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屆德國世界盃，我國大陸地區平面及網絡媒體總共獲得了60個文字記者和20個攝影記者的正式採訪名額，另行分配的電視廣播採訪證則由唯一購得轉播權的中央電視台獨享，這一數字較之4年前有中國國家隊參加的韓日世界盃有小幅回落。但世界盃期間逗留德國的中國記者總數接近500人，這意味著大部分所謂的“本報特派記者”根本沒有真正的採訪權，他們無法申請媒體席球票、無法使用新聞中心等設施、不可能進入新聞發佈會和混合區現場，甚至在參賽隊的訓練公開日也只能與球迷享受同等級的旁觀待遇。但即使沒有一張球票，所有在德國的中國記者都背負著本單位寄予的厚望：“要寫出與眾不同的獨家新聞、要寫出在電視屏幕中看不到的場景來”。於是，在工作與嚴峻現實的雙重壓力下，虛假新聞紛紛出籠，成了世界盃期間國內媒體一道令人難堪的“風景線”。
一、世界盃虛假新聞的三大“流”
究竟有多少世界盃假新聞？具體的數字已經多到難以統計，粗略地做一下分類，大致有以下幾種：合影專訪流概述洋洋灑灑數千字的“獨家專訪”，配之以記者與被採訪對象的合影，這一模式的“新聞作品”在近幾年的中國報界非常流行，在國內體育新聞圈，“合影專訪流”早在四五年前就開始盛行。
2002年5月，業內曾發生一樁非常著名的“費戈專訪造假事件”，當時葡萄牙隊在澳門與中國隊比賽一場為世界盃熱身，這期間《體壇週報》某記者與費戈簽名合影后並編纂一問一答式專訪一篇，文內更是有著“他（貝克漢姆）比我帥！”這樣戲劇性的話語。見報後，競爭對手將該專訪直接呈送葡萄牙國家隊新聞官弗雷塔斯，該官員在隨後的新聞發佈會上當眾拿出這期《體壇週報》並宣稱“這份中國報紙對費戈和奧利維拉（葡隊主教練）的採訪完完全全是編出來的”。這一事件引發了國際媒體的關注，葡萄牙最大的足球網站www.maisutebol.iol.pt以《費戈和貝克漢姆的英俊及中國報紙的想象力》為題做了報道，法新社也刊發了《中國報紙專訪稱：費戈説貝克漢姆比自己更帥》的專電。迫於輿論壓力，《體壇週報》對此做了公開道歉，杜撰這兩篇專訪的記者也被迫離職。
但“費戈事件”並未給國內媒體敲響警鐘，“專訪造假”愈演愈烈，每逢大賽更是登峰造極。今年世界盃期間，香港媒體曾列出9篇世界盃典型假新聞，其中7篇均係專訪，其中採訪對象涉及貝肯鮑爾、布拉特、貝利、費戈、托蒂、卡卡，從組委會主席到國際足聯主席再到老少球星，一網打盡。當然國外媒體也有專訪造假，比如英國發行量最大的小報《太陽報》曾在英葡大戰前刊發葡萄牙隊中鋒保萊塔專訪，事後當事人稱根本沒有接受過該報採訪，但如中國媒體這樣批量製造獨家專訪的，實屬罕見。這其中也有不幸被“冤枉”的，比如某體育專業報的貝肯鮑爾專訪係法國《隊報》供稿，但該報之後也曾多次刊登未署名外來供稿的獨家專訪，此是後話。
曾引起新華社發文抨擊的布拉特專訪《世界盃必將回到足球故鄉》則成了本屆世界盃專訪類新聞中的一個典型案例，本文也被香港媒體作為上海某報的産品而列為假新聞典型。該文由山東某報一位持證記者撰寫，因該家媒體和國內數十家媒體有串稿合作關係，因而本篇專訪同日在全國不少報紙均有相近版本的刊登。該記者曾于6月30日發表《我和布拉特不得不説的故事》對輿論的批評進行了回應，文內解釋道，採訪國外人士“因為語言關係，在記者溝通出現問題和不暢時，中國足球的‘外交家’張吉龍副主席非常親切地給予記者幫助”，但同一篇文章內又寫道，在記者採訪布拉特時張吉龍另有事務不在現場。而就是這位號稱專訪了布拉特、林茨、貝肯鮑爾、鄭夢準、維拉潘、馬拉多納、普拉蒂尼等大腕的記者，曾因聽不懂“你是哪國人”等簡單英語問題而被國際足聯新聞官拒絕授予捷克與加納之戰的混合區採訪證。
解析
在世界盃這樣高規格的大賽中，絕大部分媒體與一線球星、教練們的面對面接觸機會僅有兩個途徑，一是賽後常規的新聞發佈會和混合區採訪，二是訓練公開日，而在公開日採訪中，通常也是指定被採訪者新聞發佈會和混合區兩個模式。而這些通常時間不會超過30分鐘的採訪都是以一對多的形式進行，即所謂的“群訪”。世界盃期間在國內媒體筆下如小菜一碟的一對一採訪，就是連三大通訊社和BBC這樣的國際權威媒體也無法成功地做到幾篇，僅有的例外是世界盃官方網站。持證記者尚且如此，更不用説是待遇與球迷無異的無證記者了。
在這些“獨家專訪”中，合影又起到什麼作用？證據———證明記者的確在被採訪者的身邊。這一異化作用促使不少中國記者趕赴賽場的第一工作不是看比賽、看現場，而是看貴賓通道裏出現了哪些大腕名人，然後絞盡腦汁爭取一張闔影。甚至因少數記者在爭分奪秒的混合區內強行索取球員簽名或合影，影響他人正常採訪而遭國外媒體向國際足聯新聞官投訴。
在高規格的國際體育大賽採訪中，有一條不成文的行規：記者不得在新聞發佈會和混合區採訪時向被採訪者索要簽名或合影。國際新聞界普遍認為採訪者應與被採訪對像是一種平等主體之間的關係，雙方的地位是平等的，權利、義務也是對等的，不存在任何隸屬關係。換言之，代表讀者出現的媒體記者在採訪時應對被採訪者保持平視姿態，而非俯視或仰視。而一旦記者向明星索取簽名或合影時，勢必打破這種平衡。在這樣的行業基本道德準則的支撐下，國外新聞從業者在工作中基本上不會與被採訪對象合影。而在國內，合影簽名卻成了工作程序中必不可少的一個環節，這些球迷而非記者所夢想得到的東西堂而皇之地出現在了媒體欄目中，“家醜”反倒成了炫耀的資本。但照片是否可以作為採訪證據？僅僅是合影或簽字並不能證明雙方發生了語言上的交流，這成了“合影專訪流”一個最致命的邏輯悖論。
憑空捏造流概述如果説專訪只是顯示了記者語言溝通能力和交際能力的話，那麼以下這類假新聞的作者或許想凸現自己在新聞敏感性和反應力方面的與眾不同。突發事件是記者們可遇不可求的採訪選題，但整個世界盃期間，一些莫名其妙的突發事件總會被中國記者在第一現場遇見，並在距離事發地點數千公里的中國媒體上得以“獨家報道”。
6月12日，西南地區某報刊發《德國大捷引發重大車禍7名球迷當場斃命》一文，並在多家國內媒體上轉發。文章具備了新聞的全部要素，時間“大約在（6月）10日淩晨1點11分左右”，地點“在距離法蘭克福市區31公里處”，事件“一輛載重7噸半的沃爾沃重型貨車”和“一部滿載德國球迷的中巴”，兩車相撞導致“7死25傷”。記者對車禍現場進行了細緻的描寫，也通過當事者的直接引語闡述了車禍發生的原因，“我們一路上喝了不少啤酒”，甚至連德國足球隊及時送上慰問和德國隊隊長巴拉克感性的評語“即使是世界盃比賽的勝利，也不能當成是與生命互換的砝碼”之類的事後新聞也沒有漏掉。此文甚至被一些媒體配發了一段“看球之後千萬不能忽視行車安全”的編者按，煞有介事。但這件造成重大傷亡的“車禍事件”，卻沒有被除了中國媒體之外的任何一家媒體曝過光。
6月10日，東北某報也掘出“猛料”，僅僅是這篇文章的大標題就已夠觸目驚心———《砰！一男子倒在露天酒吧槍擊案就發生在記者駐地30米處，德國警方嚴密封鎖消息防止恐慌》。這篇同樣被多家合作媒體佔為己有的文章稱，就在記者住宿的酒店30米外的酒吧內，一男子遭槍擊身亡，這位神通廣大的記者不僅聽到了槍聲，採訪到了兇殺現場的直擊證人，也“合理”解釋了兩個疑問：為什麼沒有照片？因為拍照被警察阻止。為什麼德國媒體沒有報道？用當地人的話説“怕引起恐慌”。但事後該報競爭對手也派遣前方記者對這一事件做了跟蹤報道，卻發現找不到任何見過兇殺案甚至大批警察的證人，甚至連“猛稿”內提及的賓館女性負責人也斷然否認看到或聽到過這一事件。
解析
新聞的娛樂化傾向一直是國內學術界討論的一個話題，作為較為開放的體育新聞領域，娛樂化傾向顯然更為突出。新聞娛樂化的一個表徵就是注重報道帶煽情性、刺激性的新聞，而這其中又以涉及性、金錢和非正常死亡三大要素為首。以上兩則新聞均出現了非正常死亡現象，符合一些低俗媒體的審美傾向。
可悲的不是對這些新聞的報道，真正可悲的在於，記者挖空心思、憑空想出這些聳人聽聞的事件來充填版面，一寫就能寫出幾條人命來。世界盃期間，中國媒體製造了太多的垃圾報道，比如對於英格蘭球迷這個特殊群體的描寫，當法新社、BBC等世界級媒體都在大力讚揚斯文的英格蘭球迷正在改寫“足球流氓”的負面影響時，偏偏足球流氓們都被中國記者碰上，不同種類、不同版本的英格蘭足球流氓製造血案的報道屢見不鮮。這樣巧合的例子實在太多，不少中國記者把出國採訪成了小説一般的奇遇記，不是與兇殺、車禍擦肩而過，就是莫名其妙地碰上火車、地鐵的行駛障礙，又或者被黃牛黨拉住兜售價值幾千歐元的“開幕式秘密”……美國《紐約時報》著名報人詹姆斯 賴斯頓曾經説過，“19世紀是小説家的時代，20世紀是新聞工作者的時代。”而在21世紀的中國，一些新聞工作者卻又將自己的身份轉變為小説家，這難道不是歷史的大退步？
道聽途説流概述比起扯虎皮拉大旗的合影專訪、憑空捏造的轟動突發事件，這一類新聞顯然更具有迷惑性和神秘主義傾向。記者沒有表示自己身在第一現場，卻通過種種奇怪或者神秘的信息源得到了第一手消息，這些信息源往往無法追查。
7月5日天津某報刊發《法國內部爆出驚天秘密巴西隊爆冷被淘汰是假球》一文，文內稱：一個從法國內部傳出的驚天秘密以電子郵件的方式向全世界蔓延。“巴西人已經從法國人手裏接過了高於捧得大力神盃的獎金，所以他們畏首畏尾。”這則消息透露，巴西人正是因為接受了法國人的2500萬歐元的超級大禮而放棄了榮譽。這一內部信息非常模糊，既沒有説清所謂接受賄賂的是巴西某幾個隊員，還是巴西隊全隊，當然行賄方也只是籠統的“法國人”，消息來源同樣是含糊的“法國內部”，倒是2500萬歐元這個核心數字既肯定又確鑿。遺憾的是，這個“向全世界蔓延”的信息只被中國媒體接收到，而世界各大媒體無一例外地對此“屏蔽”。此文經新浪網轉載後，在網絡上引發熱烈討論。
6月20日，搜狐網前方記者發表《德發生首起球迷殉情事件影響極大全境列車晚點》一文。文內稱“從德國鐵路部門一位員工處獲悉，原來是一位悲痛的球迷，因為自己的國家隊在世界盃上表現糟糕而憤然跳車”。第一信息源是多特蒙德火車站的兩位工作人員，“他們不經意間透露：今天德國全境的列車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響而晚點，原因是一位球迷從飛馳的列車上跳了下來，這是德國鐵路非常嚴重的一級事故。”第二消息源則是一位張姓武漢留學生，目前正在德國鐵路公司臨時打工，“據説發生了死人事件。”
文內前後內容模糊不清，且邏輯混亂。儘管沒有一個消息源透露這是球迷為球隊殉情，而文章標題和導語卻都以此為主線；同樣沒有消息源透露，這名跳車者是從哪個班次的火車上跳下，記者卻用大段文字闡述從ICE火車上跳車的可能性，殊不知德國鐵路還有IC、RE、SB等多種車型。同樣，國際足聯票務熱線最正常的工作性答覆“證件可以保留到開賽前半個小時”，也成了記者筆下證明火車晚點不正常的證據。值得一提的是，這件“德國鐵路非常嚴重的一級事故”也沒有被德國各大媒體報道過。
解析
德國鐵路不是萬能的，出現延遲是正常現象，筆者也多次在深夜轉車時遭遇火車脫班一個多小時的倒楣事。遇見這樣的意外情況，在沒有確鑿和權威的信息源下，記者是不是可以“抓到籃裏都是菜”？如同巴西隊涉嫌打假球這樣的轟動性新聞，記者是不是可以僅憑一個出自哪都不知道的所謂內部消息，就洋洋灑灑寫上千把字？道聽途説哪能寫出真實的新聞來。
由《新聞記者》評出的2002年十大假新聞中，體育類新聞就是韓日世界盃期間南方某媒體發表的厄瓜多爾主裁判莫雷諾遇刺身亡。事後證明，這條根據某網上論壇的帖子而改編的消息是徹徹底底的假新聞。新聞的第一要素是真實，當記者們一味追求新聞的獨家和速度時，卻忽略了核實新聞的真實性，這是舍本逐末。
這一神秘信源流，在國內新聞界也頗為流行：“業內人士透露”、“知情人士表示”這樣含糊的語句頻繁出現在報端，在體育新聞裏更是如家常便飯，哪怕是一句再正常不過的“這場比賽一定要打好”，也得出自“一位中場球員表示”。新聞工作者應該保護信源，但在沒有任何威脅的情況下，信息來源依然神秘或模糊，就不得不懷疑信源本身是否真的存在。有時即使是信源有名有姓，依然存在不少疑點。2004年歐錦賽期間，上海某報大量刊發場內私密性信息，比如中場休息時的談話和場景，比如主教練在教練席上與助手的對話，比如賽後球隊大巴上的氣氛，儘管該報在比賽結束後專程刊文説明其雇傭了某位葡萄牙足協的華裔工作人員為“內線”，但體育一線工作人員都會明白，這些細節或許只有詹姆斯 邦德才能搞到。追求細節沒有錯，但為了所謂的細節和故事，甚至連信源都要造假，這就實在令人汗顏了。
二、虛假新聞誘因探析
為什麼世界盃期間會出現如此之多的假新聞？內外部誘因俱有。
1.前方記者工作壓力極大
幾乎所有記者在出征世界盃前，都接收到單位領導的指示：“要寫出與眾不同的獨家新聞、要寫出在電視屏幕裏看不到的場景來”。而在信息公開相當有限、且沒有中國隊參加的世界盃上，中國體育記者想要搞到所謂內幕性消息的可能性幾乎為零。
於是，為了完成領導和後方編輯佈置的任務，為了實現自己的一戰成名夢，不少人鋌而走險，膽大妄為，不惜炮製假新聞。而大部分新聞媒體的領導對於世界盃的採訪程序知之不多，且又遠隔千山萬水，無法判斷新聞的真假。當然這其中也不排除部分新聞媒體為吸引讀者而對一眼就知其假的新聞裝聾作啞、聽之任之。
2.中文媒體影響力有限
比起英語、法語、西語等歐美媒體，中文媒體在足球領域的影響力非常有限，這也成了製造假新聞的一大誘因。
其一，在足球世界裏微不足道的中文媒體甚至很難申請到每場比賽後的新聞發佈會和混合區採訪證件，更不用説是通過正常途徑約到重量級的訪問，採訪的正常途徑很狹窄；其二，中文報道通常只會“窩裏橫”，如果4年前不是由競爭對手拿著報紙逐字翻譯給葡萄牙新聞官聽，興許“費戈專訪造假事件”永遠不會曝光，既然被假新聞涉及的對象不可能看得到、看得懂中文新聞，造假成了一條“可行的途徑”。相比之下，奧運會期間假新聞就收斂許多，正是因為奧運會期間報道的重點對像是中國代表團，一旦假新聞涉及中國選手，其被曝光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造假者不得不有所收斂。
3.日漸增多的串稿行為加速了假新聞擴散
體育記者的工作通常是高強度的，世界盃期間，無論是晚報還是日報記者，都背負著搶稿的任務，通常在一至兩小時之內要發稿1500至3000字不等，再加上非時效性稿件，中國世界盃特派記者的工作任務通常在每天3000至6000字不等，這一工作強度大大超出了記者精神和肉體的極限。在這一惡劣的工作環境下，串稿成了各地報紙的普遍行為。此次世界盃採訪成規模的相互供稿集團有“全國晚報聯盟”、“新銳媒體聯盟”等數家，再加之記者憑私人關係構築的換稿團體更是不計其數。串稿能解決記者完成工作量的問題，但同時造成假新聞的無限度擴散，記者很少會對串到的稿件內容進行審核。在筆者寫作本文查閱資料時發現，不少同題的假新聞在國內數十家報紙同時播發，要查清誰是“原創”者都存在不小的難度。一條假新聞被十幾家甚至幾十家單位同時採用，假的似乎也要被説真了。
4.國內新聞法規和道德建設的滯後
防止假新聞，必須靠相關規章制度加以規範，但這恰恰這是國內新聞界的軟肋。
《報紙出版管理規定》第26條指出“報紙刊載虛假、失實報道，致使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受到侵害的，其出版單位應當公開更正，消除影響，並依法承擔相應民事責任；報紙刊載虛假、失實報道，致使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受到侵害的，當事人有權要求更正或者答辯，報紙應當予以發表；拒絕發表的，當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訴訟。”可世界盃假新聞所涉及的對象基本無法看到，又何來提出訴訟？世界盃假新聞就如同“闖紅燈效應”，明知道這麼做不對，但既然做了不會受到任何懲處，而且可以從中獲利，身邊又人人這麼幹，我為什麼不幹？
各新聞單位內部也缺乏對編造假新聞的記者或編輯的懲罰條例，甚至不乏對有“賣點”的假新聞睜只眼閉只眼的情況發生。整個行業也沒有建立起集體抵製造假者的道德自律體系，“費戈專訪造假事件”的造假記者在從《體壇週報》離職後2年，又在另一家著名的體育專業報紙上崗擔任一線主力記者。而各新聞院係對於假新聞的防犯和新聞職業道德自律方面的教育，也做得非常不夠，就全國業界而言，假新聞這一塊留白太多，賦予造假者的空間太大。
引用一位國內體育記者的話來説，“世界盃的新聞當然好編，可連世界盃的新聞都要編，我們還有什麼呢？”（作者：沈雷）
責編：王麗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