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繁峙縣副檢察長穆新成被紀檢部門實施“雙規”，穆家查出的財産金額肯定過億。但同時，他辦公室裏卻有許多受到他救助的貧困群眾送來的錦旗。這就是真實的穆新成——通過“江湖規則”，從政商兩界獲得鉅額灰色收入；而後扶危濟困，修廟種樹，樂此不疲。穆新成出事後，不僅網絡上很多人力挺他“雖然腐敗但卻為民做了事”，當地有群眾甚至宣稱：“穆二小就是個大俠！劫官濟貧的俠客。敲詐當官的，得來錢一部分給窮人，一部分給自己，有什麼不好？！”(今日本報A13版)

　　江湖與俠客，古往今來都是民間演繹的道德範本。一腔江湖俠客義氣，打抱不平闖蕩天下，曾是多少癡迷江湖風雲的年輕人豪氣幹雲的夢想。從“桃園三結義”到“梁山結義”，再到那些縱橫武林的“笑傲江湖”，可以説，江湖義氣是有着它深厚的民間土壤的。也因此，當背負一身江湖義氣行走於官場之時，人們很容易在推杯換盞地稱兄道弟之後，在灑脫豪氣的慈善濟貧之時，找到民間情感所共有的道德依附——已被紀檢部門雙規的山西省繁峙縣原副檢察長穆新成，正是脫胎於這樣的民間俠士道德土壤，以至於在其東窗事發後，居然還能找到稱其為“俠客”的眾多擁躉。

　　可以説，穆新成的為官軌跡在當今官場是有着典型的標本意義的：先是利用職權在管轄領域打出一片江湖天地，與相關利益者親切熱絡地稱兄道弟，利用手中職權擺平各種利益糾葛，充當黑白兩道通吃的“&&大哥”，且不時散財濟貧、見義勇為衝鋒在前，散發出俠士本色的道德魅力。在他們心目中，“義”字當頭，為“義”甘願兩肋插刀、肝腦涂地，也因此獲得了絕大多數江湖中人甚至民間百姓的認同。

　　中國社會大體上還是一個人情社會，攜所謂俠客之義行走天下的江湖風氣，也因此很容易就找到生存土壤。特別是這個攜“義”之人，還是個居廟堂之高的宦海之士，更會讓人覺出官場人物的草根本色，自然生出一份親切感，也自然，隨之而來的利益往來也僅限於兄弟情、弟兄義，用職權所做利益斡旋得之錢財，也只是“為朋友排憂解難得的錢”。做官，更是在做江湖，也因此，當穆新成父親的臨終託付人問其錢財來源時，他可以打包票地表態：“您放心，我的錢都是朋友給的。”正因為是“為朋友排憂解難得的錢”，所以可以光明正大地去使，這就是所有以江湖規則行走於官商兩界的權力者的邏輯自圓。

　　只是，光做到在黑白兩道的江湖義氣，還不足以被民間稱之為“俠客”，也不足以得到廣泛的民間道德認同。穆新成的過人之處或許就在於，他用自己所謂兄弟幫辦得來的錢財，拿出其中一部分做善事，接濟了一些經濟困難的窮困民眾，這或可看作是其不同於其他貪腐卻又不捨散財官員的道德之處，而這又與民間自古俠義傳説中的“劫富濟貧”暗合。於是，俠客、仗義、疏財的帽子紛紛戴到了穆新成的頭上。

　　不得不承認，這樣的為官之道在當下還是相當有市場的。正因為有了江湖中人的肯定，有了民間的褒揚，這樣的官場人物開始層出不窮，也很容易在普遍的人情土壤中如魚得水。曾因賣官而震驚全國的黑龍江省綏化市原市委書記馬德，就是這樣一個頗具江湖氣息的人，他粗暴的脾氣、不拘小節的性格、講究義氣的作風，成為了他為官的個人魄力，他曾在抗洪、救火時衝鋒在前，這又增添了民間對其的道德肯定。很顯然，這些為官之士有意無意表現出的豪爽義氣之舉，是很能讓人忽略他背後的貪腐行為的，甚至他自己都不自覺地認為其所得是朋友情誼的正當所得，而其偶有為之的慈善之舉，則更讓其幻化成道德的化身。

　　可問題卻在於，如果一個人利用手中權力為自己攫取不正當收益，不管他表面裹挾了多少俠義、道德的外衣，其必然戕害其他民眾的應得權利，通過剝奪一些人的權利來滿足另一些人的利益訴求，而民眾在其中受到利益損害的怨氣，也可以在其後的所謂慈善、義勇行為中得以消弭，這就是所謂的江湖義氣。在這樣的官場江湖內，沒有國家，沒有人民，沒有法律，只有團夥，在團夥利益內一榮俱榮、一損俱損，因此對外均同仇敵愾，更不可能將絕大多數民眾納入其中，而不管利益的剝奪將戕害到多少民眾，其後的慈善之舉，卻又會讓民眾受損而不自知。對穆新成案件的採訪，到最後之所以會成為一段民眾稱之為“俠客”的黑色幽默，可能就正肇始於這樣的民情土壤。

　　古語中，相忘於江湖是一種淡泊的人生境界。而在現實的官場，要讓權力者放棄江湖的物欲顯然很難做到。江湖是很難忘的，不僅難忘還會有越來越多的人樂此不疲地攜着這樣的江湖規則在官場行走。穆成新的“俠客行”，是一個黑色幽默，更是一個晴天霹靂般的警醒。

責編：張托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