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家寶總理訪問日本的重要議程之一，是與日本領導人確認中日戰略互惠關係的內涵。作為經濟方面的具體措施，中日“經濟閣僚會議”將隨之啟動。

　　一波三折

　　實際上，早在20多年前，為全面落實“中日和平友好條約”基本精神，開展全方位雙邊合作，中日兩國政府就已于1980年12月啟動了“中日閣僚會議”。

　　當時，中國方面有副總理兼國家基建委主任谷牧、副總理兼國家計委主任姚依林及外交部長、外貿部長、財政部長等重量級高級官員參加；日本方面也有大藏大臣、通産大臣、外務大臣、農林水産大臣及經濟企劃廳長官等高官參加。從雙方的人員構成來看，經濟合作是無可爭議的重頭戲——那次會議對上世紀80年代中日關係的平穩發展和雙邊經濟合作關係的順利進行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進入90年代之後，與一波三折的中日政治關係相比，中日經濟關係始終保持著良好的發展勢頭。1998年江澤民主席訪問日本，兩國確立了“致力於和平與發展的友好合作夥伴關係”，並確定了33個經濟交流和人員往來等方面的合作項目，以此引導中日民間經濟合作進入成熟發展階段。

　　當時的日本小淵內閣提出了建立中日“經濟閣僚會議”的設想，其主要意圖一方面是想將其作為落實經濟合作的具體措施，另一方面是想通過“政經分離”方式減少政治關係波及經濟關係。

　　21世紀以來，小泉純一郎連年參拜靖國神社，使本來已經獲得發展機遇的中日關係明顯倒退，中日首腦會晤中斷6年之久，政府級別的“經濟閣僚會議”自然無法提上議事日程，兩國關係出現了“政冷經熱”的不正常發展局面。

　　2006年10月，接替小泉出任日本首相的安倍晉三上臺後首訪中國，沉寂6年之久的中日關係出現新的轉機，兩國領導人就建立戰略互惠關係取得重要共識。作為在經濟領域落實戰略互惠關係的重要一環，中日“經濟閣僚會議”也隨之提上議程。

　　豐富政府間溝通管道

　　中日兩國政府已同意創設“經濟閣僚會議”，這是計劃建立內閣閣員層級的對話框架，以建立多重的政府間溝通管道。該會議將以溫總理訪日為契機而正式啟動。

　　探討的範圍包括能源、保護知識産權等議題。東海油氣田的開發問題將成為該會議的主要議題。此外，在環境、貿易、投資等廣泛領域，中日也將尋求合作的可能性。大致上，日方的與會人士將包括外務大臣麻生太郎、財務大臣尾身幸次、經濟産業大臣甘利明等人。

　　與此相配套，在2006年秋季的亞太經合組織會議(APEC)中日首腦會談時，雙方就新設能源部長級對話機制達成了一致。

　　為把民間企業納入這個政府級別的框架之中，建立更具實效的雙邊合作關係，此次溫總理訪日中國有50家能源相關大企業的老總隨行，與日本50家石油、電力相關企業的社長在東京舉行官民共舉的研討會。其主要議題是日本如何向中國提供能源技術和替代性能源開發技術。日本也會獲得進一步在中國尋求開發地下資源、進入中國市場腹地的機會。

　　中日版“戰略經濟對話”

　　在世界貿易組織談判陷入事實上的擱淺狀態、全球性多邊機制難以發揮現實作用的情況下，針對能源、環境合作等新問題，WTO框架還很難確定新規則。因此，雙邊政府對話和協定便具有“制度安排”的重要意義。

　　在2006年7月保爾森出任美財政部長後，中美迅速展開了戰略經濟對話。當年11月，中美就具體解決戰略層面的經濟問題召開了第一次“戰略經濟對話”會議，這個機制顯然具有規定今後中美戰略性制度的含義。

　　作為地區性大國，中國和日本之間的經濟關係，特別是如何安排未來的、戰略性的市場關係，不僅對中日經濟關係，甚至對地區經濟關係都將産生深遠的影響。因此，中日之間建立類似的戰略對話關係，便提上了政治日程。中日建立“基於共同戰略利益的互惠關係”，經濟戰略對話便成為重要的制度保證。

　　尤其是當前，中日面臨東海等安全問題，同時也面對能源、環境等共同的具有時代特徵的戰略性發展問題。這些問題無疑將關乎中日戰略性國家利益。如何確保中日乃至地區的發展環境、安全環境，成為中日兩國共同面對的新問題。

　　中日“經濟閣僚會議”既是確保中日戰略互惠關係的制度安排，也是具體落實中日戰略互惠關係的重要支點，以及豐富中日戰略互惠關係的具體執行機制。它將重點解決中日能源、環境等未來戰略性的市場制度安排問題，解決中日共同面臨的新型安全問題。

　　顯然，中日“經濟閣僚會議”帶有對未來戰略市場關係、能源、環保合作模式，以及相關的技術標準甚至市場準入規則進行制度安排的作用。其運行狀況、達成的結論以及協定，將關乎未來中日關係的基本走向，具有使中日關係步入“政經互促”新時期的戰略意義。

　　（馬俊威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

責編：石光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