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人説，1893年5月11日恩格斯73歲時對法國《費加羅報》記者發表談話，否定了年輕時設計的未來社會模式，拋棄了共産主義大目標。還有人稱，恩格斯晚年放棄了共産主義的最高理想。他們立論的依據，僅僅是從恩格斯1893年對法國《費加羅報》記者談話中摘引的這樣幾句話：“我們沒有最終目標。我們是不斷發展論者，

　　我們不打算把什麼最終規律強加給人類。關於未來社會組織方面的詳細情況的預定看法嗎？您在我們這裡連它們的影子也找不到。”[《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以下簡稱《全集》）第22卷第628-629頁]

　　僅憑這幾句話就得出恩格斯晚年放棄了共産主義最高理想的結論，既不符合恩格斯的原意，也不符合歷史事實。

　　第一，恩格斯這裡談的“最終目標”並不是共産主義大目標。恩格斯接受採訪後曾致信弗阿左爾格，其中談到：“關於我對德國局勢的看法，你可以從隨信附上的《費加羅報》上的《談話》裏看出。”（《全集》第39卷第71頁）可見，恩格斯接受採訪的主題並不是論述共産主義大目標，而是評析德國當時的局勢。另外從這篇訪談的上下文來看，在恩格斯回答了“德國社會黨人在即將舉行的選舉中成功的可能性問題”後，記者追問道：“你們德國社會黨人給自己提出什麼最終目標呢？”（《全集》第22卷第628頁）記者這裡所説的“最終目標”，顯然是同德國社會黨人的選舉鬥爭相關聯的，而不是指共産主義大目標。這一點也可以從緊接著的談話中得到説明。記者説：“我不惴冒昧地指出，德國社會黨人能夠實現自己學説的時候，在我看來，還非常遙遠。”（《全集》第22卷第629頁）恩格斯立即反駁説：“並不像你想象的那樣遠，我認為，我們黨擔負起掌握國家管理的使命的時候已經不遠……。”如果説，恩格斯已經否定了共産主義大目標，即否定了德國工人政黨所遵行的馬克思主義學説的核心內容，他怎麼還會對這個學説的實現滿懷信心，並作出如此樂觀的估計呢？

　　第二，對恩格斯的話要聯絡上下文作全面的理解。實際上，恩格斯在這幾句話後面，還説了對正確理解他的立場和觀點具有決定意義的一句話：“當我們把生産資料轉交到整個社會的手裏時，我們就會心滿意足了，但我們也清楚地知道，在目前的君主聯邦制政府的統治下，這是不可能的。”（《全集》第22卷第628-629頁）

　　恩格斯在這裡強調要“把生産資料轉交到整個社會的手裏”，並把這一點作為工人階級政黨的奮鬥目標，這充分體現了他始終堅持共産主義的理想信念；同時，恩格斯明確指出這個目標在當時是不可能達到的，這表明他對實現共産主義理想的歷史前提和客觀條件具有清醒的認識。1847年，年輕的恩格斯在為共産主義者同盟起草的綱領草案《共産主義原理》中，對共産主義“這種新的社會制度應當是怎樣的”這一問題作了這樣的回答：“首先將根本剝奪相互競爭的個人對工業和一切生産部門的管理權。一切生産部門將由整個社會來管理，也就是説，為了公共的利益按照總的計劃和在社會全體成員的參加下來經營。”[《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中文第2版（以下簡稱《選集》）第l卷第237頁]因此他認為：“廢除私有制甚至是工業發展必然引起的改造整個社會制度的最簡明扼要的概括。所以共産主義者完全正確地強調廢除私有制是自己的主要要求。”（《選集》第l卷第237-238頁）其後不久，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産黨宣言》中進一步宣告：“共産黨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論概括為一句話：消滅私有制”（《選集》第l卷第286頁），“共産主義革命就是同傳統的所有制關係實行最徹底的決裂”（《選集》第l卷第298頁）。我們從中可以看到，恩格斯73歲時所堅持的“把生産資料轉交到整個社會的手裏”，同他27歲時所指出的“共産主義者完全正確地強調廢除私有制是自己的主要要求”，完全是一脈相承的。

　　第三，應當仔細考察恩格斯晚年的全部理論工作和實踐活動。事實上，恩格斯晚年所寫的論著及其指導國際工人運動的鬥爭實踐充分表明，他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堅持《共産黨宣言》理論原則的典範。限于篇幅，這裡僅舉數例加以説明。

　　1894年1月，意大利社會黨人朱卡內帕請求恩格斯為即將創刊的《新紀元》週刊提供一段題詞，言簡意賅地表述未來社會主義新紀元的基本思想。對此恩格斯答覆説，“除了《共産黨宣言》中的下面這句話，我再也找不出合適的了：‘代替那存在著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資産階級舊社會的，將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裏，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選集》第4卷第730-731頁）

　　1894年初，恩格斯把他在1871年至1875年寫的文章彙編成冊。在序言中，恩格斯旗幟鮮明地強調自己是共産主義者：“讀者將會看到，在所有這些文章裏，尤其是在最後這篇文章裏，我處處不把自己稱作社會民主主義者，而稱作共産主義者。這是因為當時在各個國家裏那種根本不把全部生産資料轉歸社會所有的口號寫在自己旗幟上的人自稱是社會民主主義者。”（《全集》第22卷第489頁）

　　1894年11月，恩格斯在《法德農民問題》一文中對法國工人黨在其土地綱領中宣稱要保護小農的小塊土地所有制提出嚴肅的批評，指出“社會主義的任務，不如説僅僅在於把生産資料轉交給生産者公共佔有”（《選集》第4卷第492頁）。因此他建議，在綱領中加上“必須以無産階級所擁有的一切手段來為生産資料轉歸公共佔有而鬥爭。這樣，生産資料的公共佔有便在綱領中被提出來作為應當爭取的惟一的主要目標。”（《選集》第4卷第490-491頁）

　　在無産階級政黨如何處理遠大目標與當前運動的關係問題上，恩格斯晚年始終堅持《共産黨宣言》提出的原則：“在無産階級和資産階級的鬥爭所經歷的各個發展階段上，共産黨人始終代表整個運動的利益”（《選集》第l卷第285頁），“共産黨人為工人階級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鬥爭，但是他們在當前的運動中同時代表運動的未來”（《選集》第l卷第360頁）。在1894年1月撰寫的《未來的意大利革命和社會黨》一文中，恩格斯再次重申了上述原則，並針對19世紀末歐洲工人運動的現實狀況進一步指出：“社會黨人總是積極參加無産階級和資産階級鬥爭經歷的每個發展階段，而且，一時一刻也不忘記，這些階段只不過是導致首要的偉大目的的階梯。這個目的就是：由無産階級奪取政權作為改造社會的手段。……這種永遠不忽視偉大目標的策略，能夠防止社會黨人産生失望情緒，而這種情緒卻是其他缺少遠大目光的政黨——不論是純粹的共和主義者或感傷的社會主義者——無法避免的，因為他們把前進中的一個普通階段看作是最終目的。”（《選集》第4卷第454頁）

　　以上説明，恩格斯始終是一個堅定的共産主義者，他晚年絕沒有放棄共産主義偉大目標，恰恰相反，他一直在用這個目標激勵無産階級及其政黨為崇高理想而英勇鬥爭。

責編：霍筠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