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秉涵，台灣律師，老兵。1936年出生於山東菏澤。高秉涵的一生，凝聚了所有台灣老兵經歷的坎坷和艱辛，同時也見證海峽兩岸從隔絕到溝通的一段特殊歷史。高秉涵生於山東菏澤，13歲已經成為“小學兵”，在“南逃”路上幾乎丟掉半條命，輾轉抵達台灣之後，他又成了孤兒流落于台北街頭。他流過浪，做過小販，幾經週折考上了台灣“國防學院”法律系，畢業後成為金門駐軍軍事法庭的法官。

      他審的第一個案子是金門逃兵案，一個士兵在值崗時冒險抱一隻輪胎穿越金門海峽想遊回廈門的家，但是沒能成功，被判處死刑。一個想要回家孝敬母親的人怎麼會有死罪？為什麼一段淺淺的海峽會讓骨肉同胞分為兩個世界？身為法官的高秉涵無能為力，但他的內心受到極大的觸動。

      1973年，高秉涵退出軍界，成為一名掛牌律師。1979年，離家31年後，高秉涵寫的第一封家書，由台灣至歐洲、經美國寄到中國，又經北京、廣州、遼源，歷時三個多月，于母親葬禮的當天抵達親人的手中。兩岸開放後，他開始奔波于大陸和台灣之間，義務為台灣老兵尋親提供支持，20多年間，先後抱回了54個老兵的骨灰罐，幫助他們完成遺願，回歸故鄉的懷抱。

央視網專訪高秉涵：老兵的一生都在期盼回家的路上

      沒有長夜痛哭的人不足以談人生，在高秉涵看來戰亂造成了人們的痛苦，讓人們在深夜里長哭，然而承受這份痛苦最沉重的是老兵。
      “對於老兵這個群體來説，他們的人生就是犧牲，一開始參與戰爭為國家犧牲，到了台灣為社會服務，退休以後他們期盼能夠回家，但是沒有等到兩岸開放，他們就走了，所以他們的人生一直在犧牲、服務和期盼回家的路上。”正是因為這份沉痛的思鄉之情，高秉涵幫助老兵把骨灰帶回老家，魂歸故里。“不管是活著的老兵，還是死了的老兵，他們的人生都沉澱在回家的路上。”
      但是送老兵回家的路並不容易，有的老兵骨灰是放到由台灣的公家單位管理，有的骨灰是放在私人的骨灰塔裏面，所以拿骨灰的手續非常複雜，幸運的是很多單位都很支持。不過到了通關的時候遇到了麻煩，有的海關甚至懷疑高秉涵犯毒。後來高秉涵抱骨灰過關的次數多了，海關都認識了他，也就沒有了麻煩。
      每一次帶老兵骨灰回家，高秉涵都能想起他1991年回家的情景：“我恨不得一步到我那個高莊，但到了村東頭，我卻沒辦法控制自己的情緒。我夢寐以求想回家，可到了村莊的外面，我又不敢進去。我們的老祖宗説近鄉情更怯，老兵回家就是近鄉情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