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角大樓將美國外交軍事化 與國務院爭奪地盤

　　坐落在美國華盛頓附近阿靈頓鎮上的那個龐然大物，在其誕生68年後的今天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行政建築。它就是美國國防部———五角大樓。230多萬平方米的佔地面積相當於6個美國國會大廈；8700萬美元的耗資在當時絕對是天文數字，這些都曾令很多美國人懷疑五角大樓是不是太大了？但這樣的擔憂在日後始終沒有成為問題。在美國“必須主導世界霸權”思維的指引下，五角大樓走上了一條權力越來越大、花錢越來越多、染指範圍越來越廣的不歸路。與此同時，野心勃勃的五角大樓被美國國務院指責“偷偷摸摸地搶奪地盤”，被美國的對手怒斥“幹著與它權力不相稱的事”，甚至被美國批評家稱做是進行著“軍國主義的豪賭”。

　　穿著軍靴的美國“外交官”

　　上個月，美國國會舉行了一場聽證會，主旨是討論五角大樓是否將美國的外交政策“軍事化”了。國會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主席伯曼在聽證會上説，五角大樓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戰爭後獲得了在這兩個國家直接規劃、出資以及執行戰後重建項目的巨大權力，現在，美軍又開始要求在其他國家也享有類似權力。美國最近正在爭論軍方大規模介入傳統上本該由外交等文職人員機構執行的任務，是否有利於美國推行外交政策。在這方面已被五角大樓嚴重奪權的美國國際開發署（隸屬於國務院）前官員克裏斯蒂森在聽證會上説，在伊拉克政策上，國務院幾乎成了為五角大樓提供各種專業人員支持的“全方位合同商”，五角大樓只有在需要城市規劃專家、博物館管理員或旅遊促銷專家時才會找到國務院，而國務院基本上不參加任何政策制定或財政撥款。克裏斯蒂森説，雖然國務院對此很有意見，但如果他們想和五角大樓競爭，“國務院和國際開發署每次都會輸”。

　　五角大樓的優勢的確非常明顯。4月3日，美國國會通過了2010年度政府財政預算，在3.55萬億美元破紀錄的預算中，五角大樓分到了6711億美元，佔整個美國聯邦政府總預算的18.9%，主理外交事務的國務院預算額僅為523億美元，不足五角大樓的1/10，而國務院、商務部、財政部三大部門的預算加起來才佔聯邦政府預算的2.47%。《名利場》雜誌稱，前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曾對國務院官員説：“我們浪費的錢比你們得到的撥款都多。”除了預算，五角大樓還擁有人力資源優勢。克裏斯蒂森舉例説，連總部還沒有確定設在哪的美軍非洲司令部，預編總部僱員有1300人，而國務院的非洲事務局只有100人。

　　“既無錢又無人”的國務院不得不在外交行動中依賴五角大樓的配合，並逐步被其“蠶食”地盤。其實美國人並非現在才注意到五角大樓在外交領域的擴張。去年8月，美國國會也曾舉行聽證會專門討論“美國外交政策悄然軍事化”的問題。美國媒體稱，就是在那次聽證會上，人們才知道美國向反恐盟友提供各類軍事和發展資金竟然都是通過五角大樓來完成的，當時的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主席、現任美國副總統拜登在會上質疑説，“美國政府文職部門的一些職能和權力被轉移到了國防部”。

　　五角大樓權力無限膨脹引起了美國各界的質疑。《基督教科學箴言報》稱，“如今在海外執行公共外交任務的美國外交官都穿著軍靴，越來越多的軍人出現在應對海外公共輿論的前線”。文章認為，這種趨勢“非常危險”，因為把美國軍人而不是文職人員放在全球交流的第一線，只會削弱、歪曲和破壞美國的外交努力。布什卸任前，有美國媒體稱，五角大樓在布什任內有如“脫了韁的野馬”，這是布什留下的最大負面遺産。《華盛頓郵報》則毫不可氣地批評五角大樓“到處展示肌肉”，並稱是該制止五角大樓“偷偷摸摸擴張權力”的時候了。甚至連五角大樓的“頭兒”———國防部長蓋茨也對外交政策“軍事化”可能在國際社會引發反彈表示擔憂，在他看來，美國的外交領導人應該是“穿著禮服的大使或是在國務院七樓辦公的高級外交人員”。

　　常常製造事端干預外交

　　五角大樓不僅具有干預外交的超強能力，甚至可以通過製造事端來主導外交，並常常因此惹出麻煩。一家香港媒體日前評論説，最令白宮頭痛的就是五角大樓，因為它仍然在世界上惹是生非、製造事端，與奧巴馬政府大唱反調。奧巴馬在伊朗新年發表了準備多時的友好視頻講話後，美國軍方卻在這個敏感時刻突然高調公佈駐伊美軍擊落伊朗無人駕駛飛機的消息，難怪伊朗政府對奧巴馬的講話第一反應是，“伊朗不會只聽奧巴馬的講話，更主要是看美國的具體行動”。

　　上個月，美國監測船“無瑕”號在南海與中國船隻的衝突，也被美國媒體視為軍方與國務院不同調的一個信號。美國《華盛頓觀察》説，事發前一週，美中剛恢復中斷了幾個月的軍事交流，一週後五角大樓就“主動”揭露此次對峙事件，目的是向奧巴馬政府敲響警鐘，提醒其不要忘記中國在海洋上的“崛起”。還有媒體透露説，在南海“對峙”期間，五角大樓甚至不屑啟用美國國務院爭取下來的“中美軍事熱線”，五角大樓就是希望在此敏感時刻通過製造事端來影響外交政策。

　　前國務卿鮑威爾的幕僚長威爾克森曾對《名利場》雜誌披露説，在2001年中美撞機事件發生後，鮑威爾主持與中方的斡旋，而五角大樓卻下令凍結與中國軍方的溝通。在中美意見分歧最大的對臺軍售問題上，已故的前美國在臺協會理事主席伍德曾透露，通常是軍方已經確定軍售的決定和項目之後，才會通知國務院，而不是如美國法律規定的那樣，五角大樓須聽從國務院的建議。

　　五角大樓對美國外交政策的影響早已超越了它的職能。冷戰結束後，美國國會要求由五角大樓主筆的各種防務報告均成為美國制定國家安全及外交政策重點的重要依據，其中包括1994年開始的《核勢態評估》、1996年開始的《四年防務評估》以及上世紀90年代末期開始的《中國軍力報告》等。但美國國務院目前仍沒有任何關於外交政策佈局的年度或中長期報告。“911”之後，五角大樓成為主張美國入侵伊拉克的最主要支持者，並至今主導著美國對伊拉克及阿富汗政策。當時，前防長拉姆斯菲爾德有關“老歐洲”不支持伊戰還有“新歐洲”支持的一句話，致使美國與德法等歐洲大國關係驟冷，而五角大樓則獨立於國務院框架之外，“自費”開發與中美洲及東歐等國的關係，組建駐守伊拉克的“國際聯軍”。伊戰前，俄羅斯曾與伊拉克簽署經濟合作協議，結果被拉姆斯菲爾德譴責為是在同“邪惡軸心”國家開展合作。對此，俄羅斯外交部毫不客氣地反駁説，“這不是五角大樓第一次代表美國和外國企業發表如此不符合其使命的言論了，我們不知道究竟是誰給了它這樣的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