赴美培訓，榜上有名

　　第二章 赴美培訓，榜上有名　

　　選擇大定

　　（1942）

　　1942年，我從西南聯合大學航空係畢業，這就面臨找工作了。我們畢業時，班上二十四、五個同學，後來真正搞航空的不到一半，多數同學改行了。

　　那時昆明很亂，交通也很不方便。後來是陳納德的飛虎隊（注1）從緬甸仰光過來，把日本的飛機壓住了，我們才不受罪了。要不，老百姓老是要躲避空襲，一天到晚非常緊張。

　　美國飛行教官陳納德是第十四航空隊，又稱“飛虎隊”的創始人。後來我在美國學習期間，在賓夕法尼亞的威廉斯堡，曾經由帶隊的領導帶著，到他的住處拜訪，與他進行座談。他的英文名字是ＣｌａｉｒｅＬｅｅ Ｃｈｅｎｎａｕｌｔ，他是一個很瀟灑的人，個子不高，面部的肌肉長得很有特點，説話很率直。

　　陳納德的飛虎隊是1941年8月1日成立的。“飛虎隊”的全稱是“中國空軍美國志願援華航空隊”，招募的都是熱心支持中國抗日的美國青年，在形式上並不是正規軍。不久，他們在昆明初試身手，首戰便給了日本戰機一個迎頭痛擊，在這以後，接連創下擊落日機的佳績。就這樣把“日本鬼子”壓下去了，日本的飛機不像開始時那樣猖狂了。

　　在我前一屆畢業的同學中，有在貴州大定發動機工廠（注2）工作的，他邀我去。那是國民黨搞的一個生産航空發動機的工廠，後來我們在建設“三線”的時候，還用過這個廠。

　　大定這個地名是很早採用的，什麼意思呢？是漢族人要“定”苗族人。解放以後，這個地方改名為大方。

　　畢業以後，我就開始考慮自己的職業。當時擺在自己面前的有兩個選擇，一個是可以做買賣。我的有些同學就是做買賣，有一點錢，搞一個汽車，跑滇緬路，販一批貨，就可以發國難財、賺大錢。另一個，就是到大定，去搞航空發動機。

　　我那時已經有了愛人，畢業的時候我們就結婚了。

　　説起我的愛人，我們還是很有機緣的。她原名華允娥，是我在揚州中學的同學。在初中的時候，由於是男女同校不同班，也就是同在一個學校，但不在一起上課，學校分為男子部和女子部，所以在揚州中學的時候，我們並不認識。

　　她初中畢業後，就讀淮陰高等師範學校，後來就當了小學教師。日本人打到江蘇的時候，為了不當亡國奴，她也歷經艱辛，到了昆明。先是在同濟大學，後來通過親戚介紹，來到清華大學的會計處工作。到昆明以後，揚州中學的同學聚會，見到了她，噢！原來還是揚州中學的同學。我經常説，沒有抗戰，我不會上大學，也不會與我的愛人認識。

　　後來我們確定了戀愛關係。在我畢業後，我們就結婚了。

　　我們的婚禮，是清華大學的校長梅貽琦（注3）先生做證婚人。在那時，大學的教授、校長都沒有什麼架子。因為我的愛人是清華大學的職員，跟梅貽琦先生的家屬很熟悉，他知道華小姐要結婚了，很關心，於是我去請他來做證婚人。兩位主婚人，一位是著名的社會學家潘光旦（注4），他的腿有殘疾，行走不便；還有一位是生物學教授陳楨（注5），他和夫人都是揚州人，和我愛人算是同鄉。

　　我們結婚，按照那時的習慣，在中央日報上登出這樣一則結婚啟事——“1942年7月19日，吳蔚升（這是我當時的名字，後來改為吳大觀）先生與華允娥（這是我愛人當時的名字，後來改為華國）女士在舉行結婚儀式……”然後，在工學院附近的一個小餐館裏，置辦了一點小點心、茶水，正面擺一張臺子，梅貽琦先生坐在中間，潘光旦先生和陳楨先生坐在兩邊。我們兩個人向主婚人、證婚人和來賓鞠躬，主婚人和來賓都講了話。

　　那天除了我們尊敬的師長，還有沈元（注6）、張世英等三十多位同學參加了我們的婚禮，到場的人高高興興地在一個紅綢布上簽上自己的名字，向我們表示祝福，婚禮簡樸但很熱鬧。就從那一天開始，我和愛人風風雨雨，走過了半個多世紀。很可惜的是，那幅留著來賓簽名的紅綢布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搞丟了。

　　前面説過，在我前面畢業的同學找我，要我去大定。那是中國歷史上建立的第一個航空發動機廠，買的是美國的發動機專利，在那裏製造、生産。我帶著新婚的愛人去了工廠的所在地——大定縣羊場壩。

　　當時我們是三對夫妻同行，都是新婚燕爾，也都是西南聯大的。其他兩對是梁守槃教授（注7）夫婦和潘延齡夫婦。梁守槃先生是老師，他是美國麻省理工學院（MIT）的碩士，回來在西南聯大機械系任教，教我們內燃機。

　　從昆明到大定，我們分乘三輛卡車。路非常難走，車子顛簸得非常厲害。途中“啪”的一聲，我的箱子突然從車上被顛落在地，七零八落的，我們趕忙停車，大家下來一起幫忙找東西！

　　那個地方，真是窮啊！而且是土匪窩！今天是這個村子裏的土匪去搶那個村子，明天是那個村子搶這個村子。我們去了以後，梁先生是老師，工廠另外安排接待，我們和潘延齡夫婦就住在老鄉的茅草房裏。我記得有一天，因為我拉肚子，夜裏起來到外面的一個小山坡後面，蹲在那裏解手，一大群土匪就從我的身邊跑了過去，過一會兒，就看到對面的山頭上火光沖天，土匪在燒房子了。

　　我們兩家人住一間房子，只能在中間拉一根繩子，把被單挂在上面隔開。就在那個環境下住了一個星期，後來才搬到工廠蓋的房子裏，也是茅草屋，不過比老鄉家的要好一些。

　　那個廠子是屬於國民黨軍事委員會的航空委員會，屬軍隊編制，有一個警衛連的部隊站崗。但給我們也發槍，夜裏還要排班站崗。因為過去發生過被土匪搶的事件，還打死過土匪，所以一天到晚還挺緊張的。

　　我們吃水是靠老鄉挑來賣給我們。老鄉很窮，冬天穿不上褲子，就用麻袋片圍著身子，穿著草鞋。一挑水也賣不了幾個錢。真是不毛之地，天無三日晴，人無三分銀，非常苦。

　　廠房就在大溶洞裏，兩個大溶洞，一個叫烏鴉洞，加工車間就建在那裏。洞的寬度和深度都超過100米，洞高約60米，建的廠房有三層，底層是各類倉庫，中層是機工車間，上層是總裝車間。還有一個叫清虛洞，洞中有一個很大的天窗，可以看到天空，翻砂廠、螺旋槳廠等配套工廠就準備建在那裏。我印象很深的是洞裏面有一種像跳蚤一樣的昆蟲，咬起人來很厲害，奇癢無比。

　　去了這個廠以後，感到雖然艱苦，但還是挺有意思的。因為那時在學校唸書的環境條件比較差，試驗、實習等都比較簡單。一到大定的工廠，那裏有從美國運來的各種機床，學習的條件很好。

　　給我安排的工作是什麼呢？在設計課，負責接收從美國來的資料——工藝規程、技術圖紙。有點像我們現在的技術資料室，我一個人主管。這個工作很好，在學校裏只接受了一些書本知識，在這裡可以接觸到大量的在實踐中有用的東西。雖然設計資料不很詳細，但工藝資料是全套的，可以學到的東西很多。那時搞的都是活塞式發動機，還沒有噴氣發動機呢！

　　據説這個廠建廠的投資是蔣介石50大壽的生日禮金。我在那裏二年多的時間，第一任廠長叫李柏齡，是清華赴美留學的高材生，第二、第三任廠長分別為王士倬、顧光復。有一位副廠長叫戴安國，是戴季陶的兒子，還有一位總工程師是李耀滋，他們兩位都是中校軍銜。

　　我印象最深的是，這樣一個小工廠，國外回來的留學生有八位，包括廠長李柏齡。副廠長戴安國從德國回來，他是蔣介石的乾兒子；總工程師李耀滋是MIT畢業的；還有錢學渠，他是錢學森的堂兄，是搞機械加工的；張汝梅是搞工具設計、製造的，曹有誠是搞冶金的，程嘉垕是搞鑄造的，梁守槃搞飛機發動機。這些人都是美國、歐洲留學回來的，不少是MIT的碩士、博士。在那個時候，這些人抱著發展中國航空工業、航空救國的信念，在那麼一個艱苦的地方，兢兢業業，不辭勞苦，也真是不簡單呀！

　　　在大定的日子

　　（1942—1944）

　　那時的條件艱苦啊！發電用的是老柴油機，用蘇聯報廢的發動機來發電。每天晚上只給兩個小時電，晚上7點到9點，其他時間就要點油燈了。我白天接收資料、校對圖樣，晚上，我就把有關的資料、圖樣帶回家來看、抄、學習，我抄東西的本領是很高的。晚上，我把圖樣放在枕頭底下，第二天再放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