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昌建：昔日最佳辯手今日訥言為師

■1993年的“最佳辯手”

■辯論在人生中可能只有一次，但是做人卻是永恒的。

■辯論藝術是一個廣大的宇空，我們只是在其中有限的一隅飛翔過。

■蔣昌建

■1965年生於廈門。

■1988年於安徽師範大學政教係畢業。後中學教書兩年。

■1990年入復旦大學國際政治係攻讀碩士學位。

■1993年隨復旦大學隊首屆國際大專辯論會折桂，獲“最佳辯論員”稱號。同年，獲碩士學位。

■1997年，獲博士學位。

■1998－1999年于美國耶魯大學做博士後研究。

■現復旦大學國際政治係講師。

　　1993年8月29日，新華社發自新加坡：上海復旦大學代表隊今天下午在此榮獲第一屆國際（中文）大專辯論會冠軍。復旦大學蔣昌建同學被評為本屆辯論會“最佳辯論員”。

　　當日辯題“人性本善”，復旦大學隊以“反方”應對台灣大學隊。

　　精彩的自由辯論結束後，復旦隊四辯蔣昌建以高屋建瓴之勢慷慨陳詞，結尾一句“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卻要用它去尋找光明”，被評論為“猶如雲層激發出雷電，把整場辯論昇華到極高的價值觀念境界，可謂氣勢磅薄”。

    評委，美國哈佛大學杜維明教授在點評中讚揚復旦大學代表隊配合默契，錯落有致，引經據典，妙語連珠，體現了“流動的整體意識”。

    新加坡《聯合早報》評價“最佳辯手”蔣昌建：詞鋒銳利，反應敏捷。

   “我自始至終以‘我代表復旦大學、代表前進中的中國’來為自己鼓勁。我要讓新加坡人民和評委們看到，在中國，在中國的一所大學裏，有這樣一位學生，在這位學生身上感受到華語的優美和中國學生的知識水平。”賽後，當年的復旦國際政治係碩士三年級學生，28歲的蔣昌建如是説。

    著手尋訪蔣昌建之日，是8月熒屏上演“2000年全國大專辯論會”之時。網上聊天室裏，有網友悵然地懷想“激動人心的1993年”，難忘新加坡首屆國際大專辯論賽上辯手們的昔日榮光：“尤其那個蔣昌建，那時候我們模倣他的説話和表情，夢想有一天像他一樣氣勢如虹。他影響了我們整整一批人。”

　　時間過去了7年。昔日隊友有的做了中央臺的節目主持人，在最近的採訪裏也還提及“我是做辯論出身的”，當年的經歷依舊是身上的光芒。那麼蔣昌建在哪兒呢，那個昔日最是風光無限的“最佳辯手”？

並沒有過從高處跌落的感覺

8月23日下午1點，到上海復旦大學文科樓找蔣昌建。暑假裏大學校園變成建築工地最是理所當然。好不容易繞過地上橫躺豎臥的午睡民工找到電梯入口，到6樓，國際政治係，35歲的蔣昌建是這裡的一名講師。

　　第一眼，認出蔣昌建靠的是他的眼神。印象中在7年前的照片上，他瘦得驚人，脊背挺得筆直，一身黑西服像是別人的，穿著實在不怎麼好看。而眼前推門而入的這個人卻是短褲涼鞋，一副走到大學生堆裏就會被淹沒掉的隨意樣子。唯一讓人覺得不一般的東西在他的眼睛裏，他抬眼凝視過來的時候，記者想起當年那場辯論賽的轉播導演説過的一句話：“蔣昌建有一種氣勢，他人格裏有一種從容，給人感覺似乎他要比他那瘦小的身體大上好幾倍。”

　　還有他的聲音。當年那場辯論賽的顧問王滬寧教授有一段回憶：“第一次到新加坡廣播局試音的時候，我方幾位隊員簡單地講了幾句話，為的是調試音量。蔣昌建一開口，他那特有的男中音和有魅力的嗓音，就吸引了大家。新加坡廣播局的郭奕好小姐，就向我這裡看，並伸出大拇指。意思是你們的隊員不錯。參加辯論賽，告訴我一個最生動的事實，那就是在復旦的校園裏，在中國的土地上，我們有絕對優秀的學生，不比任何世界著名學府的學生差。”

　　當年曾讓老師和復旦引以為傲的蔣昌建，現在做了復旦的一名老師，過著他自己説來是“與其他教書的和讀書的人一樣，簡單得像白開水”的生活，而且不管別人如何驚奇和不解，安之若素。

　　“我現在這個狀態跟你想像的有什麼區別嗎？”一見面，他就用一種很好聽的語調問過來。記者説：“我曾經想過，什麼是最該蔣昌建這樣一個人幹的事呢？至少應該是一個外交家，或者是一個在美國或香港能夠存在的律師。”

　　他笑了，告訴記者其實做老師是他到復旦之日起就有的夙願：“所謂從高處跌落的落差，在我這裡，並不存在。我目前這種狀態跟我內心所需求的東西比較兼容一點。什麼是我的內心需求的東西？我要當教師，我要把我學的東西跟學生一起分享，我要有自由支配自己的時間，我要做一個，怎麼講，不是太緊張，有點閒適的人。我沒有什麼未來成就的願望，因為對我來講，我對自己的要求就是把書讀好，書要教好，書要寫好，能做這麼一個‘三好生’我就不錯了。

　　許多人問，你平時説話多嗎？我很難回答，説了恐怕也會有人不信，我幾乎除了上課，大部分的時間是沉默著的，因為，自己獨處一間研究室，沒人和你説話，如果真要發出什麼聲響，那可能我的腦子已經壞了。”

　　曾經的輝煌不大回想

一見面，記者就注意到蔣昌建身上穿的是一件“2000年全國大專辯論會”的T恤衫。他剛剛去做了其中一場的點評嘉賓。而去年’99國際大專辯論會在北京舉行時，他的身份是美國耶魯大學隊的顧問。

　　事實上，從1993年那場“難忘的辯論”開始，與辯論賽有關的事情一直在他生活中留有痕跡。至今在他的辦公室裏，還堆著幾大箱觀眾來信，他説不知道該怎麼處理。

　　但是在他看來，7年前那次輝煌不過是“生活中一個偶然”：“一生當中你會有各種各樣短暫的機會，你會迎接各種各樣的挑戰。代表中國的大學生去比賽，也許這挑戰的難度、挑戰的強度、包括挑戰的密度，跟你一生當中遇到的各種各樣挑戰可能在形式上並沒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但是意義含量擴大了以後，你就特別容易記住這些挑戰的事情。你説對我影響有沒有，在我記憶當中它還算不算一件事情，當然算了。但是一幕幕的事情它過去了，我不大回想。

　　對於我來説，1993年辯論賽唯一值得我驕傲的是，我完成了一項任務。我喜歡這樣的感覺，做一件事情，在大家對這個事情本身沒有把握的時候，我會對某些比較重要的人物説，放心吧，我會把這件事情做好，那結果我完成任務了。我覺得那個時候我特別地愉悅，如果説有什麼感覺，我就是這個感覺。我答應你把這個事情做好，結果，我做好了。

　　所認，我覺得它對我的影響談不上有非常大的，不構成一個非常嚴重的影響，特別是改變你的生活，或者改變你的讀書、學習、教書的習慣。沒構成，對我沒構成。可能對關心我的人，他們對我的印象會有影響。比如説他們經常定位成你是一個專門搞辯論比賽的，專門是參加辯論活動的，或者是專門從事這種論辯演講行業的。這個影響可能在他們對我的印象上。但這個是沒有辦法克服的，因為你教學的一面，你讀書的一面，跟所有的普通人其實都一樣，很多的媒體它關注的不是你這一面，所以它報道的大多數都是你在這個辯論和演講的場合所出現的各種各樣的事情，所以公眾很容易地去有這樣一個印象。

　　所以最大的影響是在這邊。不過我自己倒不是特別地在意這個，我不是説躲起來呀，有這樣類似的活動我不參加呀，因為沒有必要這樣去躲啊藏啊，或者去避開這樣的活動。因為這樣的活動一年也發生不了幾次，一次也發生不了一個禮拜或者10天，你説平時擠時間怎麼擠也就出來了，用不著去像擠海綿似的，用不著什麼‘別人喝咖啡的時間’，那些都用不著。所以大部分的時間我就是一個教書的人，在做一般老師所能做的事情。”

辯論賽創造了一種文化

而今的蔣昌建，是大學裏一個上課不看講稿、喜歡在教室走來走去並時不時講得興起就坐到桌子上去的老師。一位去年畢業的聽過他課的復旦女生，至今仍然在談到他時眼睛發亮。她告訴記者，蔣昌建是復旦受學生歡迎的老師。

　　蔣昌建也顯然比較滿意他與學生的溝通，但是同時他還有另一分警覺：“我一直在想一個問題：學生是因為我名聲在外選我的課呢，還是真的覺得我的課好。”

　　在他看來，他在辯論賽表現出來人們認為是才華的東西並不完全屬於他自己：“可能在一瞬間，我凝聚了某些才華的東西，但這個才華的東西不是我一個人的，是一個集體，甚至它不是一個小集體，它是一個大集體，它可能包括復旦整個教育的體制凝聚在這裡。它不代表個人，我一直覺得不代表個人。

　　所以我跟學生們説，你們如果看到這個比賽之後有這樣一個印象，你們來復旦這就對了，但是你們如果説在重復著我進行的那些學習方法、工作方法，可能你們得到的東西不會很多。但是如果你把你們想要學的東西、想要在復旦追求的東西，同復旦整個教育體制能夠很好地結合起來，充分利用復旦的資源，你可能做得比我還好。

　　我覺得就是這樣一個問題，所以我經常跟同學們説，不要有一個錯覺，就是説好像你不主動地跟這個體制靠攏，你不主動去挖掘復旦的資源，你只要到復旦來，好像跟昌建一樣到復旦來，坐到那個教室裏，同樣三點一線地過日子，你就覺得肯定能夠成就，那不一定。”

　　跟許多人不同，對於現在辯論賽的風光不再，蔣昌建顯得沒有那麼失望：“為什麼要問辯論賽還會不會有春天？它從來就沒有到過秋天，我們那時候是過熱。辯論賽的意義不在於比賽，它創造了一個大膽討論問題和表現自己的文化。

　　而這樣一個大膽討論問題和表現自己的文化，長期以來可能是被壓抑了。中國的傳統文化是不主張你多發言的，所謂‘訥言敏行’，但在市場經濟的社會裏面，當人力變成資源的時候，説話變得特別重要起來，你怎麼樣在短時間內在人力資源的市場當中把自己推銷出去。這完全是靠語言的功夫，這點有它的實用性在裏面。再往上面講就是你大膽地討論問題、大膽地表現自己，這是這個社會越來越開放的一個縮影。”

責編：史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