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題:我的長征——與小崔一起“體驗”長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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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TV.com消息（社會記錄）：
王芳：其實我先生很不能理解，他很痛苦，其實我來之前我也哭了很多次，（哽咽）他覺得我應該很幸福，我覺得他的痛苦在於，他沒説服我，他覺得他是沒能給我我要的幸福。
主持人：這個情緒有些激動的女孩叫王芳，她是我的同事，電視編導。讓王芳情緒激動的其實是她自己的一個決定，兩個月前的4月9號，王芳和丈夫結婚，而僅僅過了四天，王芳就離開了家，而且可能一年都沒有機會回來，因為她要去，長征。去參加我的另一個同事組織的長征。
2006年5月6日，中央電視臺大型電視行動“我的長征”正式出發，26名隊員將沿著70年前紅軍長征的路線，用10個月到一年的時間走完兩萬五千里。而在這26名隊員身後，還有80多個時刻跟隨他們的電視工作人員，他們既是行動的組織者、服務者，也是也是長征路上的另一類跋涉者，同時，他們更是“長征行”的觀察者、記錄者和表達者。王芳，就是他們其中之一，擔任紀錄片導演工作。
王芳：我跟他説，我説我這一年去，什麼都不為，我就是希望自己想明白很多事情，包括生活的想要的東西，可能想起來挺傻的，然後回來好好的跟他生活，他的痛苦在於他，我為什麼這麼直意要去長征，覺得我不幸福，他覺得他自己沒有給我想要的幸福，他很內疚，但是其實這件事情跟他沒有什麼關係，就算我嫁給別人也是這樣的。
主持人：“我的長征”，一次剛剛上路、不可預知的艱難跋涉，一場龐大複雜、也同樣摸索前行的電視行動，這是怎樣的一個行動？這是怎樣的一群導演？在為別人設計的這條長長的路上，王芳們又為自己準備了些什麼？他們在“長征”途中會有怎樣的遭遇和體驗？當王芳們把攝像機對準了別人的時候，他們自己，也成為我們這些局外人猜測、好奇的對象。
2006年6月9日 廣西省興安縣 “我的長征”電視行動大本營。
主持人：廣西省興安縣，是自從5月6日隊伍出發以來，“我的長征”電視行動劇組所駐紮的第三個大本營，前兩個駐紮地已經遠在路途經過的江西省和湖南省，而隨著隊伍的行進，再過一個星期駐紮地又將遷往下一個省份，貴州。
崔永元：它是一個新長征，首先就是大家能看到這些選手，都是普通的城市市民，跟我們一樣普通的城市市民，怎麼樣重新走在長征路上，然後用10到12個月的時間，把這個千山萬水走遍，這是一個。第二個我覺得我們這個電視行動本身，也是一次長征，你看我們所有的設備都是跟著隊員一起行進的，我們製作的節目是沿路製作，然後送回到北京播出
崔永元，“我的長征”電視行動的形象代表，這場行動的發起者和組織者。
崔永元：因為這是一個説長征的節目，説70年前長征的節目，在這之前我仔細的想過，有什麼好的方式説長征，可能讀萬卷書是一種方式，行萬里路也是一種方式，而且是更好的方式，更適合的方式。每走一步都咬牙，每走一步都咬牙。這時候你去問他們，當年長征容易不容易，這時候才覺得那個長征真是了不起，真是偉大。
希望大家重視歷史，不要出現歷史的斷層，那也是我的想法，然後挑戰城市人的極限，改變城市人的品質，這也是我的一個想法。
王芳：我在這之前，來長征之前從來沒有跟崔永元説過一句話，但是我在網上檢索到了所有我能檢索到的他接受採訪的信息，我看他怎麼談這個事，我看完這些資料我認同他的説法，所以我就義無反顧的來了，他説了什麼呢，首先他開玩笑説，因為抑鬱症是一個讓人拍案而起的病，因為有抑鬱症所以他對很多社會問題不能容忍了
主持人：在王芳看來，長征，是崔永元眼中治療病態社會的良方，她認同崔永元的看法，這最終促成了她義無返顧來到長征。但來到長征的王芳多少有些失落，給她的工作是節目的後期編導，常年呆在大本營，而這與她的初衷相去甚遠，她渴望象她的很多同事們一樣衝向前線。
2006年6月10日淩晨 貴州省黎平縣境內 距大本營約400公里
主持人：6月10號淩晨，“我的長征”前方探路組的兩名隊員趕往貴州省黎平縣與另一組隊員會合，因為先期到達的隊員已經和當地政府約好，上午7點由政府派出嚮導帶他們勘察兩條當年紅軍走過的山路。淩晨3點，兩組隊員終於會合，但由於夜間路黑並且路況很差，探路組一輛車發生意外，一側的轱轆栽進溝裏，好在人員沒受傷，但汽車卻再也動彈不得。
主持人：隊員們想盡了各種辦法都沒有成功，一直到淩晨5點，不得已打了當地的求助電話找來一輛吊車把車吊了出來，而這個時候離與當地政府約定的探路時間已經不到兩個小時。
主持人：看到這您可能已經明白了，“我的長征”隊員們所走的路線都是探路組事先探好的。因為目前人們一般知道的僅僅是當年紅軍長征的大概路線，具體路線到今天已經變化很大，有的地方甚至早就沒了路，所以探路組的職責就是先期到達，找到當地的縣誌黨史等資料、再加上當地老人的回憶儘量確定出符合歷史的路線，並且得徒步勘察這些路線現在是不是具備行走的條件，最終確定出長征隊員們每天的具體路線。探路組一共四個隊員，兩個曾經是戶外拓展教練，一個有長期徒步行走經驗、另一個則熟悉紅軍的各種史料，而探路的不僅這四個人，還有劇組的製片，他們負責勘察每個地方的食宿條件；劇組的策劃，負責了解當地的紅軍遺跡，制定隊員們除了行走之外的參觀活動安排，並且匯總各方面的信息、制定出隊員們每天的具體行程；再加上劇組的司機們，平均會有將近十個人永遠在大本營前方幾百公里的地方探路，他們是“我的長征”的先遣隊。
全長和:什麼蛇阿 螞蟥阿 還有一次碰見了熊
全長和，探路組隊員，他就是剛才提到過的曾經的戶外拓展教練，但他還有一個讓人意料不到的身份，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的本科畢業生。全長和在清華的時候是登山隊的成員，大學畢業的時候就已經迷上了戶外探險、挑戰極限的生活，畢業四年，一直從事著與經濟完全無關的職業。
記者：為什麼你會跟他們不一樣，清華、經濟多麼惹眼的兩個詞？
B：哎呀，這個東西怎麼看法，每個人看法不一樣嘛。
記者：那你的看法是什麼？
B：我覺得戶外更好啊。
記者：更能帶給你快樂？
B：嗯
主持人：畢業四年，全長和也一直承受著來自家人、來自現實的很多壓力，甚至慢慢開始懷疑自己的選擇是否有些任性。“我的長征”這次特殊的工作機會，在他看來更願意把它當作一種嘗試和過渡，因為對這次的工作他添加了以往所沒有的希望。
記者：（長征）對你來講意義何在呢？
B：對我來講，多學習，了解一下，還屬於學習階段。
記者：學習什麼？
B：就是説這種苦，以後不管做什麼，都要拼，自己盡力。
記者：經歷？
B：盡力，就是做什麼事情。
記者：以前你不盡力嗎？
B：以前也不能説都盡力吧，有時候就有一些想想而已，沒有付諸實施的感覺。
主持人：王芳與全長河幾乎同齡，並且她也畢業于名校，但她的人生經歷、她來長征的目的與全長河幾乎截然不同。
王芳：我一直很努力的學習，後來考上大學我在復旦大學在上海，然後18歲的那一年第一次來到大都市我從來沒見過城，在這之前只去過一次縣城，然後面臨一個從來沒面臨過的狀況，我也可能我想我那時候也是因為這個也想過自殺，然後到了上海讀完書，讀完書到後來期間大三大四的時候，一度就是説還成為不錯的學生，然後被選到香港實習什麼的，就是説不停的衝破一層一層的鹼，一層一層的，然後包括自己到中央電視臺實習，然後是靠著能力留下來，留下來之後靠著自己的努力，一步一步的成為一個還算合格的編導，中間的過程中沒有人幫助我
我對我的工作，對我的待遇沒什麼不滿，對我的物質生活也沒什麼不滿，就是我覺得自己，我的思想走進了一個困境，綜上所述。我走不出來了，我特別難受我在北京呆著，這個感覺日益加強，然後壓迫的我喘不過氣來，每天我都很痛苦，你要非讓我説的話，我也説不出來，沒法説我就覺得再這樣下去，我就在熬日子那種感覺，熬一天是一天，心理已經變得很衰老，我覺得這就需要一個機會出來開闊一下自己心胸。
主持人：幾乎同齡的全長河與王芳，一個從自由放任的狀態裏盡力往回收，一個在按部就班的困境裏拼命向外突。兩個年輕人在龐大的長征隊伍中幾乎完全不相識，但有意思的是，兩個氣質相反的人都在這條長長的路上找著各自的答案。
主持人：探完山路的第二天，製片徐仁海要馬上趕十幾個小時的山路回大本營，因為兩天之後他就將替換現在帶領行走隊伍的製片。徐仁海所在的製片組有十多個人，再加上全劇組20多輛車的十幾名司機、劇組隨隊食堂的四名大師傅也都歸他們管轄，他們負責的是整個電視行動劇組的吃喝拉撒、後勤保障。像徐仁海這樣叫做大製片的有三個人，他們三個每週在探路、帶隊行走、回大本營三者之間輪換，也就是説，徐仁海探完一週的路回來接替帶隊行走了一週的製片，帶隊行走的製片回到大本營休整兼處理各種雜物，剛休整了一週的製片去接替徐仁海到前方探路，週而复始。由於這周探的路比較難走，這次，徐仁海特意先趕到行走隊伍的駐紮地跟隊員和工作人員提前打個招呼，讓他們事先做好準備。
王芳：我需要一個機會跳出那種日常生活，一復一日的工作，回家、吃飯，睡覺。其實很多時候我就説，中央電視臺的工作有的時候像一塊很大的雞肋，很肥美的雞肋。其實我很多時候不想幹這工作了，我想辭職，想去做一些自己哪怕到一個小偏僻的地方教書，只要自己活得開心，我到雲南麗江去隨便幹點什麼，我經常跟我先生這麼説，我説咱們倆老的時候去幹點什麼，他是新華社的他是做技術的。我説你到那兒開一個什麼電腦培訓學校，我到那兒辦一個地方電視臺，咱們播點當地的小新聞，這就是我的想法可能挺沒出息的，我特別想過這樣的生活。
主持人：這是一組通過特殊設備拍攝的隊員行軍畫面，這種設備是把微型攝像頭係在攝像師的頭部，通過別在腰上的遙控裝置來控制拍攝。之所以“我的長征”採用這樣的特殊裝備，是因為在很多危險路段，攝像師根本無法使用甚至攜帶普通的攝像機，而在使用這種特殊設備之前，攝製組在翻山越嶺的時候已經摔壞兩台攝像機了。
老張，攝製組裏年紀最大的攝像師。魁梧的身材可能很難讓人看出來，他已經46歲，他的女兒前幾天才剛剛參加完高考。
張蔚生：走路之後才剃頭，好多年輕也剃頭，跟隊員似的，一般沒有時間去洗頭去，所以他們都剃了。
記者：身體行嗎？
張蔚生：：從目前來説我還行，沒問題。
記者：有受不了的時候嗎？
張蔚生：：受不了也得堅持啊，你這一組必須得跟下來，比如是我這一期節目屬於我這一個組下來，我這一週必須的受不了也得堅持，堅持必須得，而且要比隊員付出更多的辛苦，因為我們要拍他們，必須付出更多的東西，隊員們可以低頭走路，走好路就行了，我們得構思，為後期的製作，被編導，實現編導的意圖，必須我們要比他們付出更多。你比如説，這次紀錄片明確要求，不要跟尾鏡頭，必須我們如果平路的話還好一點，如果上山路的話，要隊員們在走路的時候，你必須超過隊員。
主持人：跟拍隊員行軍的一共有三個攝製組，每三周攝製組輪換一次，每次跟拍一週時間。但是因為人員一直缺乏、也一直在調整，老張這已經是連續第四週沒有休息了，他覺得自己的身體還可以，能抗得住。
張蔚生：我是河北張家口電視臺的，在地方檯來説，拍這個紀錄片的機率很小，而且像中央臺這麼大型的活動，對我們來説，可能當一輩子記者你也趕不上。過去給中央臺幹活都需要實力，各方面的因素挺多的，但是我作為地方檯一個記者，不可能，我也沒想到能夠參加這個活動，後來一個機會吧，一個朋友介紹一個機會
主持人：老張説，能參加中央臺拍的大型紀錄片一直是自己的夢想，他也一直積攢著這方面的實力。可能這次的拍攝條件艱苦、劇組裏缺乏人手，自己才把握住了這次機會。不過他也實在沒想到會這麼艱苦，要求會這麼嚴格，攝製組裏每個人心裏的壓力會這麼大。
6月11號晚上，攝製組輪換，老張繼續留在行軍隊伍中跟蹤拍攝，編導馮興在拍完當晚的採訪後趕忙和其他攝製組人員交接手續，趕回大本營。別人回去可以休整一下了，但馮興第二天晚上就要把這周片子的編輯提綱交到總導演的手中。
主持人：儘管一刻也沒來得及休息，但馮興的提綱還是晚了23小時交到總編導手裏。不過，看來總編導對提綱還是很不滿意。
李曉明：將提綱延遲了23個小時，你交出這麼一個東西，還説自己要好好設計，我們講過咱們這次出來拍東西就是一場戰爭，就是在經歷一場戰爭，時間和該交的節目，什麼時候該交這些的東西都是帖子，一個星期交一個片子靠什麼啊，你沒有那種責任感，沒有那種責任心，沒有那種主動思維，你根本就是拿不下這個活來。
主持人：馮興必須用最短的時間再拿出一版節目提綱來，我的同事不忍打擾他，因為身為同行和同事，可能最能理解他此刻的壓力、此刻的心境。王芳這幾天一直在幫馮興梳理素材，她以前是在公益行動和訪談攝製組的，最近隨軍拍攝的紀錄片組壓力實在很大，所以她被調過來協助總編導的工作。
王芳：沒有人做過在一年的時間內，這邊隊伍一邊移動，一邊每星期出一期20多分鐘的紀錄片，據我所知是沒有人做過這個事情的，因為大家都知道紀錄片的製作比較需要很長的一個週期，一般來説20多分鐘的片子，從拍攝到後期製作要兩三個月的時間，我們現在是一個星期拍，然後十天的後期，差不多就是半個月多一點就要出來，這個片子，而我們的人並不是非常優秀的人，我們都是一些普通人，年紀也不大，然後來應付這樣的一個任務，可是臺裏對這個節目的要求是絲毫不能放鬆的。
崔永元：其實攝像、編導也很辛苦，天天跟在那個隊伍裏，但是就是表達不出來。
我就想讓大家感受到，這26個人不容易，或者説我們前方團隊不太容易，感受到我們對歷史的態度，通過我們的攝影機看到當年的長征沿線發生了什麼變化，或者什麼還被記著，至今還保留著，想把這些東西都展示出來。
我們現在節目連50分多沒到，有這麼大差距。
記者：所以説編導們壓力特別大，本來就是一個艱苦的工作，壓力還這麼大，您不怕把理想主義者都壓垮了嗎？
崔永元：理想主義者就是因為有理想，心存理想所以他們就經得住折騰，怎麼折騰都沒事，越折騰就會覺得離理想越近。
記者：你有這信心嗎？
崔永元：我有這信心，我這麼多年就是被折騰過來的。理想主義，因為理想，我覺得基本上都實現不了，所以你的樂趣是個奮鬥的樂趣，是在逐步接近理想的過程中，在路上有樂趣是這麼個樂趣。
主持人：理想主意者崔永元給“我的長征”制定了一個讓很多人難以琢磨的、更難以降低的標準，而且他也希望同事們和自己一樣，在接近理想的過程中感受到樂趣，而不是被動性地承受勞累。這樣的希望、這樣的標準，多少給對長征充滿幻想的王芳憑添了一份困惑。
王芳：實際上我自己想的太理想的，其實不可能的，每個人來到這都要做工作的，既然做工作了就不可能參雜太多理想組織的色彩，你要完成工作，你要按照時間做工作，然後節目要達到要求，你就不可能是一個革命青年那個糞土當年萬戶候的那種感覺不可能是那樣的。
記者：希望是那樣的？
王：我希望是那樣的。我希望年年是這樣的。
主持人：作為“我的長征”的始作甬者，理想主義者小崔還希望這條長長的路能對今天的人們有著某種警示和改造功能。
崔永元：希望這個長征成為中國男孩的成年禮，以後你一到18歲，17到18歲這一年，就是長征沒別的事。
記者：為什麼會是長征呢？
崔永元：長征我説的是鍛鍊聚力，鍛鍊耐心，鍛鍊團隊合作，包括檢驗你的歷史觀，都是最好的辦法，而且是集大成的辦法最簡單。我覺得將來我們夏令營就改成長征夏令營，就是讓你走一年，如果體力差呢走半年，再差的走半個月，再差的走三個月，還差的走一個月，最差的走一星期都行我覺得走下來就不一樣了。
主持人：曾經勇往直前、但也不乏困惑的王芳希望是這樣的收穫。
王芳：人如果這一年能走下來，一定會想明白很多事情，至於想明白我不知道，我只是希望我一直自己期待的一些的變化，我會越來越變成一個我希望成為的人。我想象的人生最美好的狀態是在湖底的一顆石子，不要拋頭露面，不要什麼成為特別有錢的人或者是什麼出名的人，生活就像一潭湖水我是湖底的一顆美麗的石子，靜靜的趟在那裏這是我想象的一個狀態，但是你要修煉到這個狀態，你就得必須經歷過很多的事情。
主持人：70年後，一群城市人為什麼熱衷於體驗前輩們那場別無選擇、求生也是求希望的行走？他們究竟是在複製一場艱難還是私下做著一場精神突圍？不管是小崔、王芳、還是在這條路上移動的每一個人，相信最終都會有更清晰更自我的答案。是啊，路讓人長大！路讓生命變得有份量！有位詩人説：“歸來時，你已是另外一個人”。我想，這另外一個人，也就是“新人”“豐富的人”的意思吧。
責編：莫伯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