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重學歷到重“學校歷”並非偶然

　　眼下，正是全國各地填報高考志願、高校錄取新生的時節，志願的博弈、名牌大學的錄取，受到人們的高度關注。

　　在高等教育擴招的背景下，社會大眾最希望擴招的是名牌大學或重點大學。然而，重點大學永遠是一種社會稀缺資源。即使重點大學培養的人才有所增加，但終究有限。當大家都能進重點大學讀書時，也就無所謂重點大學了。

　　高考的競爭、接受高等教育機會的競爭歸根到底是社會地位的競爭。社會永遠是分層的，社會職業也永遠是分類的，即使不斷擴招到所有人都能夠上大學的時候，甚至假設將來所有人都成為博士，也還是有人要做管理工作，有人要從事藍領工作。當多數或所有適齡青年都有機會接受高等教育的時候，社會便可能從重學歷變為重“ 學校歷”(即重視學生是從哪所學校畢業的)了。

　　人們之所以會從重視學歷轉變為重視“學校歷”，是由於對一個人的遠距離判斷，最直觀的、最外顯的就是“學校歷”。因為在名牌大學中就讀，無論是教師的水平、教學設備和圖書、聽到高水平學術報告的機會，還是同學的人脈、積累的社會資本等，都比一般大學優越許多。這種情況下必然會出現競爭重心上移，重“學校歷”之風愈演愈烈，名牌大學或重點大學的競爭程度不亞於過去。這是水漲船高的結果，也是學歷社會高等教育發展的必然規律。

　　比如，建國初期高小畢業生在一些地方可能當幹部，現在連大專畢業生都不易就業。1977年恢復高考時，參加高考的人數為570萬，最後錄取了27.3萬人，按考生比例來算，是21：1，當年的錄取率是4.8%。1978年610萬人報考,錄取了40.2萬人，錄取率為6.6%。1979年有468萬人報考，錄取了28.4萬人，錄取率為6.1%。

　　也就是説，20世紀70年代末，包含大專生的錄取率,按現在一般省市的高考錄取線來比較,也都在本科重點線以上。按適齡人口統計，當時的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只有1.72%至2.08%，屬於極度精英教育。物以稀為貴，難怪當時大學生會被人們視為天之驕子，人們主要是重學歷了。雖然當時也更看重名牌大學，但只要是大學畢業生，都是供不應求的。

　　原來人們認為，進入高等教育大眾化階段以後，片面追求升學率的情況將會有所好轉。然而，現在已經進入高等教育大眾化階段，在一些直轄市已達到高等教育普及化階段，但升學競爭卻還是非常激烈。參照具有高度重視教育的傳統的日本、韓國和台灣地區的經驗，即使高等教育毛入學率進入普及化階段，名牌大學的入學考試競爭仍然相當激烈。這其中存在著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有一定必然性。

　　中國人高度重視甚至過度重視教育的價值觀短期內很難改變。高考的競爭、接受高等教育機會的競爭歸根到底是社會地位的競爭。近年來，許多行業的競爭日趨激烈，高考競爭加劇，實際上是當今越來越激烈的社會競爭在教育和考試上的反映。在這種社會背景下，想使升學考試競爭程度單獨降下來是很難的。

　　現在有不少高層次大學招聘教師時，不僅只要博士，而且還要查“三代出身”，特別看重第一學歷，也就是看求職者本科畢業于什麼大學，甚至規定第一學歷非“985工程”或“211工程”大學畢業生不進，連聘輔導員和行政人員都如此。

　　這也不足為奇。長期以來，牛津大學和劍橋大學很少會接受非兩校或美國一流大學的博士擔任教職。美國常春藤聯盟大學特別看重本科學歷，非美國常春藤聯盟大學出身的人基本上無法擔任這些大學的教職。或許高等教育發展到較高階段，從重學歷變為重“學校歷”是一個普遍現象。

　　從前的高考實際上並非“一試定終身”，因為除了復讀再考以外，考入一般大學的人將來還可爭取考上重點大學的碩士生和博士生。如果發展到過於看重第一學歷，那高考倒真會“一試定終身”了。

　　過去有唯學歷主義的説法，但願現在不要將重“學校歷”推向極端，演變成“唯學校歷主義”。 (劉海峰：廈門大學教育研究院院長、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教育學科評議組成員、教育部全國高等學校設置評議委員會專家。）

責編：李秀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