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網電 弗吉尼亞理工大學槍擊案發生時，６３歲的女詩人尼基 喬瓦尼正從西海岸返回學校。當聽説嫌兇是一名亞裔男子後，她的第一個反應是，“這是趙（承熙）幹的”。
美聯社１９日報道，兩年前，喬瓦尼在理工大學教詩歌課程時，趙承熙正是班上的“刺頭”。在喬瓦尼的堅持下，趙被趕出那個班。趙在當時就顯示出精神健康方面的問題，但最終不了了之。
行為不端 逐出課堂
２００５年９月，趙承熙選了喬瓦尼開設的英文創作課。從踏進教室第一天，他就在自己和其他同學間築起一道無形的墻。喬瓦尼至今記得，趙承熙每天戴著墨鏡前來上課，頭上還戴著一頂帽子，帽檐壓得極低。“我每天的例行功課之一，是要求他把墨鏡和帽子摘掉，”喬瓦尼説。
在課堂上，喬瓦尼每次試圖讓趙參與討論，趙總是以沉默作答。更糟糕的是，一些女同學開始抱怨趙有不當行為。課程進行到第五周後，女學生告訴喬瓦尼，趙承熙用手機在桌底下偷拍她們的大腿和膝蓋。喬瓦尼向趙提出警告，但後果已經難以挽回，女同學開始拒絕來上課，作業也是通過電腦遞交。
趙承熙的“詩歌”創作也讓喬瓦尼蹙眉。應警方要求，喬瓦尼不便透露趙承熙具體寫過什麼，但趙的“詩歌”沒有韻律、沒有結構、沒有節奏，“僅僅是一種戰鬥檄文”。她舉例説，趙在一首“詩歌”中這樣寫道：“你的胸膛被撕裂，我看見你的血肉。”
喬瓦尼説：“最終，我意識到，要麼讓趙走人，要麼我的班級解體。”她於是向當時的英語系主任盧辛達 羅伊寫了一封信，後者最後決定把趙承熙調離那個班級。
喬瓦尼後來在校園裏只與趙承熙打過一個照面。她當時正走在主校區的一條路上，趙承熙迎面向她走來。他們互相注視著對方，直到擦肩而過。喬瓦尼回憶説，她決定絕不先眨眼示弱，“我不想躲開眼神，顯得我很害怕的樣子，”她説，“對我而言，他是個壞蛋，可我不怕這個孩子。”
單獨輔導 不了了之
意識到趙承熙可能存在心理和行為問題，羅伊先後向學生管理部門、校長辦公室以及校警報告，但那些部門答覆説，如果趙沒有公然威脅他人，他們也無計可施。羅伊決定由她本人單獨輔導趙承熙。
“一開始，他什麼也不願説。幸運的是，３０分鐘內，我從他那裏得到四五個只字片語的回答。後來，他逐漸跟我説起一些事，”羅伊説，“我設法讓他關注一些自身以外的事物，因為他談及自己時，看上去陷入一種迷惘的怪圈。”
羅伊説，趙的孤僻很大程度緣于自我封閉。“你看上去很孤獨，”有次羅伊告訴趙，“你有朋友嗎？”趙回答説：“我很孤獨，我一個朋友都沒有。”羅伊認為，趙似乎有雙重人格，“他非常自大，有時令人討厭，但他同時又有深深的不安全感”。
但當羅伊提到趙在喬瓦尼班上的行為舉止時，趙的回復“相當刺耳”。“他猛烈地為自己辯護，他顯然認為，他是正確一方，錯的是（喬瓦尼）教授。他用的措辭令我難以相像，這是一名本科生寫給繫領導的信。”
這個學期結束後，羅伊和趙承熙的合作也告一段落。羅伊後來去休假，還以為趙已經畢業了。與喬瓦尼一樣，當聽説關於槍手的描述後，她首先想到的也是趙承熙。槍擊案真兇浮出水面後，羅伊深感遺憾，她覺得，如果後來繼續這種一對一的輔導，也許就不會有後面的悲劇。
２００５年年底，趙承熙曾在司法部門要求下，去一家醫院做精神健康評估，後來也不了了之。
學生管理 艱難平衡
趙承熙案以一種極端方式觸動了美國社會的一些問題，比如槍支控制、移民融合、校園安全、精神健康法等。教育工作者１８日説，美國大學在處理存在心理或精神健康問題的學生上，必須做出更艱難的平衡。
紐約耶希瓦大學精神病學家維克托 施瓦茨説，問題是，在保護和照顧學生上，學校到底需要承擔多大責任？一方面，學生的合法隱私權和在精神健康方面的診療機密應該得到保護，另一方面，從校園安全出發，學校又有必要把“警示苗頭”通告當局或家長。
路透社援引教育管理人員的話説，最近幾年，美國校園內關於精神障礙學生的案例越來越多，但是，如何處理那些對其他人有潛在危險的精神障礙學生，學校卻受制于有關保護個人隱私的法律條款。同樣，根據美國的精神健康法案，精神健康專家和醫學教授也有義務不得透露學生這方面的具體狀況。
同樣，由此引發的法律訴訟也讓學校管理方備感棘手。學校做多做少都有吃官司的可能。比如，２０００年，麻省理工學院女生伊麗莎白 辛在學校宿舍縱火自焚，她的家人後來把學校推上法庭，指控校方沒有及時通告伊麗莎白 辛的精神問題。這場官司去年才達成和解。
而在２００４年的一個案例中，喬治 華盛頓大學以存在危險隱患為由，禁止存在自殺傾向的學生喬丹 諾特進入校園。結果被諾特推上法庭，雙方去年達成和解。
得克薩斯大學精神健康中心主任克裏斯 布朗森告訴路透社，對學校來説，這就像“走鋼絲”一樣，不得不在預防和保護隱私間精心平衡。（馮武勇）
責編：石光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