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在現場有沒有讓你感到尷尬的時候？
崔：這是我兩年中一個非常大的轉折。我第一次面對全場觀眾感到尷尬的時候，我非常難受，覺得給全國的主持人丟了臉，因為他們都沒尷尬過，就我一個人這樣。後來我仔細想了想，他們都是科班出身，我是半路出家，我不尷尬誰尷尬？東平老師也諄諄教導過我，談話節目的主持人是一個正常人，不是因為學問有多高，長得有多好看，地位有多高或家裏有多少積蓄，就是因為你是一個平民，你有和他們一樣的心態，你們可以平等對話，人家才選你做這件事情。老百姓能犯的錯誤，他都可以犯，只不過他不能以這個為藉口，故意犯錯誤。掌握這麼一個尺度就可以了，以後在現場遇到尷尬的時候，我就尷尬一下，我覺得挺好。
問：具體的尷尬事兒你還記得嗎？
崔：你要早幾個月提這個問題就好了，現在有點晚，因為太多了，根本記不住。我認為每場都有。
問：有沒有遇到有的嘉賓讓你感到壓力特別大，因為他可能比你更機靈，或者棋逢對手，讓你感覺興奮？
崔：越是這樣我越高興。
問：你是否遇到嘉賓給你下套的時候？
崔：不太容易，因為在那個場合我每一個毛孔都在警惕著。一般我都是把他們的背景介紹清楚，公佈出來，他是這個領域的專家，他是那個領域的學者，和他們相比，我就是一個很淺薄的老百姓，如果他們給我下套，大家會覺得他們"良心的，大大地壞了"，你這不是欺負人家孩子嗎？你怎麼能這樣？這個道理他們也一定能想得通。
問：早期節目的嘉賓請了許多名人，但現在大多是普通人，為什麼會有這個變化？
崔：我説實話會不會得罪他們呀？
問：説完了再刪。
崔：我們請過名人，也請過老百姓，統計結果表明，名人不如老百姓表現得好。當然是我自己統計的了。名人也許接受採訪太多，曝光機會太多，他們講話時過於考究。
問：把參加這個節目當成表演了？
崔：對。老百姓沒有這個顧慮。我印象最深的是孫大媽，來我們節目之前，不光沒有進過演播室，甚至都沒看過電視。我們把孫大媽蓋的5間大瓦房拍下來，在現場放大在屏幕上，讓大家看看這5間大瓦房有孫大媽多少心血。我想起個興，就問：孫大媽，這5間大瓦房是什麼樣子的啊？我覺得這5間大瓦房讓孫大媽用自己的語言來形容會更生動一些，沒想到孫大媽説：你不是都看過嗎？你還在裏面住過一晚上呢！
問：那時你是尷尬了，還是覺得這種談話方式特別好？
崔：那時候應該説是覺得尷尬。我現在想現場多出現這樣的情況，可是不出現了。以前害怕，可是老有。其實這類情況，只要你能把握，效果特別好。
問：早期和現在的節目中都在請一些專家做嘉賓。請這類嘉賓有什麼作用呢？
崔：如果我們講實踐，需要講三天三夜，講理論的專家一句話就可以把它説清楚。我們請專家是希望他能起到畫龍點睛作用，可以把很複雜的事物概括出來。從實際生活中看，我們的專家在為民服務日，上街攔著你，説要給你測血壓，這樣他就能把血壓高低這個事兒通俗地講給你聽。可是有時到了節目裏，他們把理論通俗化非常困難，雖然話相對短了，但老百姓還是聽不懂，起碼我聽不懂。
問：把現在社會中知識分子的問題都暴露出來了。那麼什麼樣的談話者是好的談話者？
崔：談話確實需要相互配合，好的談話者可以給你留有餘地，給你鼓勵和信心。好的談話需要放鬆的心態和相互的信任。做 《上學的外婆》時，策劃反饋回來一個信息，説外婆的女兒不喜歡我，説那個主持人很壞，她媽媽不適合做這個節目。做完節目之後我徵求她女兒的意見，她女兒説，通過做這個節目，我改變了對你的看法。通過談話可以改變一個人的印象。
問：讓談話正常有什麼秘訣，可以公開嗎？
崔：可以，希望人人都能掌握，這是從生活中總結出來的。早先做節目的時候沒有經驗，開始的時候聽見一個尖厲的女聲：準備開始！五、四、三、二、一。這不是正常的談話方式。你想想家裏來了客人，你不會倒上一杯茶後説：咱們開始談話吧，五、四、三、二、一。所以後來我們就在現場還原正常的談話空間。首先談話者要對你有興趣，觀眾坐定之後，我就來一番自嘲、坦白，我希望他們這樣想：這小子沒什麼了不起，跟我們是一樣的。
問：你對話題的好惡會不會影響節目的製作？
崔：這是我最感痛苦的一件事。我覺得自己還是一個年輕人，30多歲，正是血氣方剛的時候，有自己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有些事情我明顯地反對，但是這個節目又要求主持人不露痕跡，保持一個中立的立場。現場經常看見我面帶微笑，實際上頭都要炸了，我實在聽不下去了。有這樣的情況。
問：就是説，你不喜歡的話題這個節目可能做不好。
崔：因為幹了2年了嘛，不能像一個野孩子，應該有一點職業的心態溶進來，應該用職業的規範把你的本性變化變化。
問：是不是你像一場球賽的裁判，有時恨不得參加到比賽當中去？
崔：對。有的觀眾也看出了我的裁判水平，在觀眾來信中有的説我吹黑哨，明顯地偏袒一個隊，懷疑我拿了人家的錢。
責編：何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