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咳”這個略帶玩笑意味的叫法，已經在外國人中間流傳了十餘年，近日竟被外國人白紙黑字地印入了旅遊指南。簡單説，“北京咳”是一種類似水土不服的反應，指一些人來到北京後便會不由自主地咳嗽，離開後咳嗽又自然消失。對於長期生活在北京的人來説，似乎並未意識到“北京咳”，但當一個國家的首都被貼上這種調侃的標簽後，它反映的便就不僅僅是環境問題了。

　　“北京咳”也是咳嗽

　　“紅墻綠瓦、衚同小院、古都風情……”29歲的美國人里昂説，他來北京之前，一直有個美好的北京夢。2012年7月，他作為交換生來到北京攻讀碩士。起初，里昂和在美國時一樣，堅持每天早上在學校周邊跑步5公里。一星期後，他發現自己不由自主地咳嗽起來，白天咳幾聲，半夜就咳醒。

　　在與朋友的交談中，里昂發現不少剛從外國來到北京的人，都會經歷這種咳嗽過程，症狀又以12月至4月較重。朋友們提醒他，外出一定要戴口罩，清晨最好不要在馬路邊跑步。

　　“何止是外國人，我們周圍咳嗽的人也越來越多。”在北京市四惠交通樞紐附近值班的交通協管員李大姐説：“季節交替時，咳嗽聲在等車人群中此起彼伏。咳著咳著，就有一口痰吐在地上。”李大姐指了指公交車牌旁、墻角裏、垃圾桶邊的地上，全都佈滿了痰漬。

　　經常往返于國內各地的張先生也感覺到了“北京咳”。“每次到北京，一下飛機就能感覺到空氣中有股奇怪的味道，隨之而來的便是喉嚨不舒服。”張先生説，因為每次來北京時間短，雖未出現不斷咳嗽現象，但卻回回鼻孔裏都是灰。

　　記者查閱資料發現，“北京咳”一詞由來已久，1990年，國際扶輪社所辦雜誌上刊載的一篇文章寫道：“工業國家曾經的主要城市現象——空氣污染，已經散播至全世界……在北京，空氣污染導致的呼吸疾病很常見，被稱為‘北京咳’。”

　　雖然大多數國人還不知道“北京咳”這個概念，但北京公眾環境研究中心主任馬軍、北京市環境保護科學研究院大氣所所長彭應登等環境專家都對這一説法不陌生。

　　醫學領域，臨床醫生則對這個詞語態度各異。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醫院呼吸病研究所所長劉又寧説：“這不是一個醫學名詞，也不是一個學術概念；沒有一個定義，也沒有它的症候群，這純是外國人編的。”

　　北京協和醫院呼吸內科主任醫師王京嵐表示，“北京咳”也算是病，是一種氣道高反應性，指氣道受到某種刺激而發生收縮反應，表現為咳嗽、胸悶、哮喘等。

　　乾燥污染是根源

　　氣候乾燥。“北京屬於溫帶季風氣候，降水偏少，和國內外一些城市相比，北京真的太幹了！”環境專家彭應登説，1961年至1990年，北京12月平均降水量為2.3毫米，上海為34.7毫米，廣州為23.5毫米，而美國紐約為86.9毫米，英國倫敦為79毫米，日本東京為39.6毫米。協和王京嵐教授表示，北京冬春季尤為乾燥，是許多呼吸系統疾病的高發期，一定程度上也誘發了咳嗽。

　　空氣污染。環境專家彭應登表示，我國空氣質量與發達國家有差距，尤其是可吸入顆粒物的濃度。而空氣質量對人體呼吸系統的影響很大，外國人可能就是因為不適應北京空氣而咳嗽，這是呼吸系統自潔能力的體現。北京冬春季處於採暖期，需要大量燃煤，隨即産生大量二氧化硫等空氣污染物，再加上乾燥少雨，空氣質量會比其他季節差。協和王京嵐教授補充道：“冬春季多霧天，空氣中的有害物質容易對呼吸道産生影響，引起不適或疾病。”

　　給首都帶來負面影響

　　和北京烤鴨一樣，“北京咳”近年頻繁地出現在旅遊攻略中。美國一本旅遊攻略中提醒遊客：“很多人抱怨‘北京咳’，但我們還不知道預防的方法。”

　　“外國人把‘北京咳’作為標簽貼在北京這所千年古都上，不免讓人覺得苦澀。”北京大學社會學系夏學鑾教授表示，空氣污染問題關係到北京乃至中國的國際形象，有可能會給政府帶來負面影響。在北京生活兩年的美國人傑克表示，應該設計一個手機程序，當空氣污染指數達到200時，就自動幫人訂張機票離開中國。

　　據記者了解，北京大氣污染是全國五大中心城市中最嚴重的，2011年世界1085個大城市排名中，北京排名倒數第42位。環境專家馬軍説，“北京咳”的確會影響首都形象，但當下我們更該重視空氣污染對生活在北京的人造成的健康傷害。

　　北京醫院呼吸內科副主任柯會星告訴記者，空氣污染會對呼吸系統和心血管系統造成傷害。《中國環境狀況公報》顯示，大氣中總懸浮顆粒物濃度每增加1倍，慢性障礙性呼吸道疾病死亡率就增加38%。北京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勞動衛生與環境衛生學系副主任潘小川認為，除了咳嗽，環境污染日趨嚴重還會增加肺癌發病率。北京腫瘤防治研究辦公室數據顯示，2010年肺癌位居北京戶籍人口男性惡性腫瘤發病的第一位，2001至2010年，北京肺癌發病率增長了56%。

　　治理污染從身邊做起

　　“污染是城市乃至國家發展的一個階段。”中國預防醫學科學院環境衛生監測所崔九思教授表示，就像孩子慢慢長大一樣，治理城市空氣污染也需要這個過程。

　　其實，空氣污染問題並不僅僅困擾著中國，在很多工業發達的國家，都曾給民眾帶來煩惱。“北京咳”這樣的現象，國外發達國家同樣經歷過。

　　“霧都”曾是英國倫敦的代名詞。1952年冬，倫敦發生“煙霧事件”，僅在5日到8日這4天裏，死亡人數就高達4000人。大霧散去後，英國人開始反思空氣污染，併為摘下“霧都”的帽子付出了半個世紀的努力。1956年，英國頒布了世界上第一部空氣污染防治法案，規定倫敦城內電廠必須關閉。以後的幾十年中，英國針對廢氣排放制訂了明確的處罰措施，並通過抑制私家車數量，減少了空氣中的煙塵和顆粒物。到了1975年，倫敦霧日便由每年幾十天減少到15天。此外，德國用了30多年、日本用了20多年解決空氣污染問題。

　　從1979年開始，環境專家崔九思就在我國主持“全球環境監測系統”。“當時，二氧化硫和總吸入顆粒物明顯超標，國家馬上進行了治理。”崔九思回憶説，從上世紀70年代末開始，北京治理空氣污染的步伐從未停下過，經歷了治理煤爐、風沙和增加綠化面積的三個階段。

　　起初，燃煤是北京空氣污染的首要來源。為解決這一問題，從1999年以來，北京城區4.4萬台機關單位茶爐大灶完成“煤改氣”，促使燃煤在能源比重中持續下降。此後，北京大規模調整産業結構，將首鋼等200多家重污染企業關停或搬離。“治理效果還是非常明顯的。”環境專家崔九思表示，直至2011年，全市二級及以上天數達到286天，比1998年多出186天。

　　“目前，北京空氣污染問題和十年前相比，發生了重大變化。”環境專家彭應登表示，汽車尾氣已成為北京空氣污染的首要因素。環境專家馬軍也認為，近年來，北京汽車數量呈爆炸式增長，雖然開始控制，但已錯過最佳時機，效果不會立竿見影。但為解決空氣污染，我們可以從小的方面下手，比如增加小區和公共空間的綠化面積、治理建築工地揚塵、管理運輸渣土的大型車輛、嚴禁近郊私自焚燒垃圾和枯草敗葉、供暖期間降低室內溫度等。

　　“治理空氣污染不全是政府的責任，也需要老百姓的參與，從身邊小事做起。”環境專家崔九思表示，人們可以少開車，多乘坐公共交通，少吃燒烤，過低碳生活。

　　而且，環境專家彭應登表示，北京已設立35個空氣質量監測站，每個小時都會更新數據，居民可以登陸北京市環保局網站，隨時了解空氣污染物濃度值，調整出行安排，在污染問題無法徹底解決之前，市民們出門時可以戴上口罩，家中養些綠植、多喝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