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內容速覽]“十年一覺電影夢”，這是李安從影多年的感受。他遊走于東西方之間數十載，他的電影在國際上頻頻獲獎，而他的背後又有著怎樣的故事呢？ |
《高端訪問》精彩回顧
CCTV.com消息（高端訪問06年7月23日播出）：
“十年一覺電影夢”，這是李安從影多年的感受，他在遊走于東西方之間數十載後，依然保持著這副中國人特有的含蓄表情。李安常説電影是他與幻想扭鬥過程中的一抹痕跡，而當他的電影在國際上頻頻獲獎，當他作為第一位榮膺奧斯卡最佳導演的華人，手捧沉甸甸的小金人時，理想與現實重合，李安的電影幻想為他的人生劃出了一道真實而深刻的痕跡。
水均益：我想我們的話題還是從大陸大家都很關心的熱點奧斯卡，這個獎對您意味著什麼？
李安：英文講就是popularity ，就是你受歡迎的程度。
水均益：知名度。
李安：知名度，對。
李安：當然它品質要有一個相當的品質。你説它在藝術上有什麼絕對的成就嗎？也未必，可以有，也可以不太是那麼回事。就是説比較公認的這麼一個好電影，大概是這樣的位置。因為它是好萊塢的成員辦的嘛，所以它的感光度最高，受的矚目最大，很多的巨星雲集，就是，它是一個最多人看，最耀眼的一個影展，可以這麼講，就是露臉啊。
水均益：我記得您曾經説過在好萊塢要拿獎就是要出風頭。
李安：對，你要當工作來做，
水均益：當工作來做。
李安：當一個很認真的工作來做，它不是水到渠成，實質名歸，當然這也是很重要。可是你的策略、宣傳跟他們選舉一樣，也要做很多的功夫。拉票、廣結善源，製造聲勢，這些都要做。
李安：其實我們做這個行業需要很多的社會資源，其實我們拍片只是冰山的一角，你看到的，下面看不到的社會資源還有很大，你把下面都做好了你才能享受拍片。可是為了這個享受我們要付出很多的代價，包括我這麼講有點奇怪，包括出名吧，包括出名都是一種對我們來講，對有的人來講是一種工作。
水均益：我理解您的意思就是説它是在商業上，在知名度上， 很高的一個點。您作為導演從藝術造詣上，在您的內心裏面恐怕是不是還並不完全這麼看重？
李安：這個有掙扎的。（水：有掙扎）有掙扎的。有的時候你如果是做藝術片的話，你得了奧斯卡或者進入這個獎項的競賽裏面，你感覺還有一點跌份兒的味道，可能都有。可是做久了我覺得也未必，就是説這麼多人喜歡的片子，也未必它就不藝術吧，有的時候你要特別的鶴立雞群，或者要很孤芳自賞的話，也未必就是藝術，所以我覺得這個藝術也好，商業都好，都很難講。那當然我們受訪問，大家都想從我們這裡知道一些答案，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我們也要提供一些答案，可是我覺得這個人生很多事情都是這樣的，是你經歷的過程，你跟人結合的一個人緣吧，你跟觀眾也是一種人緣，一種緣分，有的時候也未必就是求答案。當我做一部片子我都是很投入，做完以後就是應付這些世俗的事情，包括得獎、票房、人員。
水均益：我覺得你講的非常的直率，是一種在吐露你的心聲，真是的。你説到這個得獎我看到這個資料裏面，包括像《臥虎藏龍》的時候也得獎了，頒獎之後有一個描寫，説您當時和您的製片，隔著車門抱頭痛哭。
李安：劉二東？北京的製片。他就跟我講了一句話，我就是心裏有別人看不到的東西，他一句話把我都勾起來了，我做完奧斯卡我為了那個片子已經可以説是鞠躬精粹三年，當這裡面受到很多的好評，獲得很大的利益。當然也受到很多的批評，我心裏的感受是很多人沒有辦法去體會的，然後我們去參加奧斯卡，（打了半年多，我推銷那個片子有一年，兩岸三地的這種，很多時候很難講出來，壓力都在我身上，然後還有美國各方面的壓力，它是一個突破文化障礙的一种先鋒狀況，那自己並沒有這麼好的素質去承受那個，）所以我的壓力很大。在一切事情都辦完的時候，我説你們不管怎麼樣，北京劉二東？你一定要把他請來。所以把他飛過去，末了他就都辦完了嘛，也算是工程圓滿差不多，他就走到車上旁邊，“導演“，他説“我覺得我們值得。“ 這下子我就受不了。（水：就這一句話）一句話。他大概也正好打到我的弱點吧。
水均益：沒錯。可能就是當時的那一時、那一刻，一下點燃很長時間堆積起來的你剛才説的非常複雜的一種積累。
李安：壓力，不能説委屈，因為很光耀門楣的事情嘛，應該是很高興，也不能説是辛酸，就是有一種苦水，別人説不上來，一種壓力。
水均益：這次奧斯卡得獎你好像相對平靜一些。
李安：我想一方面年資也到了吧。好像有一點理所當然的感覺。
水均益：五十知天命。
李安：對，好像説臉皮厚一點也有一點舍我棄誰吧，某一個中國人在那邊終於他也沒有話講，那感覺上總是比較心平氣和，也覺得蠻替咱們中國人露臉的，也覺得也挺好的，那也不能太謙卑，我比較當之無愧，那年資也差不多到了。前面有好幾次好像他們也該怎麼樣沒怎麼樣的這種事情也碰到蠻多的，感覺上挺自然的，所以感覺壓力不大。他給也好，不給是他的問題也不是我的問題。唯一記挂的就是那個講話別講不好啦什麼了。
一番中西合璧的表達，這是李安身處國際文化藝術講臺上所選擇發出的聲音，他的電影也好似一桌需要同時用刀叉和筷子來品嘗的菜肴，有人説李安成功地使用世界電影語言表現和傳達了中國文化的內在氣質。而他的心路探索和他的掙扎也正在於此。
水均益：有的評論説李安之所以成功，是因為他既對中國的倫理道德，東方人的倫理道德有非常準確的判斷和描述，同時也很了解西方人的口味和他們的精神的一種內涵，這兩種結合的比較好，所以産生了這麼一個結合，你同意這樣的評論嗎？
李安：事情做順的時候你覺得左右逢源，我又有東方的傳統眼光，還有美學的教養，又有西方的幫忙跟手段，左右逢源，那你做不順的時候，左右指出，那裏都不沾邊，兩頭都沾不到，這都碰過。所以這種事情也沒有什麼好羨慕，也沒有好覺得不平的，每個人都有他的長處，短處，我覺得最重要是你要能夠面對自己。以我一路走過來的話，我也有很多的掙扎，有的時候覺得沒有辦法面對誠實地面對自己，總覺得這裡不對，那裏不對，老是外人。我覺得一直到慢慢地你覺得我就是這麼回事，我要把我最好的拿出來，解剖出來給觀眾看，沒有什麼保留的，這個時候做成的時候，大家會覺得你很誠懇，不管中西都是這樣，因為李安這個人本來就跟上海是一樣，花樣雜出的，我不能説我這部分是中文，我哪一點要打中文，那人不是這個樣子，尤其是作為一個現代人，他都是花樣雜出，世界各地東西都會進來，但你必須要很誠懇地面對這個東西，這對我來講也不是一觸可擊，我也經過很多年的掙扎磨煉。中國的電影確實有它因陋就簡的地方，我們這個100年跟美國的100年是不能相提並論的，這是我們都要坦誠接受的，很多人是不能夠接受，覺得我們東方是怎麼樣，西方怎麼樣，我一直覺得電影這個東西客觀來講是西方人奠定它的語法基礎的。這個我們必須承認。就像你出去打排球你不能説我另外一套規則，你先要把它搞清楚了，然後你得照著它的規則打，然後把人家的強項怎麼學，自己的強項怎麼發揮，你才能夠打贏，你今天去參加奧林匹剋你不能説我另外弄一套規則，電影也是有這種現象，只是大家不太願意承認，我想是一種民族自尊心吧，這個東西我也掙扎了很久。中國的倫理還有教養對我來講是很根深蒂固，這是我不能動搖，我23歲才離開台灣，所以我這個人個性也好，眼光也好都定型了，所以我不管拍中國片美國片也好，我只是拿這套東西，因為那是我的文化技術。它跟香港的觀眾，跟這裡的觀眾都有一些不一樣，因為我的中國教養是從我父母、學校裏面來的，那跟其它地方的華人是有一些出入的，它是間接，但那個都是我的根本，也就是台灣外省人那套東西，嚴格來講吧。
水均益：非常傳統的中國式教養。
李安：我們家過年過生日還都給父母磕頭，包括看到我《喜筵》裏面要結婚那天要磕頭，
李安祖籍江西德安，出生在中國台灣，當年，父輩們搭船離開故鄉時，同時將中原文化帶去了台灣。李安在台灣常稱自己是外省人，他深切地感受到中原文化和閩南文化在交融中的區分，他要在傳統文化與現代生活的碰撞中尋求平衡。
李安的父親是中學校長，作為校長家的長公子，李安承載著父親最崇高的希望，那就是中國傳統的耕讀之家讀書致仕的夙願。而當李安中學畢業後，卻決定進入藝專學習電影。忤逆父願、棄文就藝，李安的這個舉動成為父親難以接受的不道之為。
李安：（電影）生活裏面就是好玩的東西，不是很正經的事情，你看讀書嘛，然後學以致用，將來有一個什麼作為啊，還是士大夫的觀念很重的，所以我心裏喜歡，覺得很壓抑的，在進入大學以前沒有藝術的熏陶。
李安：父親最大對我的影響是他那種父親的權威，我把它延伸過來就是中國的父系傳統，就是到了台灣那種中原過去的東西，它是壓在父親身上，那時候女人沒有什麼地位，我媽媽也是很傳統很依順他的。所以他對我是比較呵護，“孩子怎麼樣都好，健康就行。“所以對文化的傳承，倫理的傳承我是從父親身上直接得到的，階級觀念，你兒子怎麼樣也大不過父親，水大漫不過天，總是有一個階級壓在那個地方，
水均益：你學電影都是你自己的選擇嗎？
李安：進藝專是一個誤打誤撞進去的，大學沒考好，進去我就不出來的，跟父親也有很多的彆扭，最終他總是愛我的，意志那麼堅決，中間有15年的，一直到我做《理性感性》他還説片子都提名奧斯卡了，他還説你差不多了吧，可以找點正經的事情做了。
水均益：不要再不務正業了。
李安：不要再不務正業，總覺得不太踏實，老一輩的觀念，現在當然不一樣了。我拍到《斷臂山》之前，做完《綠巨人》他才鬆口，我説我都想退休了，我做不下去了，他説你沒有辦法，你要不要教書，我説不教書，他説那你只有繼續拍下去。那是我第一次聽到他鼓勵我拍片子，他講完就過世了，過了兩個禮拜之後就過世了，這是我跟父親的關係，比較老的一種關係。
從台灣到美國，李安的電影之路越走越遠，看著兒子沉浸在自己的光影世界裏毫無悔意，同樣固執的父親只是緘口沉默，從未對李安的電影發表過任何看法，直到最後父親才淡淡地説，自己就像《喜宴》裏那個高高舉起雙手的父親。
水均益：那像《喜宴》結尾的地方，/ 像是一個投降的姿勢，那有什麼特殊的寓意嗎？
李安：我想説寓意的話，我想一層投降的話就是潛能，我想應該還有好幾層的意思，我覺得他那種投降的動作裏面，因為我用慢動作播放，也好像他解脫了飛起來的自由，那種感覺，所以我只是做一個那個手勢去刺激觀眾的想象力，我沒有下答案，演員的時候演的時候有他的答案，我心裏有我的答案，可是我覺得觀眾跟我們一樣有權力去解讀它。
一邊是家庭倫理孝道，（《喜筵》裏父親多年前的老部下至今不敢與父親握手）一邊是渴望擁有自我的選擇，（《臥虎藏龍》中玉秀蓮的對白：你説的那種自由自在我也渴望）在個人意願與環境壓迫、時代與傳統的衝撞中，李安那個具有藝術家感受的心靈，能夠細膩地感受到這種衝撞中的人性，在戲裏戲外，這些矛盾和衝突總是優美地縈繞在李安的電影和生活中。
水均益：您的這個電影，但是感覺説總是有一種父親的影子。
李安：我最初拍片，其實我把父親當作了是就是國民黨到了台灣，就是那個中原味漸漸的失效了，轉位人那個現象，那是我生長一個掙扎，一個環境，/ 那個東西對我的折騰挺大的，對我的存在。所以我頭兩三部片我自己寫劇本，所以那些東西很自然地呈現上來，那跟現在的台灣也有一點差距，其實是我成長的經驗，那種東西，我覺得因為我的人生經驗也不是很多，都是在家裏，所以我就從家庭去做起，家庭給我最大的感受就是説也就是易經上面，一個最不便，一個不易的道理，也是一個最簡易的道理，什麼東西都會變，你要相信什麼東西，你寄情在上面，到最後總是要失望的。人生一直在變，你要隨著變化去適應，不是有一個什麼東西它永遠定在那個地方不變的。
可是我們的人生，包括對家庭的期望一樣都是需要安全感，需要它不變的，這種東西對我來講是人生一個很主要的滋味，那我從家庭去，從台灣的變化，國民黨政權的變化，從我看我父親的變化，從這裡面也不見得就是我的靈感，就是我第一個故事要説的，第一口氣要出，
水均益：您現在對您的子女是一個什麼樣的態度？象您父親當時對你們一樣嗎？
李安：那不敢了，（水：為什麼不敢？）人家是完全女權了（水：完全女權，您太太？）我兩個兒子嘛，我們三個都聽太太的。
水均益：他們肯定不會在過年過節的時候給您磕頭吧？
李安：我做年夜飯，做好他來吃就不錯了，我太太不做菜，有時候她工作忙，年夜飯做好，叫她叫不回來，她還説我給她壓力。
李安爐火純青的櫥藝和家中“女權”傳統的確立可以追溯到1984年，他從紐約大學畢業的時候，那一年李安的畢業作品在紐約大學“大學生電影節”上榮獲了金獎，美國的一家經紀人公司力邀他留在美國發展。然而時間一年一年地過去，他無戲可拍，無所事事，李安常説連叫花子也有三年好運氣，而李安卻與前途未卜相持了足足六年。
水均益： 六年蟄伏，很不容易。（李：待業，待業了六年）
水均益：在美國待業六年……
李安：29歲到35、6歲吧。
水均益：那正好是三十而立的時候。
李安：真是沒有立起來。
水均益：真的是很不容易，當時做飯，帶孩子，寫劇本。
李安：寫劇本，找靈感，然後唉聲嘆氣就這麼過。
李安：我也不是説毅力特別堅強，我除了做電影我不會做別的，找不到片子拍，或者劇本人家不接收，那就唉聲嘆氣的，想到寫劇本精神就來了，就很有希望。我太太基本上很獨立，她也不管我。
那段時間，李安在家做飯，照顧孩子，而掙錢養家全是從事醫藥研究院工作的太太，林慧嘉的事兒。李安笑稱她是兼具《臥虎藏龍》裏俞秀蓮的堅毅和玉嬌龍的叛逆的女強人。許多年後，華裔社區為榮膺奧斯卡獎的李安慶功，並將他的妻子評為最佳賢內助，這時，六年的艱辛，不過是執手相伴的妻子嘴裏的一句笑談：太太：I am not a supporter. I just leave him alone. 而這種放任也許恰恰就是對丈夫最大的支持。
李安：我們生活在一起，她看我興致勃勃做什麼，她看了也舒服，她看我難受的時候不做事她也難受，比起生活就是這麼樣，她也沒指望我妻以夫為貴，或者靠我賺錢養家她也不是這種人，她很獨立的，對我來講是很輕鬆。我很幸運，很多人基本上我是待在家裏，可是我不是有家累的那種人，算是很幸運的。
水均益：但是像您受到中國式的這麼傳統的家庭的熏陶，是不是內心裏面還是有一點非常的……
李安：覺得很沒有男子氣概。
水均益：好像您曾經説過，説如果要是日本人早該這樣剖腹自殺了。
李安：早該切腹了。到後來我父母也講過，我父親，他們到不是説你這個兒子不出息，覺得怎麼對我們的媳婦這樣子，也替我的媳婦打抱不平，覺得好像對不起她們家人，對不起我的媳婦，反正我的太太，大男人老做飯，也沒有出息。反正我太太她不覺得怎麼樣，現代女人覺得理直氣壯挺好的，她不依附男人身上，反倒是雙方的家長頗有微詞。
水均益：您那時候豈不是壓力很大？
李安：是壓力大。
水均益：來自於親朋好友家庭。
李安：那我能怎麼辦呢？找一份工作嗎？我也不曉得找什麼工作。
水均益：有沒有想過找工作？或者接點片子拍一拍？
李安：也沒有，打點工也不太靈光，我做事不太靈光，做電影也只能做導演，其它事情也做不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