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TV.com消息（華人世界）：1997年，譚盾圍繞在湖北出土的古代樂器編鐘，創作了一首大型交響樂作品《天地人》，來慶祝香港回歸。之後，譚盾相繼創作出了水樂、紙樂和石樂等音樂，在選擇發聲器材方面，譚盾似乎越來越隨心所欲。一個讓人不解的現象是，隨著譚盾的名氣越來越大，對他的批評似乎也越來越多，然而他卻在這一片片質疑聲中自得其樂，越戰越勇。
譚盾：罵的最狠的一次就是在紐約，紐約評論界就説，譚盾最好是一輩子就去寫二胡，為什麼他一定要去寫小提琴呢？中國人就寫二胡寫笛子就夠了，為什麼中國人一定要寫大提琴、鋼琴呢？他就説酒就是酒，啤酒就是啤酒。我就覺得這個很惱火，他就覺得中國人最好是就寫中國的音樂，中國人寫的音樂就是最好只給中國人聽。我覺得這個不對的，你知道嗎？幾千年之前秦始皇認為他是天下的皇帝，我也認為我是天下的作曲家，我覺得我寫的音樂就是給全世界人聽的。
剛到紐約時，《紐約時報》曾經批評譚盾只配寫二胡曲,然而就在10年之後，《紐約時報》已經忘卻了當年對這位華人音樂家的嘲諷，並將譚盾評為“全球十大音樂家”。
譚盾：一個藝術家來講，我覺得生活越動蕩越離奇，越充滿了衝擊性、挫折感，我覺得越幸福越有意思。當然了，這是後話了，當然也有很多人在這種衝擊中間被摧毀了也有可能，這是悲劇。當然不過我覺得作為一個人，能夠自我經歷這麼多事情，然後能夠倖存下來，恰恰是很有意思的事情。
正是在這一片片叫罵聲中，譚盾成長了起來。然而固守心中的音樂凈土，並不等於墨守成規，譚盾總能將前衛的潮流音樂與自己執著的理念完美結合，這一切呈現給世人的就是一個站在風口浪尖的另類音樂家。
譚盾：我想我大概每分每秒都在變，應該是這樣的。剛來美國的時候，就像我剛到北京的時候，我剛到北京的時候完全是用湖南的眼光看待北京，看待全中國的。所以我剛剛到紐約的時候，我完全是從中國的角度看世界的，我看那個感覺完全是一樣的。比如説別人吃奶酪，我説這不是湖南的臭豆腐嗎，好，我一看這個東西，看那個人穿得那種，很時髦的那個塑料鞋，我説這個不是湖南的塑料涼鞋嗎？我總是從中國的角度看。其實不然，其實是很不一樣的。那麼我覺得在紐約學到的東西，最後成長起來，最最重要的就是把我過去的生活經驗跟我當時的經驗完全聯起來了，後來事實上我發現實際上作為藝術家的成長來講，就是説你最好是把過去跟現在要通一通，如果是通了那就成了。
譚盾的目標是做一個像貝多芬一樣偉大的音樂家，現在沒有人知道他離這個目標有多遠，但重要的是他已經出發。實際上在我一生中文化差異、文化衝擊最大的兩次，一次是從湖南到北京，剛到北京，我完全是以湖南人的感覺看整個社會。我一到了我覺得這個地方有鬼嗎？鬼多嗎 ？這個地方風土怎麼樣？風水怎麼樣？這裡人怎麼樣？這裡女孩子怎麼樣？還是這樣子。第二次最大衝擊是我從北京到紐約，我一下地鐵坐在那裏低著頭一看，一排大腿沒有一雙顏色是一樣的。就是多元文化嘛，多元種族多元的一個環境。當時我衝擊很大，我説怎麼會是這樣子呢，我後來發現不光只是皮膚、語言不一樣，所有的吃的烹調吃的菜、吃的飯也不一樣，講的話穿著習慣都不一樣。
譚盾的工作室位於紐約的格林威治村。這個地方被稱天才與笨蛋聚集的地方。譚盾坦言，這裡有世界上最好的東西也有最壞的東西，正因為這樣才顯得真實，具有立體感。
譚盾：紐約的格林威治村當然是藝術家居住的地方，詩人作家更多，所以格林威治村實際上是一個全世界都很矚目的一個地方。所有的人變得很有創造性，然後你覺得隨便揀幾塊石頭甚至你在路上踢一塊石頭，怎麼都覺得充滿了音樂充滿了節奏。那個時候就是説你只要琴一拿起來，就是我們站在街上站在馬路中間，一站下來，把琴一打開，我覺得那一瞬間好偉大。自己覺得，你覺得你是在全世界都注目的一個格林威治村裏面，這個地方有嬉皮士有藝術家，有創造歷史的，或者想創造歷史的，或者被歷史拋棄的人都在這裡，我覺得很有意思。
譚盾還清晰的記得初到美國時的情景。1986年，他獲得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獎學金，赴美攻讀音樂藝術博士學位。那時候為了生計他白天上課，晚上在餐館洗盤子，最多時要洗兩三千：譚盾：我到了紐約的時候，我真的只有30美金。花了兩塊錢美金去租那個行李車，我帶了五箱書，還帶了一整箱衛生紙，不知道誰告訴説我美國的衛生紙很貴，我整整帶了三年的手紙，因為這個東西搞的我行李很重，必須推兩個車，還剩下28塊錢坐出租車從機場到不了城裏，後來只好打電話給朋友的朋友，朋友的朋友找了另外一個朋友的朋友，最後才把我從機場接過去。所以當時其實是蠻害怕的。那時候在紐約格林威治村的街頭常常能夠看到一個背著琴箱賣藝的中國留學生。
譚盾：那時候在紐約格林威治村拉琴常常去搶地盤，因為有些地盤賺錢多，有些地盤賺錢少，所以在格林威治村那個銀行的門口，我們老在搶地攤，跟一個黑人拉小提琴的兩個男孩子搶。有時候他們佔了，有時候我們佔了。
多年以後，當已經屢次獲得國際大獎的譚盾再次回到當年賣藝的街頭時，他又見到了當年和他搶地盤的黑人樂手。
譚盾：後來隔了很久，我差不多有很多年沒去了，有一次我從林肯中心排練完了以後路過那裏正好發現他還在那裏拉，然後他見我很高興，他説譚盾怎麼很久你沒來這裡拉了，我説我最近在林肯中心拉，他説怎麼林肯中心還可以拉，我怎麼不知道，我説我是在裏面拉，他説怎麼裏面還可以拉，我得試試。當然我不忍心把這個事實告訴他。
從1986年到美國之後，譚盾一直在用他的努力來取得西方音樂界的承認，除了奧斯卡獎之外，他還獲得過當今世界最權威的格萊美音樂獎。譚盾憑藉他的東方民族音樂，在西方音樂殿堂裏，佔據了一席之地。
譚盾：我現在覺得最麻煩的是，現在表揚太多了，其實表揚太多了搞的我心裏很慌。你知道嘛，因為貶的太多，我倒是覺得蠻有意思的，因為我不是跟你講過，我就是想成為出頭鳥，只要不要這一槍打中我的腦殼，或者把我給致死，就都覺得蠻好的。我很欣賞沖浪的運動員，我覺得他們永遠在浪尖上面，就像一個出頭鳥一樣，很過癮。
現在譚盾每年都回一次湖南老家，他説住在鄉下就像住在紐約一樣，這是一種心境，自由的心境，而這種自由正是他藝術創新的不竭動力。
譚盾：一個音樂家的成長實際上是跟他每一時刻，每個階段的經歷的積累都有關係。實際上在我一生中文化差異，文化衝擊最大的兩次，一次是從湖南到北京，第二次最大衝擊是我從北京到紐約。恰恰我就是在北京和紐約這兩個我自己覺得撞擊最大的兩個城市裏面學到的東西最多。恰恰這兩個城市，當然這兩個城市的感覺是建立在我湖南文化的基礎上的。我覺得湖南的山水，當然給了我很多的養料。但是北京和紐約的這個，後來的撞擊，我覺得是把我一步一步推行了。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講，我覺得人還是需要文化的撞擊，我倒是希望老有文化的撞擊，如果沒有文化撞擊的話，我覺得倒是死水，一潭思維的死水。
就像譚盾能同時用英語、普通話和湖南話跟人面對面地交流一樣，譚盾承認，自己的特別之處就在於，他本人就是東西方文化、傳統與現代文化的混合體。
譚盾：我這個人是有一些傳統和一些奇離古怪、隨心所欲的、標新立異的夢想所構成。我覺得如果只是讓我生活在湖南，在湖南的那種花鼓戲、湘劇、京劇的院子裏邊生存一輩子，我是不心甘情願的。所以我當時一定要去北京學音樂，學全中國的音樂，到了北京以後我一定要去紐約學音樂，我要學全世界的音樂。如果你告訴我説月球上有一個音樂學院，我保證第一個報名去月球上學音樂。
責編：魏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