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衛東：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副研究員

　　今年2月1日，由總統提名並獲得國會確認的參議員約翰·克裏與希拉裏進行職務交接，成為美國新一任國務卿。此前媒體對克裏評價甚高，考慮到其豐富的閱歷和在參議院28年工作中表現出的穩健姿態，世界有理由對其保持期待。這種樂觀情緒甚至擴散到波折不斷的中美關繫領域，那麼克裏取代希拉裏是否意味著未來4年的中美關係會更為順利呢？

　　克裏的對華觀

　　克裏1943年出生在科羅拉多州丹佛。1966年他從耶魯大學畢業，後作為一名海軍參加了越戰，並獲得三枚紫心勳章、一枚銅星勳章和一枚銀星勳章。但在從越南回國後，克裏對戰爭的認識發生了劇烈變化，從戰爭英雄轉變成為一名堅定的反戰人士。1972年在競選眾議員失敗以後，他進入波士頓法學院取得學位並成為麻省一名地區檢察官。1982年克裏就任馬薩諸塞州副州長，兩年後當選為聯邦參議員，連任至今。在擔任參議員的28年間，克裏曾在數個參議院委員會任職，擔任現職前是外交關係委員會主席。2004年，克裏與小布什競選總統失敗，從那以後他依然作為參議員服務至今。

　　克裏屬於堅定的民主黨人，在國會的投票記錄顯示他是自由派，但在教育和削減赤字等問題上他和自己所屬的民主黨對著幹，近年來在能源安全、選舉經費改革等問題上同樣大膽直言。克裏與參議院共和黨重量級議員麥凱恩惺惺相惜，與其他同僚也關係融洽，這是導致其國務卿提名獲得迅速通過的主要原因，這與希望獲得國防部長提名的哈克爾在國會的遭遇形成鮮明對照。

　　作為參議員克裏曾經多次來過中國，他對中國相對溫和，曾投票反對因為所謂中國出口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及其配件就對其進行經濟制裁的提案，贊成給與中國永久正常貿易關係，同時在國會內部支持藏獨疆獨的相關活動中也保持低調。近年來他將中國視為合作夥伴而非敵手，並公開反對在亞太增加駐軍以免給人造成圍堵中國的印象。2009年4月，克裏表示美中關係無疑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雙邊關係，任何全球性的問題都需要美中兩國攜手解決。他引用鄧小平的話説：“鄧小平説過‘不管白貓黑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那就讓我們多抓老鼠吧。”2010年12月，克裏發表演講時強調，今天的中國雖然不是美國的盟友，但美國不能像對待敵人那樣對待中國。美中利益已經並將繼續相互交織，中國失敗，美國也會受害。而美中之間還有可以開展合作的很大空間。

　　相對於中東和阿富汗問題，克裏對中國問題的參與度相對較淺，對中國的訪問次數也不如上述地區，因此他還談不上是“知華派”，更算不上是“親華派”。但克裏無疑是美國政治家中最具國際視野，對國際政治與美國內政的現實最有清醒認識的高官之一，而且他的政治立場相對溫和理性，在國會中經常起到協調兩黨分歧的橋梁作用。尤其是在論及對華關係時，他能認識到美國未來的國際地位並不取決於中國的崛起，而與其自身的競爭力有關，因此美國無需遏制中國，相反中國的崛起還能增加兩個大國合作的機會。雙方都要克服將美中關係定義為衝突而不是合作的情緒。在厭華情緒濃厚的美國國會中能有人發出如此中肯客觀的表態實屬難能可貴，因此至少可以説，克裏擔任國務卿對中美關係的穩定不是壞事。

　　新搭配下的美國外交

　　在1月24日美國參議院舉行的新任國務卿提名聽證會上，克裏闡述了其未來四年外交政策藍圖。他強調美國只有把國內的事情做好，才能維持在全球的影響力。在對華方面，克裏不出所料展示出較為溫和理性的立場，主張中美在全球諸多事務上進行合作，反對遏制中國。

　　奧巴馬選擇克裏來做自己的首席外交大員自有其道理。首先克裏在外交領域經驗豐富，其次他在美國國內和國際上均人脈廣泛，而最重要的是他在外交政策上的理念同奧巴馬非常接近，都主張務實外交。另外還有一點，即相對於希拉裏，克裏為人更為低調，善於把自身的政治理念溶于總統的外交意圖和國家的大政方針之下，不會咄咄逼人喧賓奪主，更不會信口開河以至於給總統惹麻煩。所以可以預料，克裏與奧巴馬的君臣配會更為融洽。同時，如果同樣務實的哈格爾也能獲得國會批准成為國防部長，奧巴馬的白宮與霧谷（國務院所在地）和五角大樓之間的協調程度將會前所未有的得到提高，這無疑會大大減少美國外交決策方面的內耗，並提高其外交行動的效率。

　　不過，內閣首長的人選對於美國外交的影響是潛在而非直接的，因為總統是美國外交的最終決策者，所以總統的理念才是決定美國外交走勢的核心因素。儘管克裏與奧巴馬關係密切，資歷也比奧巴馬深厚得多，而且國務卿本人還是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核心成員，但是重要的外交決策終歸還是要由總統來拍板，國務卿的職能只是提供政策建議，並在決策出臺後負責具體執行，也就是説，他雖然有能力影響總統的外交決策，但也只是諸多影響因素中的一個，很難發揮決定性作用。

　　此外，美國的外交服務於內政，所以內政的需要就決定了外交的走向，這方面人事因素能夠發揮的作用不能説沒有但是比較有限。當前奧巴馬面臨的國內問題複雜多樣，他既要考慮到外交決策對重要的國內問題如經濟恢復、稅制改革等的影響，又必須顧及並協調分別控制國會參眾兩院的民主黨和共和黨的訴求，從這個方面來説，美國外交的大方向是在國務卿的人選確定之前就已經明確了的，新獲任命的國務卿只能是在原有的外交大框架下發揮個人的能動作用而不是相反，即使是最合適的國務卿人選也不得不適應于這一現實。

　　當然從對克裏和哈格爾的人事選擇本身，就已經可以體現出奧巴馬的務實心態，為了這兩個最重要的內閣部門首長的提名獲得國會通過他殫精竭慮，想方設法對國會施加影響，這意味著奧巴馬對克裏的欣賞和贊同是提名他作為國務卿候選人的關鍵因素，因此對克裏的選擇可以從一個側面預示出奧巴馬任內會放手讓克裏有所作為，而克裏也必然會不辜負奧巴馬的厚望。從這一角度來看，克裏的表態可以比較明確地代表奧巴馬的認識，這會為外界判斷美國政府的實際思路提供有價值的參考。

　　克裏與未來四年的中美關係

　　奧巴馬政府在與中國打交道四年之後，其對華政策已基本成型，第二任期的延續性會大於變動性，這已經成為政策圈和學術界的共識。奧巴馬成功連任之後，中美關係的基本結構沒有發生任何顯著變化。從積極的方面來説，隨著崛起的持續，中國在國際上可以發揮的作用越來越大，兩國在國際事務中的合作還會加深；中美在經貿領域的聯絡已經密不可分，除了傳統的實物貿易，今後在相互投資領域的合作也會取得進一步的發展；在合作空間相對狹小的安全領域，中美加強在朝核問題上的合作，增進兩軍對話，加大在非傳統安全領域的合作範圍和力度，都已經顯示出一定的積極勢頭。

　　但是，這顯然無法掩蓋中美關係中既有的潛在衝突風險，主要表現在三個層面，即所謂結構性矛盾、日常性衝突以及突發事件。前者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是中美具有不同的價值觀和意識形態，這導致雙方的共同語言先天不足，看問題時很難找到共同語言，相互猜忌可能導致嚴重誤判；二是中美正處於力量此消彼長變化劇烈的特殊時期，霸權國家和崛起國家之間的對抗心理會自然提升，一時難以化解。日常性衝突則包含政治、安全、經貿以及文化領域涉及到雙邊和多邊事務的具體摩擦，比如在台灣問題、美國重返亞太戰略、朝核與伊朗問題、貿易逆差與人民幣匯率問題、人權問題等等很多方面中美都有不同認識，並因此而導致摩擦常態化。突發事件則主要是指一些事先難以預料但可能帶來嚴重後果的偶然衝突，如歷史上發生的炸館事件、南海撞機事件等等。這些問題帶來的衝突風險在奧巴馬的第二個任期內都難以避免，一旦出現，或多或少都會對中美關繫帶來波折甚至嚴重衝擊。

　　縱觀奧巴馬首個任期內的中美關係，也是經歷了一個曲折變化的過程。開局異常順利，但一年以後美國的對華政策就開始轉向，政治上利用台灣和西藏問題牽制中國，安全上抓住南海問題、中日釣魚島衝突來大做文章，經貿方面則大力推進排斥中國的TPP計劃。奧巴馬大選獲勝之後，外界普遍認為，已經不再有連任壓力的他在外交方面會更為強硬，必定會繼續大力推進作為其亞太核心目標的“再平衡”戰略和TPP計劃，加大對中國防範和牽制的力度，這預示著中美關係在未來四年不會平靜。

　　在此背景下考察克裏接任國務卿對中美關係的具體影響，可以看出如下的特點：

　　首先，中美關係的大局相對穩定，人事因素的變動對其影響有限。奧巴馬的前首席中國政策顧問傑弗瑞·貝德表示他更願意用“競爭”與“合作”來概括奧巴馬的對華政策。這意味著中美依然是非敵非友的關係，但雙方都期待在正視競爭的同時努力爭取更多的合作。小布什曾經表示中美關係“重要而複雜”。複雜自然不必多説，但是“複雜”無法抵消“重要”的壓艙石作用。作為經濟實力與政治影響都舉足輕重的國家，維持雙邊關係的基本穩定不僅符合兩國的利益，同樣也反映了國際社會的期待。從這個角度來説，中美關係“必須”保持基本穩定，“必須”確保合作成為主流，畢竟任何人都無法承受中美關係徹底破裂或者出現嚴重摩擦所導致的災難性後果，中美兩國領導層對此也有共識。況且中國的新領導層在執政幾個月後已經展現出不同凡響的魅力，這必然會使奧巴馬政府對中美關係寄予更多期待。從這個角度來看，克裏能夠發揮的作用有限。

　　其次，美國的亞太和中國政策將會延續，所以新任國務卿的作用主要是落實決策而不是對其進行修補甚至全盤推翻。克裏獲得任命的前提之一是他基本認同被奧巴馬視為外交重心的“重返亞太戰略”，這一戰略不會因重大的人事變動而有大的調整，即使有所變化，最終也會服從美國國家利益。希拉裏在任內也多次表態説美國的在平衡戰略不是針對中國，但並未在中國得到積極回應。所以既然克裏接任之後還會繼續維持美國政府的基本口徑，也就不要期待在中國比較敏感的美國亞太戰略方面會因為克裏的到來而給中美關係注入實質性的積極因素。

　　再次，個人入閣之後，其觀點不再是獨立的、私人的觀點。雖然從其投票歷史上可見克裏對華比較理性甚至友好，但這並不能證明成為國務卿後，他會成為國務院的“對華國際友人”。從此之後克裏的表態都會被視為美國政府官方的傳聲筒，所以他必然會比原來做身份非常獨立的參議員時發言更為慎重，甚至於根據美國利益需要，有時候也不得不對華説出幾句希拉裏式的硬話來。

　　雖然如此，但我們仍有理由對克裏就任國務卿之後的中美關係保持謹慎樂觀，不僅因為他一貫的風格和姿態肯定會比希拉裏更受中國歡迎，從而有助於中美關係保持基本穩定；而且由於在美國國會內部具有跨越兩黨的顯著影響力，他的外交行為也可能會更少受到國會的制肘，這對於中美關係同樣也有好處。由於希拉裏在某些涉華問題上的表態已經因為超越界限而受到中國的明確反對，因此可以預料在今後四年中克裏會走得更為穩健務實，比如在中日釣魚島爭端的議題上，克裏執掌的國務院在表態方面應該不會超越希拉裏離職前的強硬程度，甚至還可能更為溫和微妙。因此，我們不妨對克裏就職之後的中美關係抱有些許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