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長江

    同樣面對“紅繩”，我受不了，當地的同行就無所謂？這裡面的原因究竟是什麼？我用了兩年的時間不斷觀察、琢磨，最後基本認定是心態。

    “心態”，這東西不是表格，不是圖畫，怎麼量化？所謂：“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

    內地記者使命神聖，肩負重任，香港記者則往往低調平和，身上沒有什麼優越感；而從內裏來説，內地的記者一旦成為“無冕之王”，心裏總好像覺得比別人高出了一頭，眼前的世界也頓時成了手下的一塊小菜板；然而香港的記者則不同，在他們眼裏，從事媒體傳播，那只不過是社會種種職業當中的一種，沒有什麼高低貴賤，假使有，至少不高。這一比就出了反差。

香港記者在室外拍攝採訪

    可是內地記者身上特“牛?菖”的感覺是從哪來的呢？

    初到香港，我還沒攢下幾個知心的朋友，就是有，人家是當地人，也不好意思當面剝我的皮。於是只有自我反省。想來想去找不到更多的原因，自忖無非身懷二氣：豪氣、官氣。這兩種“氣”不分次序，是它們共同把我的心燒得像一塊燙手的木炭——

    先説“豪氣”。我到香港做記者雖然只有不到三年，但稍微在腦袋裏過一遍電影就不難發現，香港的記者在這個社會仿佛並不擁有太“崇高”的社會地位，每個記者外出，面孔上從來都不會挂著“為民請命”、“替天行道”的偉大胸懷，而我在內地的20年，做慣了“社會良知”、“匕首和刀槍”，心中總有一面戰旗，那就是美國報業大王普利策説過的那句名言：“倘若一個國家是一條航行在大海上的船隻，新聞記者就是站在船頭的?望者，他要在一望無際的海面上觀察一切，審視海上的不測風雲，並及時發出警報。”一個新聞工作者，不管在任何社會，難道不應該時時體察民意、針砭時弊、指點江山、激揚文字？香港的記者難道不崇尚理性批判？他們不熟悉“普利策”嗎？事實上，我想他們熟悉得比我早。

    再説“官氣”。我在香港，有的時候甚至覺得這個社會真的是太不給傳媒人面子，這使得所有記者根本就沒有機會把胸脯挺得高高的，更不可能走到哪都讓人恍惚覺得是來了一群“欽差大臣”。我在內地也不想讓自己身上沾染“官氣”，《新聞調查》工作的8年，也一直在本本分分地做一個“田野記者”，但是身上到底有股味兒，什麼“味兒”？醫生長久地在醫院裏工作，自己是嗅不出自己的滿身藥水，可是一到了外面，別人就知道你是幹什麼的。

    2003年美國入侵伊拉克，非要活捉薩達姆，找出“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在巴格達的炮火轟炸中，內地人認識了“鳳凰衛視”的一位年輕姑娘——呂邱露薇，而我到了香港，發現香港的記者其實個個都很像“呂邱”，他們的新聞敏感和職業激情並不比我弱，日常工作卻很平凡：發現新聞、搶到新聞，第一速度、第二詳細。

    記得有一次在九龍採訪政府拍賣土地，活動快要結束了，我和攝像師已經開始收拾機器準備打道回府。突然身邊的當地記者像聽到了發令槍，拔腿就往一個地方跑，那地方是樓梯，露天的、麻花兒一樣的旋轉，記者們不分男女老少，手裏不是舉著照相機就是攝像機，誰都顧不得腳下的危險，就在旋轉樓梯上邊跑邊採訪剛剛出現的幾位香港大佬兒，那陣勢簡直讓我害怕，當然也讓我“臉紅”。事後想，儘管對香港的大佬我這個內地記者沒有什麼追捧的必要，但是如果那天突然出現的是我要採訪的人呢？我會不會不顧一切地衝上旋梯，非要第一個搶到“頭條”？

    我身上有股味兒，香港記者身上卻有股勁兒。這股“勁兒”因為是在資本主義，又加上前些年香港因為受過亞洲金融風暴的衝擊，就業形勢一度緊張，這些都讓我把香港記者身上的這股“勁兒”時常和一個“物件兒”發生聯想，這個“物件兒”就是飯碗。香港記者每天小心翼翼、恪盡職守，手快、腳快、眼珠子快，因為記者的行當對他們來説首先意味著一份人工（工資），幹得好，“人工”就往上漲，幹得不好，下場自知，誰會像我一樣沒完沒結地和一條“紅繩”過不去？他們的“飯碗”背後，老闆的眼睛不僅雪亮，受眾更是他們直接的衣食父母。

為製作《萬隆會議50年》的大型專題片，長江在香港街頭串場，攝像為黃建國

    盡可能想通了一切“不同”，我開始抱起一顆平常心，就和當地記者同樣低調，同樣自己找新聞，入得廟堂，落得坊間，靠自己的雙腿走進這個社會。時間一長，慢慢地我發現自己身上的“火氣”悄悄溜了，被拍碎了的那塊木炭原來四下跳躍的小火星兒也逐漸變得溫柔、安靜。放下“大哥大”、“大姐大”的架子，我的新聞理念甚至也發生了某種變化，“普利策”不再那麼經常地召喚在心頭，“馬歇爾麥克盧漢”卻時常出現在眼前（世界著名傳播學家，曾提出“媒介即訊息”的理論）。馬氏理論説得通俗一點，就是“媒介首先意味著信息”，它講究新聞傳播最主要的功能就是讓社會以最快的速度知曉身邊發生的事。香港記者採訪要説有什麼特點，就是務實，不大理會空泛的意義。新聞報道哪怕涉及政治，比如下一任行政長官可能由誰來出任？政府和市民在哪一件事上意見不同？有錢人和平民之間如何打官司等等，更上心的也是事件本事、矛盾本身，他們不善於説理，也不喜歡説理。而我過去在《新聞調查》是多麼地疾惡如仇，“路見不平，拔刀相助”、“臨危不懼，舍生取義”，那種感覺到了香港怎麼好像和什麼都不搭界？

    就在此時，有一天我偶然看到了內地的一檔“新聞評論”性節目，女主持（香港叫主播）年輕漂亮，大方端莊，話語卻綿裏藏針，目光更透著其實所有事情她都早已“全知道”了的智慧。那一刻我渾身不自在，先是雞皮疙瘩起了滿身：過去很多年沒準兒我也是這副樣子？接著再看她，怎麼看怎麼都覺得她被裝在電視機裏已經不再是個記者，是什麼？一種化身——真理、正義，國家、上帝？我説不清。

    1989年鄧小平曾經講過：“如果沒有香港，起碼我們的信息就不靈通。”

    很長時間以來，香港被認作世界傳媒最發達的地區之一，這個地位靠什麼來贏得？

    我把自己沉入了200米深的海底，想讓自己冷靜，儘管手腳凍僵了我還是嘴硬，還是堅持：“一個新聞工作者應該具有起碼的社會責任感”，但是新聞本體的內涵是什麼？是為社會提供信息。在這個“職業點”上，香港的記者比“內地的”表現得更突出。“突出”，當然未必就代表正確與全面，但是一群傳媒人，無論走到哪兒，不是讓人恭迎就是讓人害怕，這一點，恐怕也不大正常。

責編：武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