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TV.com消息（世界週刊）：大家好，歡迎收看世界週刊。 剛剛過去的一週，可以説真是風雲變幻。而且最重大的國際新聞，都發生在亞洲。 世界週刊今天將重點關注我們中國身邊的兩個亞洲國家：即將更換新首相的日本，和剛剛發生軍事政變的泰國。
9月20號，在東鄰日本，官房長官安倍晉三在他52歲生日到來的前一天，當選了自民黨新總裁。如果不出意外，9月26號，安倍晉三將接任小泉純一郎成為新一任日本首相。 日本首相即將易人，世界眾多媒體當然把目光投向了“後小泉時代”的日本。比如，日本是否會改善與亞洲鄰國的關係？是否會正式修改和平憲法？等等。但是，要想預知日本的未來，必須了解日本的現在。 特別是當前的日本，如果用一個詞來概括，那非“曖昧”二字莫屬了。 而在一個曖昧的日本，什麼又將是決定日本政治的原動力呢？
這些年，我也發現了一個問題：每當我問起周圍常去日本的朋友，你覺得日本這十幾年間變化大嗎？他們大多都搖頭。 據説，近15年來，日本整個國家在市政建設方面，最顯眼的就是增加了兩條高速公路。如果真是這樣，那麼在日本社會發展似乎停滯的表象下面，就真的沒有運動變化中的因素嗎？
藝妓，在西方人眼裏是日本最古老最絕妙的傳統之一。 這些濃粧艷抹的女藝人最早出現于300多年前，她們擅長歌舞，或撫琴弄瑟，或陪客人閒聊消遣。 二戰後，藝妓繁盛一時。到上世紀80年代，藝妓行業更是財源滾滾。 但進入90年代，京都等旅遊城市的藝妓門庭冷落，整個行業逐漸陷入了困境。 不過，就在兩周前，日本不少媒體不約而同地發現：藝妓業，又復興了。 據報道，東京的藝妓屋自從上網招收新學徒以來便火爆異常。 許多日本有藝妓表演的茶室都人滿為患。 在這榮枯之間，背後究竟是什麼發生了變化？
東京有一個環繞市中心的輕軌鐵路——山手線，坐一圈正好一個小時。 2006年，山手線東京車站的“丸之內”大廈剛剛建好，旁邊已經又有新樓動工。 在品川車站、大崎車站，成群的辦公樓拔地而起，過去的火車庫已變成新的中心商務區。 在東京，已經多年沒有見到這樣集中的大工程了。 這一切，反映出日本經濟正在復蘇。當然，復蘇的跡象並不僅僅體現在蓋新樓。
外交學院教授 江瑞平：馬克思有一句非常有名的話，就是股市是經濟運行的晴雨錶。那麼我們要到日本去看看東京股市的話，你會非常深切地感到日本經濟已經走出了長達10年的長期蕭條。到2003年4月的時候，日經225種股票一度降到7600日元，現在一路回升。今年4月份達到17500日元，意味著在近幾年當中，日經指數已經上升了一萬點。這是一個非常明顯的例子，地價的上漲是經濟復蘇的另一個明顯標誌。
根據日本國稅廳不久前公佈的數據，東京土地均價上漲5.4%，高於上年0.4%的漲幅。這意味著連續下跌了近15年的日本房地産市場似乎要走出黑洞。 與此同時，日本財務省的數據顯示，今年2 季度日本企業投資率猛增16.6%，投資帶動就業，轉而又刺激了消費增長。 在對外貿易方面，中日2004年的貿易額為1669億美元，2005年增長到1894億美元。
日本貿易振興機構副所長 真家陽一：作為日本企業來説，可以利用中國經濟的增長尋找商機。慢慢地持有這樣想法的日本企業越來越多，投資中國的日本企業不光光是把中國當成一個生産的據點，而是開始把中國當成一個市場。日本的經濟恢復復蘇可能源於景氣政策的一些對策以及企業機構改革、精減、另外一個也還可以説很大程度上借助了中國經濟的發展。
但十幾年前的日本，經濟泡沫的破裂，曾經讓讓日本人的心態受到巨大影響。 中央電視臺前駐日本記者 孫寶印：我是一九九幾年去的日本，當時整個社會普遍出現一種信心不足的狀態，日本政府再有什麼招好像幾乎已經想不出什麼招了。 他們推出一個辦法叫做經濟振興券，這個東西有意思在哪兒，它是給日本社會裏面大概是16歲以下，還有60歲以上的老年人。每個人發兩萬日元的代金券，你用這個東西可以去買東西，它就是想法就是刺激你的消費。我就記得當時 我們去採訪一些商店的老闆，他就看著那個東西很發愁，你説我要這個東西幹嗎？ 我要了它以後我還得到專門的地方，換成現金什麼的，不但添麻煩而且也沒有因此帶來消費的刺激。
北京大學日本人協會顧問 加藤嘉一：我是80年代中出生的，剛剛懂事那個時候，但我覺得還是打擊很大的。首先尤其是心理上，日本就是説這段時間以來經濟發展這麼高速，突然崩潰了。
康輝： 二戰後，日本這個國家曾經就像一個碩大無比的公司一樣發展成世界第2大工業國、頭號債權國。 當年有個在金融和商業圈裏很流行的笑話： 一架飛機在中途發動機出了故障。機長就要求法國、美國和日本3名乘客留下遺囑。 法國人説：“我想唱馬賽曲”；日本人説：“我要教你們一堂日本管理課。”於是美國人絕望地喊道：“我想在他講課前就死掉。” 故事中可以看出當年日本人對經濟的自信。但是如今的日本已經經歷了十幾年的衰退，剛剛有所起色。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失去的10年”，日本依然保持了第二經濟大國和最大債權國的地位，每天都有鉅額貿易順差，對外融資額比歐美加起來都要多。 日本經濟這種説好不好，説壞也不壞的曖昧狀態，有的時候讓日本人自己也説不清。而這對日本國民心態的影響自然也就是極為微妙的。、
比如，就在不久前的一項調查顯示，很多普通日本民眾認為目前經濟形勢並不好。 9月20號，日本豐田公司宣佈，將招聘8000多名工程師以提高公司産品質量。此前，該公司曾緊急召回近4000輛發動機存在問題的汽車。 無獨有偶，就在9月19號，東芝公司也在全球範圍內召回了34萬塊筆記本電腦鋰電池。 日本工業製品曾以工藝精湛、技術含量高、耐用性強而備受世界推崇。
“日本製造”大旗下的汽車、照相機和電腦産品也佔據了國際商品市場的主流。 對於日本人來説，世界領先的工業技術已成為日本國家形象的核心。 但強勁的“召回”風席捲全球日本製成品市場後，日本舉國陷入焦慮的情緒。 媒體評論，日本出口增長的同時，日本製造卻風光不再，創新能力下降，甚至還不如韓國。 還有許多日本人這些年來，被假復蘇“忽悠”怕了。 在過去的十幾年裏，日本經濟曾經多次出現“假復蘇”。 更重要的是，日本經濟的結構性問題並沒有解決，政府財政危機、老齡化等都是嚴重威脅。
外交學院教授 江瑞平：在日本經濟運行與發展當中，還有許多非常嚴重的問題存在，其中我想一個最重要的問題就是它的財政赤字問題，一般認為累計政府的債務餘額如果要超過GDP總量的60％的話。那麼意味著這個國家財政已經面臨著很大的風險，而日本目前的數字是160％。另外一個説到創新能力的話，應該説在10年的蕭條過程當中一個最主要的問題就是日本失去了過去長期保持優勢這樣一種創新能力。
北京大學日本人協會顧問 加藤嘉一： 我們日本的經濟沒有那麼好，就是都衰退了，那種一個心理上的圈套。但我覺得這必須走出的，比如説日本以後人口減少那應該怎麼辦？日本人口現在有一億兩千萬，2050年的時候是不是要減少到七千萬左右，這本身是我們值得思考的問題。
外交學院教授 江瑞平： 經濟自豪感相對地弱化之後，他非常需要有一個強勢的政治，這也是他整個政治優勢化的基本經濟基礎。在這種情況之下日本的一些政治家，就為了利用國民的這種心態，在國際上似乎要挺直腰板，比如小泉一而再、再而三地參拜靖國神社，可能利用了國民的心理。
中央電視臺前駐日本記者 孫寶印：因為對經濟上的這種沒有信心，會加劇你對政治的期待。如果期待得不到滿足他對政治更加的不滿，所以就在這種狀態下，日本人就有一種期望變化的心態出現了。所以為什麼2001年當小泉打著叫做結構改革的旗號一齣臺馬上能夠一呼百應。
康輝： 然而改革之後，日本經濟依然在曖昧中前行。 日本經濟到底有沒有全面走向復蘇，這是經濟學家們還都在探討的事情。 曖昧的日本經濟現狀，對日本人心態最大的影響可以用兩個字來表述，那便是焦慮。 這種焦慮情緒，有時會以極端的形式表達出來。
2006年2月26號，日本伊勢市市長加藤光德突然失蹤了。 當天下午，加藤在電話裏告訴秘書，自己身體不適，不能參加慶祝該市相撲選手晉陞的活動。 傍晚，加藤未做任何説明就默默出門，從此再也沒有回來。 第二天，警方出動100多人四處搜尋，終於在附近山林中發現了加藤懸在半空的遺體。 警方判斷，加藤自殺與工作壓力過大無法解脫有關。 伊勢市是日本經濟欠發達地區，據加藤的醫生説，加藤常抱怨財政吃緊，拿不出資金兌現競選承諾，這讓他經常夜不能寐。 而媒體則評論説，日本社會的自殺風已經刮進了高官階層。 “所有的事情都糟透了，誰想和我一起死？”，這樣的言論不久前出現在日本的一個網絡聊天室裏。 從1998年起，日本每年的自殺人數都超過3萬，而且逐年上升。 到2006年，日本政府不得不第一次通過立法防範自殺現象。 不過，焦慮並不僅僅表現在自殺上。 日本政府的數據顯示，有60%的勞動者受“高度焦慮”的困擾，65%的公司患心理疾病的員工數量急劇增加。 這種焦慮要是追根溯源，依然有經濟因素。
外交學院教授 江瑞平：長期蕭條，那麼國民心態也受到深刻的影響，這種焦躁的心理，不安的心理非常明顯。
1997年4月份日本當時是橋本內閣來執政，他就提出要把消費稅率由3％提高到5％ 這麼一個微小的消費稅率字變化，帶來的是國民心理極大的不安，包括一些老年人都是想方設法把自己的倉庫堆的滿滿的。結果導致醬油、衛生紙等等都塞滿了自己的倉庫，這意味著日本國民對自己的未來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一種擔心的心理。
7月15號，日本上映了科幻大片《日本沉沒》。這已是繼1973和1995年之後第三次翻拍。 1973年，老版電影上映時，日本正在經歷石油危機，社會處於慌亂之中。 同名電視劇在1995年播放時，正值日本的泡沫經濟崩潰和阪神大地震，民眾心理脆弱不堪。今年的新版電影又掀起了一股危機意識；儘管日本經濟上有了起色，但多數老百姓並沒感到日子好過，醫療保險、養老金等問題始終困擾著日本人。 有人説，美國人的“噩夢”來自其他星球，因為他們自信在地球上的軍事力量已無人能敵。島國日本的“噩夢”則來源於沉沒，“沉沒”這個詞最能觸動日本人內心深處的焦慮與不安。 所以，從某種意義上説，最新版《日本沉沒》的出現，又是“恰逢其時”。
2006年5月24號，佳能公司董事會主席禦手洗?士夫出任日本經濟團體聯合會會長，成為領導1500家企業、名副其實的日本財界“總理”。 禦手洗的成功，在於讓佳能的純利潤從1995年的550億日元，增加到2004年的3433億。 而他的出名，更是因為他堅定地保持了終身雇傭制。
北大國際關係學院教授 李寒梅：60年代經濟高度增長以後，日本公司的這種叫終生雇傭制、年工序列制還有企業內工會，這個三位一體已經比較的固定化了，那麼對一般的日本的普通的人來講，這個企業是他可以終身託付的這麼一個地方。然而，日本泡沫經濟的崩潰，很大程度上被一些專家認為與終身雇傭模式有著一定的關係。企業人事制度的僵化，導致了企業效益的下降。
北大國際關係學院教授 李寒梅：現在小泉他們搞的這些改革，實際上也是按照美國的那個自由競爭式的 。但是走到現在日本人覺得帶來了什麼呢？帶來了失業的危險，帶來了競爭的嚴酷，還有安全感的消失。這個企業終身雇傭制也沒有了，然後這種過去生活的安全感也沒有了，我可以終身寄託的地方也沒有了。
不同於日本企業以論資排輩為主的老傳統，英美模式的特點是雇用大量的臨時工、動輒裁員和員工收入差距懸殊。年輕人甚至因為感到經濟狀況不穩定而不敢結婚。 日本心理衛生研究所指出，工作因素導致了抑鬱症患者增多和自殺率的上升。 原來相對公平的“中流社會”正在瓦解。
外交學院教授 江瑞平：在過去很長時間，日本所謂的叫“億總中流” 什麼意思呢？認為自己非常充實，經濟上非常有保障，現在持這種心態的人已經是比率大幅度下降，這和最近幾年小泉搞的結構改革也有直接的關係，導致貧富差距進一步擴大。 日本財團法人“社會經濟生産性本部”今年4月的問卷調查結果顯示，約有40%的年輕人希望被公司終身雇用，創下歷年來最高記錄。
康輝： 如果安倍晉三順利接任首相一職，他將是第一位戰後出生的日本首相。 安倍晉三已經明確表示要改變日本戰後體制，不能再走幾十年前美國給日本設計的道路。 而對於小泉改革沒能解決的日本經濟結構性問題，安倍則提出用“成長的安倍”來代替“改革的小泉”。 但是安倍的做法，是將繼續加重日本人的焦慮，還是會像他自己所説的，讓日本人對自身感到滿意？ 稍後請繼續收看世界週刊特別節目：曖昧的日本。
康輝： 實際上，日本社會潛在的危機，早就被很多作家寫入了自己的作品中，比如大江健三郎。 他説：日本自從打開國門以來，經歷了一百二十年的現代化歷程。她從根本上被劈裂為具有曖昧性的兩極，以各種形式浮現。曖昧是個慢性病，日本經濟的繁榮加劇和培育了病情，還增添了種種新症狀。 大江健三郎是敏銳的。 日本社會焦慮的深處，其實還在孕育著另一個危機。
秋葉原，日本東京有名的電器商品一條街。 2006年9月9日， 在秋葉原街頭，三名日本自民黨總裁選舉候選人上演了一場競選秀。 與安倍晉三、谷垣禎一兩人相比，外相麻生太郎的演説更受歡迎。 因為麻省太郎説，“日本應當開展“動漫外交”，通過推廣日本的漫畫書和動畫片，贏得包括中國在內的各國民眾的心。”從《鐵臂阿童木》到《聖鬥士星矢》到《多拉A夢》，日本的動漫佔日本總出版物的40%，已經成為了日本的第三大産業。
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 日本留學生 牛濱翼：日本的文化是動畫片和漫畫， 比如説我在日本生活的時候， 每個禮拜買一本漫畫的雜誌， 好多人都一直看動畫片、漫畫， 對日本人來説動畫片，漫畫是生活的一部分 然而，日本的動漫除了讓世界領略到它豐富的想象力外，還讓人們窺見了日本在國家身份認同上矛盾的一面。
歐美人似的白皮膚，大眼睛，黃頭髮，這是日本漫畫中比較常見的日本人的形象。 這些似歐非亞、形象介於東西之間的人物，多少與近代以後日本人強調的“脫亞入歐”思潮有關。
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 日本留學生 尾藤健太郎：現在日本這個國家正徘徊在一些亞洲國家和傳統的西歐國家（之間）。
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 日本留學生 吉川純惠：一百多年以前也有差不多一樣的想法， 可是我們覺得失敗了， 因為我們不是歐美的國家， 可是永遠不能成為一個歐美國家，我們是亞洲的。
北大國際關係學院教授 李寒梅：脫亞入歐的思想，這種思想的影響我覺得現在還是有的， 因為近代日本形成脫亞入歐的思想， 其中內含的實際上是 日本作為在近代開始已經落後的 這麼一個東方國家， 面對歐美的時候的那種劣等感， 而且某種程度上可能日本在近代以後的這個歷史經歷，更強化了它的這種感覺。
中央臺前駐日記者 孫寶印：脫亞入歐當然你要總結一下也許是對強者的附庸，對強者的追隨。 現在可以看到日本國家可能它不管有意還是無意，它可能依然在追隨世界上那些強者， 或者保護，或者讓自己有一些發展的機會。
康輝：日本追隨強者的做法，是否依然是脫亞入歐思想的延續，這裡我們暫且不去評説。但是，有一點是肯定的，日本這個國家在行為和目的之間，總是存在著矛盾。特別是當日本在亞洲被孤立但又越來越認為自己的發展離不開亞洲的時候，日本對自己的國家身份認同就更模糊了。 那麼，日本到底怎樣才能重建自己明確的國家身份？ 實際上，安倍晉三在選舉中已經給出了他自己的答案。
日本新當選自民黨總裁 安倍晉三： 我將與你們一起，盡全力將日本建設成一個“美麗國家”。
“美麗國家”，是安倍晉三競選公約中的關鍵詞，來源於安倍晉三的《致美麗的國家》一書。 在書中，安倍説，希望創建一個珍視傳統和歷史，值得全球其他國家依賴的美麗國家。 同時還提出美麗國家的另一個目標是要成為一個政治大國。 然而，這本書讓《紐約時報》産生了日本試圖回到明治時代的聯想。 那個時代，正是日本因為脫亞入歐實現振興後，而害怕喪失自我的時代。 當日本求助武士道來保持日本特性時，卻催生了一個軍國主義的國家。 而現在的日本，是否同樣也在尋找自我的道路上苦苦徘徊呢？
日本東京電視臺記者 藤原：日本對傳統的關注，的確存在。 在書店裏可以看到多種歷史書籍，而且賣得非常好， 不少日本人也重新認識到日本傳統文化的好處， 日本政府也在通過各種渠道宣傳自己國家的傳統文化， 可能大家還記得，日本皇室最近誕生了第三位繼承人，那時候在日本國內興起的一股熱潮，這都是重視傳統的一種表現吧 那麼為什麼出現這些現象呢？ 我認為日本現在正在探討包括修改憲法在內的一系列的政治改革， 在尋找未來的發展方向和國家定位。 所以，這一切自然而然引起日本人對傳統文化和過去歷史的關注。
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 日本留學生 吉川純惠：我覺得這個對我來説是非常好的事，因為最近的潮流靠美國、歐美這樣的想法是比較流行的，可是我們是日本人，我們是亞洲的國家的成員，所以我覺得回歸傳統對我來説很好的事。
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 日本留學生 尾藤健太郎：政治方面，主要表現在一些安全方面的政治方面。日本（希望）在世界外交的舞臺上發揮作用，那些身份慢慢的開始自主外交這個方向走了。
北大國際關係學院教授 李寒梅：這裡邊有一個問題，就是説回歸傳統，這個回歸的是什麼樣的傳統， 現在我覺得在日本其實是有兩個層次， 一個層面是普通老百姓的層面， 普通老百姓是一種純樸的感情 是對鄉土的熱愛這樣一種情感， 另外一個層次是非常值得注意的，比如去年在日本有一本暢銷書，叫《國家的品格》， 去年大概總的銷售量是超過了200萬部， 銷售量遠遠是超過那個新歷史教科書的， 那麼假如説這本書的作者是一個知名的右翼學者， 或者説是知名的左翼學者，我認為這本書都不會暢銷， 就是因為這本書的作者是一個數學教授， 在這個書裏面完全沒有那些專家式專門的學術術語， 他在這本書裏面呼籲的就是要回歸日本的那種過去的傳統的美德， 甚至提出來要恢復武士道精神， 最近這幾年還有一些類似的學者， 他們出了很多的關於日語的書，就是日語如何優美， 這些我覺得這些學者也許是無意識的， 但是他們在有意無意之間實際上是在進行民族主義的再啟蒙， 這種現象我覺得是很值得注意的。
2006年3月12號， 日本山口縣岩國市的居民舉行全民投票， 以9成以上的壓倒多數反對駐日美國海軍航母艦載機部隊進駐岩國。 雖然該次公投結果不具備法律效力， 但卻讓人再次看到了日本國內，民眾階層反美浪潮的威力。
北大國際關係學院教授 李寒梅：反美的話 可以説是回歸傳統的一種表現， 因為在日本人看來， 比如説戰後整個日本的發展過程，是按照美國人的模式來塑造的。 但是到現在 日本人覺得帶來了什麼呢， 帶來了失業的危險 帶來了競爭的嚴酷 還有安全感的消失 但是反美至少在現在這個階段來看， 我覺得不能夠估計過高， 年輕人裏邊可能還是有 很強的崇美的傾向， 因為日本本身它就有 崇拜強國這樣一種心理的傳統 ##康輝 也有人説，日本是個很感性的民族，為了現實的利益，可以壓抑自己內心的真實感受，去追求現實的意義，很實用主義。 當然了，每個社會都有自己判斷事物的標準，判斷是非、判斷善惡。 但日本的是非觀顯然和我們中國或者其他一些國家的是非觀有所不同。
中央臺前駐日記者 孫寶印：我可以舉一個例子， 還記得在2003年伊拉克戰爭爆發以後， 日本有一些反戰人士，有一位叫做高遠菜穗子，這個人是一個非政府組織的人， 她積極參與到援助伊拉克人志願者的活動當中去 但是非常的不幸，她被伊拉克的武裝組織被抓住了，抓住以後在日本社會引起了軒然大波，從我們來看就是一個日本人她為了這種人道主義去援助伊拉克人， 在我們來説是非常高尚的一種東西， 但是在日本的許多媒體，包括一些政治家，認為她是添亂行為。
北京大學日本留學生 加藤嘉一：首先日本是一個島國， 別人怎麼做我也怎麼做， 日本人不能接受與眾不同 誰負責任，就是很模糊， 所以日本人本身 回避責任的社會基礎， 包括在國家層面， 企業層面，個人層面 。
中央臺前駐日記者 孫寶印：曖昧這個説法不但我同意， 日本人本身也同意， 體現在方方面面， 他在表述他的意見的時候，他是用一種拐彎的方式， 比如説拒絕的時候 他有可能説這個東西也許很難， 那基本上就是説你這事沒戲了， 我們拿一個比較熟悉的，比如歷史觀方面的曖昧， 比如説我在長崎的一個小鎮， 叫做川棚丁。這麼一個地方待過， 在川棚丁的小山坡上曾經有過一個紀念碑， 他告訴你從這個地方遠眺下去， 這個地方可能是船廠工人的宿舍， 這個地方可能是女子艇申隊， 他會給你交代出來， 讓我們感覺這好像是對歷史的一種回顧， 或者反省這樣一種感覺的東西。 但是他不會再給你講述 當年日本如何挑起戰爭， 如何給其它國家帶來深痛的災難， 他介紹完了以後很輕描淡寫地一轉， 永遠要記住戰爭的殘酷， 要記住和平的好， 他的好多反省是缺失了內容， 就是不再給你回顧， 不再分析戰爭，誰是誰非。
而這種曖昧，在靖國神社，以特殊的形式上演著。 這出鬧劇被中央電視臺一位名叫李纓的導演記錄了下來。一名身穿日本軍服的年輕人在表述那場戰爭中日本是受害者，正是日本給中國帶來了獨立。
《靖國神社》導演 李纓 ：絕大部分日本年輕人可以説對這方面不感興趣， 他們也不了解，這是絕大多數， 這種聲音還是極小的一部分，他是接受的一種靖國史觀。 有一個右翼人士在宣讀文件，參拜《靖國神社》是日本的人的內政，不要聽信外國媒體的宣傳和美國人的反對，他們無權干涉。
《靖國神社》導演 李纓： 他覺得這是我們紀念追悼死者的一個方式。 日本很有意思的就是這一點， 他們把很多事情， 是內部跟外部會分的很清楚， 對內的準則跟對外的準則兩回事， 對內的要求跟對外的要求 往往又是兩回事。 那麼像這種問題， 靖國神社的問題， 他是關起門來塑造自己的 一套精神美學，一套生命觀點。
《靖國神社》導演 李纓： 我都覺得太奇怪了， 反對參拜，就會被認為是中國人，被打出靖國神社。
《靖國神社》導演 李纓 ：我覺得教育非常大的一個責任， 因為這個教育是非常不透徹， 一直沒有一個最明確的一個歷史認識，我們在日本生活了十幾年的那些中國人， 小孩在日本長大，在日本接受的教育， 然後他們回到家裏頭跟父母討論這個戰爭問題、歷史問題的時候， 他們的概念裏邊，基本上就覺得日本太可憐了，他經受到原子彈， 他覺得為什麼日本人要這麼悲慘， 然後中國人的父母，他們就很著急，怎麼教小孩子完全是這套的概念。
康輝： 米蘭 昆德拉曾經説過： 在迷霧中孤獨行進的個體，當他急切前行時無法穿越眼前的迷霧，當他試圖回頭尋覓曾經走過的道路時，過去的道路一樣被濃霧遮蓋了，最後他只能跌跌撞撞什麼也看不見地前進。 而現在的日本似乎正處在這種迷霧中。 如何揭開迷霧，這是留給後小泉時代日本領導人的艱難課題。
責編：趙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