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成３３人死亡的弗吉尼亞州理工大學槍擊案發生後，美國社會和公眾就一直在反思：究竟是什麼引發了這場悲劇？
一些人稱，這只是個孤例，把整個事件歸咎於嫌疑人趙承熙的精神狀態和人格缺陷；一些人指責説，校方在安全防範和應急機制上存在漏洞，以至未能阻止大規模殺戮；也有人追溯到趙承熙中學以來的人生道路，認為美國在移民融合、教育、精神健康評估等方面尚待改進。
但是，更多人認為，這起事件並非“瘋子殺人”這麼簡單，背後有複雜的社會成因。既是美國槍支管制過松、涉槍犯罪劇增形勢下的一個極端案例，更是美國社會暴力文化流行、傳統社區解體、社會競爭叢林化的一個縮影。
 |
這張美國全國廣播公司4月18日晚間新聞的電視截圖顯示，弗吉尼亞理工大學槍擊案兇手、韓國籍學生趙承熙擺出持槍自殺的姿勢。趙承熙16日在作案間隙曾向美國全國廣播公司寄過一個包裹，裏麵包括錄像帶和照片，錄像中有不少攻擊和謾罵“富人”的內容。 新華社發
涉槍犯罪縮影
美聯社內政記者馬特 克倫森粗略統計後發現，自１９６６年８月１日得克薩斯大學槍擊案以來，死於集體槍擊案的美國人不下１００人。在得州大學槍案中，兇手查爾斯 惠特曼在校園制高點用步槍射擊，造成１６人死亡，３１人受傷。
美國東北大學犯罪學家詹姆斯 福克斯認為，不是“人”，日益氾濫的“槍”才是罪魁禍首。他説，美國歷史上死傷最嚴重的８起公共槍擊案中，有７起發生在最近２５年。“我知道，以前也有殺傷力大的槍支，”福克斯説，“但是，這類槍械現在擴散範圍太大了。”
英國《經濟學家》在封面文章“美國悲劇”中指出，兇手趙承熙所用的９毫米口徑格洛克半自動手槍射速奇快，這種奧地利産的手槍在其他國家幾乎只配備警察等執法人員，而在美國，愛好者能在遍佈全美的數千家槍械店輕易購得。美國民間約有２．４億支槍，超過全美成年人口數量，其中三分之一是攜帶方便、操作簡單的手槍。如果趙承熙不是那麼容易購得殺傷力大的槍械，即使兇案不可避免，死傷人數也不會那麼驚人。
文章進一步指出，無論是弗州理工大的血案，還是造成１５名師生死亡的１９９９年科羅拉多州哥倫拜恩中學槍殺案等，僅僅是美國涉槍犯罪的縮影。統計數據顯示，２００５年，美國發生１.４萬起涉槍謀殺案；此外，每年平均有１.６萬起槍擊自殺案。僅２００５年，美國就有４００個兒童死於槍殺。自１９６３年約翰 肯尼迪總統遇刺以來，美國國內的槍下亡魂數目超過整個２０世紀死於海外戰場的美國人總數。
管制裹足不前
繼弗州理工血案後，位於得克薩斯州休斯敦的約翰遜航天中心發生持槍劫持殺人案，頻頻發生的槍案使沉寂許久的槍支管制再成熱門話題。
澳大利亞的例子顯示，嚴格的槍支管制能減少類似案件的發生幾率。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澳大利亞頻發公共槍擊案，１９９６年達到頂峰。那年，槍手馬丁 布萊恩特用ＡＲ－１５自動步槍在一個旅遊名勝點大開殺戒，３５人喪生。事發兩周內，澳大利亞政府通過了嚴格的槍支管制法，包括禁售半自動步槍。自那以後，澳大利亞沒有發生過一起集體槍擊案。
美國有悠長的擁槍傳統，合法持有槍支的權利受到憲法保護。在１９７７年，美國５４％的家庭持有槍支，近年這一數字大幅下降，但也有約３３％家庭擁有槍支。
槍支管制是美國政治的敏感話題之一，弗州理工大學案發後，包括總統布什、眾議院議長佩洛西在內，眾多政要發表講話表示哀悼，但幾乎無人呼籲嚴格管制槍械。美國全國步槍協會（ＮＲＡ）是共和黨的堅定支持者和票源，而民主黨在１９９４年國會選舉和２０００年總統選舉因禁槍議題吃過苦頭後，也不敢貿然得罪“槍民”，以免影響２００８年總統選舉選情，致使克林頓政府時期頒布的禁售“攻擊性武器”法令在布什當政期間逐漸放鬆。
多重社會因素
而在一些專家看來，“槍禍”只是原因之一，他們更願意借此探討美國社會的其他問題，如暴力文化流行、傳統社區解體、社會競爭加劇等。
明尼蘇達州政府矯正部犯罪學家格蘭特 杜韋認為，與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相比，死傷多人的惡性殺人事件性質上諸多不同。美國大蕭條時期，經常有破産農民殺死全家的悲劇，顯然主要出於生存原因，可以稱為“絕望殺人”，而在趙承熙等近期的校園槍案中，明顯有“憤怒殺人”的色彩，更容易傾向於濫殺無辜。
東北大學犯罪學家福克斯説，近來發生在工作和公共場合的槍擊案件呈增長趨勢，部分可歸咎於日益增加的經濟不穩定感和不公平感。他説，美國社會過度競爭導致的結果是，“贏家”通吃，獲得的利益大大超過合理程度，而“輸家”只“收穫”公眾恥笑和排斥。
趙承熙在作案期間寄給電視臺的資料中，猛烈抨擊富人的“享樂主義”和“放蕩墮落”，就是這種“仇富”心態的扭曲表現。而在約翰遜航天中心的槍案中，槍手威廉 菲利普是航天中心合同僱員，因擔心失去工作，情緒失控之下闖進航天中心大樓行兇。
“我們譏笑他們，我們放逐他們，我們在‘美國偶像’（美國流行的真人秀節目）中嘲弄他們，”福克斯説。
美國社會傳統社區的解體也是專家關注的槍案因素之一。他們認為，過去，人們多生活在一個熟悉的社區內，人際往來頻繁，大家都有歸屬感。而現在人員流動性劇增，搬離故土者不得不面對一個陌生環境，因此産生的疏離感與孤獨如果不能釋放，容易對新環境産生敵意。
暴力“時代背景”
暴力文化、網絡遊戲、嘩眾取寵的媒體則給這起兇案加上了不少“時代背景”。
美國弗吉尼亞大學“弗州青少年暴力項目”研究主持者杜威 康奈爾在英國《泰晤士報》上刊文説，這是“２１世紀的屠殺”。趙承熙對暴力電影和小説的偏好，對現代科技和大眾媒體的利用，都顯示出“２１世紀”的特徵。
康奈爾説，趙承熙的一些自拍照片明顯有模倣暴力電影《老男孩》等鏡頭的跡象。他認為，暴力電影不會必然導致犯罪者模倣，但容易激發一些精神不健康者的衝動。
而在一些國際人士看來，這場悲劇與美國對外政策中日益濃厚的“武力至上”思維有關，有人甚至從中看出伊拉克戰爭的影子。《華盛頓郵報》援引法國退休工程師皮埃爾 希凱在巴黎一所大學的演講説：“不是説這種事情只在美國發生，但與我們相比，暴力在美國社會紮根更深。更戲劇化的一面是，他們甚至把這種暴力輸送到世界其他地方。”
伊拉克人對此感受更為深刻。他們認為，正是美國的入侵，導致伊拉克的學校、街頭、市場等，幾乎每天發生流血殺人。１９歲的巴格達大學生拉尼耶 裏亞德説，與伊拉克每天發生的災難相比，弗州理工槍殺案只是一樁“小事件”，“我們天天都在死人”。（馮武勇）
責編：石光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