者與行人這兩個角色間不斷切換。這不僅使心理上的“人車對立”有了法律之外自我理解與釋放的途徑，也促進了車與人各行其道，和諧相處。

　　□楊禹(媒體人)

責編：張托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