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開彬

　　最近，河南、安徽、山東、河北、山西、陜西、甘肅、江蘇等主産區小麥受旱1.60億畝，其中嚴重受旱6753萬畝，有632萬畝出現點片死苗現象。另外，有約400萬人、200萬頭大牲畜因旱發生飲水困難。大旱雖有天災的原因，但也揭示了近三十年來農村水利建設與“分田單幹”政策的不足。

　　對比兩組數據，就可以説明這個問題。 1949~1978年，灌溉面積從1949年的2.4億畝增加到1978年的7.3億畝，增加了5億畝(增幅超過200%)。同時，修建各類水庫8.6萬多座。在1978~2008年，農田灌溉面積從7.3億畝增加到8.67億畝，只增加了1.37億畝(增幅19%)。同期只建設各類水庫800多座(主要用於發電)。毫無疑問，最近30年來，我們在水利建設上疏忽大意了。

　　更致命的是，原來建好的灌溉系統和水庫由於缺乏資金投入、失去管理而出現嚴重荒廢，導致灌溉能力大大減弱，沒能充分發揮其澇季蓄水、旱季供水的功能。現在筆者每次回農村老家，看到周圍的河流和水塘積滿淤泥，河道變淺變窄變成死水溝，有的甚至完全乾涸，便懷念以前清澈的可以飲用的河水、又深又寬還曾游泳過的河道和河塘。每每此時，筆者不禁要問，改革都三十來年了，可農村怎麼出現了如此倒退？

　　筆者記得，上世紀80年代初，村裏的河水由於經常由村集體組織清除淤泥，河水也經常得以通過抽水設備、灌溉系統從長江支流獲取新鮮水，水質一直很好，也是村民飲水的來源。但自“分田單幹”以後，由於村集體名存實亡，單戶農民無力進行這類活動，導致各村河流、水塘積滿淤泥。筆者老家湖北農村作為魚米之鄉、多江多水的江漢平原都變成這樣，全國其他地區的農村現狀，更令人憂慮。

　　現在的大旱，也讓我們客觀認識到1960~1978年水利建設上所取得的重大成績，重新認識到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提倡的“水利是農業根本”的正確性。學術界已通過實證研究證實了這一觀點，那就是，1965~1978年為我國水利建設的高峰，這些水利設施是確保70年代至80年代中期糧食穩定增長的基本條件。而自1980年後水利建設被忽視，主要是因為在清理“文革”問題時，由於水利建設高峰剛好與“文革”時間一致，所以被簡單地作為“文革”附屬物被否定了(見中國水利學會水利史研究會徐海亮，2000年，《“三五”至“五五”期間的水利建設經濟效益》)。其結果，就是導致80年代中期以後有效灌溉面積不斷減少、成災率不斷上升、抗旱和抗洪能力不斷下降，糧食産量也在達到高峰後開始走下坡路。

　　此次旱災，説明三十年來我們把前人留下的老本荒廢了不少，也把老本快吃完了。旱災最終也會過去，但是，旱災之後，我們還是該好好反省，為了我們的子孫後代，認真對待作為農業根本的水利建設。

　　雖然中央決定投入4億元解決目前的旱災問題，但這只能是權宜之計，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必須以國家財政對水利基礎設施大幅度增加投入。這就如同修建鐵路、機場、圖書館等公共基礎設施一樣，因為它事關13億人民的糧食安全問題。

　　目前可採取的措施是逐步修復部分早期的水庫，恢復其夏(澇)季蓄水、冬(旱)季供水的功能。同時，以鄉鎮為單位按年度進行財政補貼，用於以村和小組為單位組織農民重新恢復灌溉渠，每年冬季清除各村河道、灌溉渠、水塘的淤泥，加寬加深河道，並用於以村和小組為單位購買抽水機等農機設備。這是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村集體一貫的做法，很有效。這樣既便於清理河床和改善水質，讓河流和水塘加深、多蓄水、蓄新鮮凈水，取出的淤泥也可以放到農田肥田，改善農田的土質。這將不僅解決灌溉問題，也能改善農村飲用水質不斷惡化的問題、改善水質。

　　凡是家在農村的人都已經意識到，水的問題，已經到了快崩潰的邊緣。作為農民的兒子，我不得不大聲吶喊：留給農村的時間已經不多了。

責編：張托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