稅收監管逆調節加劇收入分配不公 加大貧富差距

發佈時間:2010年05月17日 08:05 | 進入復興論壇 | 來源:經濟參考報

  該收的收不上 不該收的“挖地三尺”

  稅收監管“逆調節”加劇收入分配不公

  高收入群體稅收監管存盲區,由此造成的貧富階層實際稅負不公,某種程度上加大了貧富差距。

  5月10日,《經濟參考報》“深度”版刊登的《我國貧富差距正在逼近社會容忍“紅線”》的一組調研報道引發了社會巨大反響。在引發社會對收入分配不公詬病的幾大因素中,理應成為調節收入差距的稅收杠桿被認為並未發揮應有的作用,甚至在某種程度上還拉大了貧富差距。《經濟參考報》記者進一步的調查表明,由於目前的稅收監管在富貴階層面前存在一定的“盲區”,由此造成了貧富階層實際稅負不公。

  有關專家指出,如果不首先解決對高收入者的稅收監管難題,出臺再好的政策也將是一紙空文。應在加強稅收徵管的同時,設計更合理的稅制結構以改變目前稅收在收入分配差距上出現的“逆調節”,避免“該收的收不上,不該收的‘挖地三尺’”的稅收困局。

  許多富人是靠偷稅漏稅迅速發家的

  這家當地最大的檳榔企業被政府視為關係地方穩定的重點企業,平日基本不允許政府職能部門進入企業檢查。企業主自己也特地養了好幾隻高大威猛的狼狗看守院門,防止人員擅自闖入。

  稅收是調節收入分配差距的重要杠桿,然而《經濟參考報》記者日前在遼寧、安徽、湖南等地採訪時發現,這一杠桿在調節高收入群體前卻有些“失靈”,高收入群體稅收“管不住”已經成為各級稅務部門面臨的普遍難題。

  記者在湖南採訪時獲悉當地一起令人震驚的富人逃稅案。在湖南某地有一家當地最大的檳榔企業。由於企業解決了當地3000人的就業,被政府視為關係地方穩定的重點企業,平日基本不允許政府職能部門進入企業檢查。企業主自己也特地養了好幾隻高大威猛的狼狗看守院門,防止人員擅自闖入。

  如此一家戒備森嚴、備受保護的企業,卻不斷被舉報有嚴重的偷漏稅行為。為此,當地國稅部門在縝密的前期調查後,聯合公安部門對企業進行了一場突擊檢查。在公安部門的支持保護下,稅務稽查人員迅速進入企業,封存了財務電腦,結果發現企業向稅務部門申報的銷售額為1900余萬元,而實際銷售收入高達2個億。更令人意外的是,企業內部還專門設有一間金庫,堆放著成箱的現金,用於日常交易,以躲避稅務部門對企業的賬戶監控。

  “1900萬元與2個億,相差10多倍,這中間的稅收流失十分驚人。如果沒有突擊檢查,這部分錢就直接進了企業主的腰包。”參與此次稽查的湖南省一位稅務幹部由此發出這樣的感嘆,“現在的富人不是照章納稅發展起來的,很多是靠偷稅漏稅迅速發家的。”

  這家檳榔企業的逃稅經歷典型反映了目前稅收杠桿的“調高”無力。不少基層稅務幹部表示,由於對高收入群體監管困難,使得許多高收入群體沒有按章納稅,産生了很多暴發戶。一些企業一年利潤幾千萬元,但納稅只有一點點。很多開礦的千萬億萬富翁稅收也少得可憐。此次如果無人舉報,這家檳榔企業同樣難以監管,鉅額稅收就化為個人財富。

  湖南耒陽市是有名的煤礦産區,煤老闆眾多且十分富有。基層稅務幹部也表達了同樣的無奈。當地國稅局副局長羅利翀表示,現在地方的大老闆很多,可是由於無法準確掌握這些人的資産狀況,因此稅收也很難落實。

  按照規定,耒陽市一個煤礦企業正常不僅要繳企業所得稅、增值稅,企業主還要交個人所得稅。但是現在由於企業通過做假賬虛報銷售額和不開發票等手段,逃避稅收監管,使得一部分人沒有按章納稅。為此,去年耒陽市專門組織了一次專項治理,結果一下擠出9000萬元的稅收增幅。“如果沒有進行專項整治,這9000萬元就裝進了煤老闆個人的腰包。”羅利翀説。

  除了通過虛報收入、不開發票等虛假手段逃稅,一些納稅人還利用現有的稅收制度漏洞“合理合法”逃稅。遼寧省地稅局個人所得稅處副處長朱江天介紹,現在很多企業老闆採用各種手段偷逃稅款,增加個人財富,而稅務部門由於徵管手段跟不上,很難查處。如,目前針對有限責任公司的負責人,通常是按照其獲得企業利潤的20%進行徵稅。但很多老闆為了避稅,儘管企業利潤已經很多了,但卻長期不進行分配,個人的購車、購房、吃喝等開支都從企業出賬。這樣,儘管個人工資收入很低,但卻是實實在在的高收入群體。對此,稅務部門也只能眼睜睜看著,十分無奈。

  一些納稅人還通過多頭“收入”來逃避稅收。遼寧省本溪地稅部門就曾查處一起個案,當事人共有七處收入,每處都低於2000元納稅起徵點,這樣儘管每月拿著萬元以上的收入,卻不交稅。

  對一些小餐館收稅只簡單數桌子、點人頭

  不少稅務幹部承認,為了完成稅收目標,他們只能把著力點放在容易徵管的企事業單位和小企業、小攤販身上,該收的不該收的都想方設法收上來,“挖地三尺”收“過頭稅”的情況並不少見。這幾年稅收徵管的矛盾和摩擦越來越多,主要來自於與小戶的稅收徵管矛 盾 。 “ 事 實 上 , 我 們 也 覺 得 不 合理。”基層稅務幹部無奈地表示。

  該收的收不上,但稅收的任務卻是層層下達,年年增長。為此,稅務部門就只好對不該收的稅“挖地三尺”。這就造成稅收對中低收入者管控苛刻,甚至出現收“過頭稅”的情況。

  據介紹,目前稅收徵管對小規模納稅人管得過死,扼制了中小企業的發展。目前國稅增值稅中小規模納稅人起徵點已由過去2000元調整到現在5000元。但隨著經濟的發展,目前5000元的起徵點對很多小規模納稅人而言也顯得過於苛刻。

  湖南省國稅局辦公室主任周方平給記者算了筆賬,以小規模納稅人起徵點為5000元算,達到5000元銷售額就要徵3%的稅,即150元,這150元是不管企業是否掙錢都一定要交的。可實際上,即使企業

  利潤高達20%,5000元的銷售額也就1000元利潤,除去房租、水電可能所剩無幾甚至虧本。因此,對小企業而言,這種稅收無疑加重了企業的負擔。

  再以營業稅為例,名義上是按稅率徵收,但因為很多企業通過不開發票來逃稅,所以,稅務部門通常對餐飲、零售、修理、洗浴等服務行業的中小企業改行定額徵收,根據預定的“稅收增收目標”確定納稅定額以及逐年遞增的比例,以此實現營業稅收入的超常規增長。這種徵管方法扭曲了營業稅,使之變異為“人頭稅”或“戶頭稅”。因此就出現了對一些小飯店和小餐館收稅時,不管實際經營狀況,只簡單數桌子、點人頭的情況,這種不顧實際情況的簡單徵管不同程度加重了一些小企業主的負擔。

  富者愈富,窮者愈窮稅收“逆調節”亟待扭轉

  很多受訪者表示,如今的富人收入越高,越有資源和關係偷逃稅款,由此進一步增加其財富集聚的速度。而本應獲得稅收支持的中小企業和小商販,卻被迫課以重稅,發展速度和步伐緩慢。這無疑會導致富者越富,窮者愈窮,不利於縮小收入差距,調節收入分配。

  有稅務幹部表示,目前稅收徵管的難點主要是企業老闆、自由職業者等高收入群體。一方面,由於這些企業和個人善於利用目前市場交易和稅收徵管的漏洞,進行避稅逃稅。另一方面,由於一些企業對解決地方就業發揮了較大作用,因而不同程度受到了地方保護,也影響了稅收徵管。這就造成原本國家該拿的拿不到,個人應繳的卻不用繳,國家與個人口袋分配失衡,稅收調高的杠桿未能發揮有效作用。

  中央黨校教授周天勇指出,稅收杠桿本應是調節收入分配的重要杠桿,現在卻未能發揮應有的作用,反而加劇了貧富分化,這種“逆向調節”的副作用亟待引起關注和扭轉。現在往往是越基層經濟越不發達的地區,稅收徵管越加劇貧富、地區的差異。突出表現為,稅收徵管部門對中小企業的苛刻稅收。正是這種對中小企業的苛刻稅收削弱了中小企業的競爭能力、盈利能力和工資增長的能力。

  周天勇説,他曾專門對國內外千人擁有企業數進行比較發現,一個國家每千人口擁有的小企業的數量多少,與收入分配和貧富差距成反比,數量越多,收入分配和貧富差距越小,反之,數量越少,收入分配和貧富差距越大。因為小企業一般是勞動密集型的較多,可以改善勞動要素與資本要素在G D P中的分配關係,實際也會改善資本所有者和勞動所有者之間的分配格局;每千人口擁有的小企業數量較多,中等收入的人口也就較多。

  根據其計算結果,目前國外發達國家每千人擁有企業數平均為50多家,中等發達國家也有20余家,而中國只有12家。國內數據分析的結論也是如此。凡是每千人口擁有企業數量少的地區,比如説貴州、甘肅等每千人口擁有企業數量不到兩個,城鄉差距就大,基尼系數也就高;而那些每千人口企業數量多的地區,比如北京、上海、江蘇和浙江等地,城鄉差距明顯小,基尼系數也較低。

  “不合理的稅賦不僅制約了中小企業的發展,也為企業員工的收入增長、福利增長設置了巨大的障礙,從而進一步拉大了中小企業員工與國有大企業、三資企業員工之間的收入差距,這種現象必須儘快得到扭轉。”周天勇説。(記者 楊玉華 馮雷 丁文傑)

責編:汪蛟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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