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資料——鄧小平與卓琳的眷眷愛子之心

    鄧小平對家庭、對孩子的愛是深沉的、內斂的。他很少用語言表達自己內心的感情，但家人的事情他都裝在心裏。

    鄧林説：“解放戰爭勝利後，從上海到四川，再到北京，爸爸千方百計為我尋醫治病。我的病情比較複雜，特別是嘴里長了瘤子，開過刀，又長出新的瘤。爸爸下了大決心，費了許多週折，使我得到當時那種條件下最好的治療。此後，我的身體雖然仍不能和我的同齡人相比，但我卻能以基本正常的體魄面對生活，建立家庭，承擔責任，作出成績。”

    鄧林説：“我爸爸還有一個習慣，給我們掖被角。他總怕我們的肩膀受寒，所以晚上我們睡了以後，他總要給我們掖掖被角。長期以來，這也就成了我們的習慣，怎麼睡覺肩膀都不能露在外面，要蓋得嚴嚴實實的。”

    5個孩子中3個大的，鄧林、鄧樸方、鄧楠，鄧小平都帶得不多，因為他們都出生在戰爭年代。兩個小的鄧榕和鄧質方從小就有了很大的“特權”，他們可以在父親的辦公桌底下鑽來鑽去，在地毯上翻跟鬥、打滾、過家家，鄧小平從來不嫌煩。

    同鄧小平相比，卓琳對孩子們的愛是直白的、透明的。鄧榕説：“我們給媽媽起個外號叫‘鐵匠舖掌櫃的’。她對你好，好的不得了，但一急起來也會打你。我們全挨過打，因為小時候我們有時太鬧太調皮了。哥哥和鄧楠經常‘打架’，哥哥總是招惹鄧楠，鄧楠就急忙慘叫，媽媽聽見了，就過來一人給一巴掌，鄧林在旁邊也莫名其妙地被捎上一下。因為我是家中最小的女孩子，媽媽就愛打扮我，把我弄得花技招展的，有時候在我的頭上給弄個蝴蝶結，或者讓奶奶給我做件衣服。我們也沒什麼好衣服，小時照片上衣服挺好看的吧？都是我奶奶手工做的。這一點，經常惹得鄧楠不高興，説媽媽偏心眼。其實，媽媽最信任的人是鄧楠。有什麼事都跟鄧楠説。媽媽身體不好時就把錢交給我姐姐，讓她管錢。每月伙食費多少、零用錢多少、開支多少，不夠要向公家借多少、每月還多少，都是鄧楠的事。”

    鄧小平3個女兒的性格非常像卓琳，心直口快，在家説話都是大嗓門，無遮無擋，經常還喜歡開個小玩笑，説鄧楠是家裏的“總理大臣”，因為她從小就幫助卓琳管家；説鄧樸方是“兵部尚書”，因為他專門喜歡舞刀弄槍；鄧榕小的時候，誰見了都喜歡，大家就説她是“禮部尚書”。鄧林在外面不當官，但是在家裏官銜最多：“老幹部”、“政協主席”兼“文化部長”。鄧小平有時也加入，説：“跟赫魯曉夫吵架，別的武器不用帶了，帶個鄧楠就夠了。”鄧楠説：“都是因為爸爸耳朵不好，我才成了個大嗓門兒。”

    鄧小平曾經説：“我一生最痛苦的時候是‘文化大革命。’”鄧林説：“我想，‘文化大革命’中令他最為痛心的是樸方。”

    1968年8月，當時還是北京大學物理系四年級學生的鄧樸方，因不堪造反派對他的虐待與淩辱，跳樓以示抗議，造成了終身殘疾。這個情況，當時被隔離審查的鄧小平夫婦直到第二年夏天才知道。

    得知兒子癱瘓，卓琳的心被刺痛了，她止不住心中的悲痛，一想起就哭，一想起就哭，一直哭了3天3夜，眼睛受到了極大的損害。

    做父親的鄧小平，心情更是難以平靜。他提筆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請組織上幫助安排，讓鄧樸方進一步治療。

    毛澤東和周恩來對這封信作了批示。在中辦主任汪東興的協調下，鄧樸方得以住進了解放軍三〇一醫院。

    在謫居江西的日子，鄧小平寫了很多的信。在信中，他敘述了他自己的生活，講了他的孩子們。個性是一向只重大事的他，不厭其煩地寫些家庭生活瑣事，體現了一個父親深深的愛子之心。

    1970年2月9日，鄧小平在給汪東興的信中寫道：

    “12月上旬，我的小女兒毛毛回來了。1月初，我的小兒子飛飛也回來了（他們即將回到勞動的地方去）。我們同他們兩年多不見，一旦相聚，其樂可知。本來，我們曾希望兩個大的孩子（鄧林和鄧楠）也回來聚一下，她們沒有請准假。好在她們回來的機會是有的。”

    “我的大女兒鄧林來信説，他們學校即將分配工作，她已向領導請求改行（即不做美術方面的事，因她本人搞美術是不行的），要求分配到一個工廠中工作。我們對她也是這樣希望。加之她已有28歲，本身條件差，至今還沒有對象，本人一身是病，所以在農村是很困難的，即在工廠頂班勞動八小時，也似有困難。如能分配一個技術性的工作，如收發、文書、保管之類，對她的身體比較合適。這件事，在北京時曾向你説過，如有可能，懇請予以幫助，至為感激！”

    “再如能將她分配到同我們靠近些（如果我們長期在南昌的話），則更是我和卓琳的最大奢望了。”

    “從今年1月份起，中央給我們的生活費是每月205元。1月份，曾請省革委負責同志向你請示，這個數目是否是我們今後長期的固定的生活費用，未見復示。前幾天，又收到2月份的，還是205元，我們當即了解這是新的規定。我們當照此規定，重新安排自己的生活。當然坦率地説，這個數目對於我們這個9口人之家（我們夫妻，我的繼母，5個孩子，還有一個卓琳姐姐的孩子也是我們供給的），是不無困難的，因為除鄧林已有工資外（她本人病多，最多只能自給），我的大兒子鄧樸方在醫院每月需要35元左右（吃飯25元是醫院規定的，抽煙及零用約10元），兩個大學生每月30元左右，3人即需約90至100元。我們在南昌的3個人，只有100元開支。此外，我的小女兒毛毛、小兒子飛飛在公社勞動所得，只夠吃飯，其他需用也要適當補助。再者，我們還得積點錢作為孩子們回家的路費（路遠，每人來往約需100元左右）和回來時的伙食費（回家來總要改善一點伙食），以及每年總要補充一點衣物日用品。這樣算來，當然是緊的。但是，黨既作了這樣統一的規定，我們沒有理由提出額外的請求，自當從我們自己用的100元中，每月節約二三十元，積起來作為他們每年回家一次的路費。新的生活總會習慣的！”

    “小孩子回來一次花錢太多，也很不容易。將來希望能先將毛毛調到能夠靠近我們一些的地方。”

    鄧榕説：“讀了上述信，即使是在三十多年後的今天，我仍可體會到當時那充滿父親心頭的憂思。比起與親人隔絕的禁錮關押來説，現在能與子女相聚，已是奢望所及了。但是政治前景的不測，全家生活的擔當，仍使他心頭重負不釋。他不能不有所思，不能不有所想，不能不為了全家，為了子女，去請求幫助。”

    1970年3月的一天，第一次來江西探親的鄧質方走了。雖然兒子已經完全長大成人了，但作父母的，依然離情難卻。卓琳控制不住自己，哭得眼淚漣漣。鄧小平只能把傷心深深埋在內心深處。他無言、沉默，依然堅持到工廠勞動。

    勞動中，鄧小平突然感到不適，臉色蒼白，滿額沁出了冷汗。因為兒子走的原因，他的低血糖病又一次復發了。

    家庭、親人、孩子，是他最珍貴的，也是他那時所惟一擁有的。兒子遠行，不知何時才能相見。鄧小平口中不説，心中卻不能不想，不能不憂。

    卓琳聞訊，趕忙和工人們一起扶鄧小平坐下，卓琳問旁邊的工人，有沒有白糖，説喝一點糖水就會好的。女工程紅杏趕快回到在廠區的家中衝了一杯糖水拿來。鄧小平喝了後，略感好轉。工廠內沒有汽車，車間主任找了一輛拖拉機，把鄧小平和卓琳送回到了住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