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出“中國”看韓國端午祭申遺成功

　　韓國端午祭申遺的成功，“刺激”中國人要思考的，不僅是如何認真保護自身的文明遺産，而且要對文明遺産的國別認知及中國與整個亞洲世界的命運關聯，建立起更為合適的時間與空間感覺。

　　韓國江陵端午祭申請世界遺産保護成功後，中國媒體做出了一些評論，總體來説，對這一事實的反應比較理性，認為這“是認同這一文化的所有人的光榮”（《韓國端午祭成功申遺提醒我們什麼》，《新京報》11月26日社論）。不過，回想近一年來，圍繞韓國端午節申遺，所謂“中韓端午節‘申遺’之爭”，一直在各種媒介沸沸颺颺，有人強烈擔心“屬於”中國的端午節，可能會被韓國“搶注”。這種聲音直到現在仍在網絡空間有所流傳。

　　韓國“搶”在中國之前端午“申遺”成功了，這一事實是無法改變的。中國媒體對此表示祝賀，有人笑言這不過是阿Q心理，是在自我安慰。此一認識錯莫大焉。正如一些評論已指出來的那樣，“人類口頭和非物質遺産代表作”有別於自然遺産的獨有性，可以為多個國家和民族所共享，韓國“申遺”成功，不表示中國就不可以再申報端午節遺産保護。

　　但這還並非主要。其實，對端午節作國別性區分這一認知方式本身，就大有問題。許多人習慣性地一口咬定端午節乃源出“中國”，理所當然應當被國際上首先認定為中國所有。這就涉嫌以現代民族國家的思維，來要求作為歷史文化遺産的傳統節日了。

　　在端午節的背後，事實上牽涉到如何看待和理解東亞世界的歷史。21世紀初的東亞世界民族國家林立，各國民眾皆有明確的民族國家意識，國家的政治身份非常清楚。

　　但從歷史上看，此一區域在“天下主義”文化傳統影響下，實際上是一個文明體，維持區域間“國際關係”的，更多是文明認知而非國家認知。東亞在同質文明影響下構成一個整體，這種意識在這一區域長期存在。舉例來説，韓國、日本和越南等國，在歷史上都曾有過以“中華”自居的經歷。

　　從這個角度説，端午節之類的許多東亞世界的節日，並不只具有國別性，同時還具有區域性，不能因為端午節起源於屬於當代中國的領土範圍，就認為端午節“屬於”中國。端午節乃東亞世界的共同創造，現在被稱作為不同民族國家的那些東亞國家，共同擁有併發展、豐富了端午節。這就如同漢字，本來也是“中國製造”，但同樣流及四方，在經過各方的改造後，反過來甚至又影響到了“中國”，如今為中國人熟悉不過的不少中國漢字與用語，就取自於日本漢字及其用法，這一點可能會使很多人感覺意外。

　　端午節之類為東亞世界所共享的傳統節日以及漢字，現在之所以被分別冠姓“韓國”姓“日”姓“中”並且視為自然，乃出於東亞世界作為一個整體的狀態和意識，在19世紀以來逐漸被打破，由“相互關聯的世界”，轉變為了“相互離散的世界”。這種離散前期表現為在殖民統治下由不同殖民者分別殖民，而在20世紀下半葉以來，則是在擺脫殖民統治後，建立起了相互獨立、彼此政治、經濟甚至文化疆界都刻意清晰的民族國家。

　　民族國家概念，是我們在處理端午申遺問題時，所面臨的一種障礙。雖然建設高度成熟的民族國家，仍是今後相當長時間內大多數東亞國家所必須做出的努力，它具有歷史正當性。然而，申遺之爭，以及背後所反映出來的民族主義思想的兩面性，也在提醒東亞世界的政治家與民眾，又要在此基礎上，也如歐洲世界在20世紀下半葉以來形成經濟、政治共同體的經歷一樣，要部分超越民族國家，形成關聯有序的區域經濟、政治生態。東亞世界作為民族國家體系的當代狀況，固然也有主動選擇的因素貫穿其中，但更多還是因外來壓力而進行應戰的“現代性”結果，並不是“自生自發的秩序”。在東亞世界普遍構建起相對成熟的民族國家後，如何著眼本區域自有傳統來創新東亞國家間關係，這一問題已浮出水面。

　　實際上，在經歷20世紀下半葉以來的經濟、政治發展後，這一區域許多國家，對自身歷史文化傳統的自覺性已在不斷增強。在此基礎上，從知識生産的方面説，一些國家特別是韓國的歷史學者，近年來還提出要打破國別史的敘述方式，轉而以東亞作為一個歷史與地理單位來思考有關歷史、文化和政治、經濟問題；韓國、日本一些大學還做出嘗試，打破文、史、哲分家的西方學科劃分方式，而回歸本區域注重綜合的知識學術傳統。這種對故往歷史的重新梳理，有益於我們發現一個“新”的東亞。

　　值得指出的是，中國目前並未走在這一良性潮流的前面，這似乎有點令人遺憾。

　　近世以來，因為必須直接面對外來列強等原因，中國學界長期有“忽視”亞洲的傾向，梁啟超看不起黑種人和紅種人，認為能抗衡白種人的只有黃種的中國人；梁漱溟的視野裏，只有中國、印度和西方文明，其他亞洲世界遍尋不見。當代中國人如何構建亞洲意識，如何把21世紀構建成不只是中國人、而是所有亞洲人的世紀？韓國端午祭申遺的成功，“刺激”中國人要思考的，不僅是如何認真保護自身的文明遺産，而且要對文明遺産的國別認知及中國與整個亞洲世界的命運關聯，建立起更為合適的時間與空間感覺。

責編：王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