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世紀蒙古帝國的征伐：影響整個世界

　　在歐洲文藝復興以前，蒙古軍的征伐對全球的震動可謂是空前絕後的。自1206年鐵木真在哈拉和林組建他的“大蒙古國”之後，就對周邊國家與民族開展了曠日持久的一系列侵略戰爭，奠定了空前絕後的東起太平洋，西達波斯灣，西北一度進抵多瑙河，橫跨歐亞大陸，蕩平整個東部農耕地區的蒙古人世界。這不僅在當時是一場空前的風暴，捲起漫天沙石塵土掩蓋了繁榮的文明，甚至使草木為之不生，亦給以後的世界發展帶來深遠的影響，就好像火山爆發在一瞬之間，但最後一縷煙塵的散去卻要待到數年之後。

　　蒙古人的興起與強盛在十三至十四世紀間，波斯文反映這段時期的史料有志費尼書、瓦薩甫書和拉施特書。其中，志費尼的《世界征服者史》具有突出的地位。它成書最早，所記述的史實大多為著者親見親聞的。由於著者本人在二十歲以前已開始為蒙古政府服務，不久成為蒙古人派駐烏滸水以西諸省長官阿爾渾的秘書，曾三次隨行赴蒙古首都哈拉和林。書中的許多材料均為其親眼所見、親耳所聞、親身所體驗，具有較強之可信度。《世界征服者史》所記史實上溯鐵木真西征，下止于旭烈兀平滅阿殺辛人的阿喇模忒諸堡，間敘坐鎮蒙古本土的歷任合罕（可汗）及地方諸侯之作為，詳實真切地描述了蒙古人世界征伐的一段風雲血腥的歷史。從《世界征服者史》中的各類史料來看待蒙古人的世界征伐，我們是無法對其作出任何讚譽的。對於人類而言，這是西歐鼠疫大爆發之同時的又一場浩劫，且相比而言具有更加持久和惡劣的影響。從下文不難證實這一點：

　　首先，蒙古人的征伐，對於亞歐各民族來説意味著生靈的涂炭與原有燦爛文明的毀滅。從《世界征服者史》中，我們可以看到：蒙古大軍在征討過程中，僅要稍遇抵抗，抑或是當地居民伺候不週，便會在被佔領的城鄉大肆燒殺破壞。一旦繁華的都市被蒙古軍攻陷，隨即防禦工事被拆毀，建築被焚燒，珍寶被掠奪，居民被屠殺殆盡（僅少數工匠及婦孺可倖存）。享有盛譽的巴格達大學于1258年毀於西征的蒙古軍人之手，歷代收藏的數百萬冊藏書被拋入底格裏斯河，河水為之變色。更有甚者，由於遊牧民族的“得地不守”習慣和“駐夏”（夏季退回蒙古高原避暑）習俗，往往每隔一段時間這類慘劇便在同一地點重復上演。即使是納貢稱臣之地，蒙軍也要大肆勒索劫掠，造成當地經濟生産的極大損失。繁榮的中原文明受到極大破壞，而盛極一時的東部儒家文明則更是遭到滅頂之災。撒馬爾罕、布哈拉都是當時中亞的商業、文化、宗教中心，人口稠密，商旅繁榮，而蒙古軍均使之片瓦不存；富庶的呼羅珊省在蒙軍經過後幾乎千里無人煙。蒙軍在佔據花拉子模首都後，燒燬了城池尚不罷休，又挖開河堤，淹沒周圍大片土地。《世界征服者史》記載布哈拉遭到蒙古人的洗劫後一個倖存的逃生者，當他被問及布哈拉的情況時回答説：“他們到來，他們破壞，他們焚燒，他們殺戮，他們劫掠，然後他們離去。”簡短的幾句話，真切反映出當時戰爭的殘酷和人們對蒙古軍隊的恐懼心理。西征的蒙古軍究竟殺戮了多少人現已無從計算，但無論如何是不會少於五千萬的，大約佔當時世界人口的1/8—1/10。而作為重災區的中亞，人口喪失估計達到50%—60%，從此長期處在貧困蕭索之中，影響甚至直至今日。

　　其次，蒙古人的征伐直接製造了空前的人口大遷徙（或者可以説是民族大遷徙），對眾多民族的正常生活秩序與經濟文化發展帶來巨大劫難。在上文已提到，蒙古人在屠城之時，惟有手藝的工匠可豁免。蒙軍往往使之成為隨軍匠戶或移徙至蒙古本土或中國內地進行奴役。這種人口遷徙規模之大，歷史上前所未有。據中國史書記載，當時從華北地區一次遷徙百萬漢人民戶充實漠北，同期有大量的色目人（回回人）以軍人或隨軍人員身份進入中國與漢族雜居，成為現今中國回族的來源。而在我看來，這種民族遷徙勢必對眾多民族的正常生活與經濟發展造成巨大影響。眾所週知，文化植根於民族，而民族植根于一定的地域。當文化離開了原有的土地，自然會有兩類不同後果：一類是作適應新形勢的改變從而繼續流傳，如佛教在中國漢化後形成禪宗與凈土宗繼續發揚光大；另一類則是由於種種原因融入其他文化之中，久而消失得無影無蹤。不可否認有許多文化或工藝技術在其載體的毀滅或輾轉流離中逐漸趨於湮沒。在《世界征服者史》中我們可發現，哈喇契丹（即中國史籍上的西遼）是一個佛教王朝，乃蠻部的屈出律信仰基督教，而花拉子模則是伊斯蘭教國家，這至少表明蒙古軍到來之前，中亞是三大宗教並存的地區。但自蒙古軍進入中亞後，佛教和基督教便在當地難覓蹤跡了。這總不能説是蒙軍西征的功績吧？《合罕言行錄》表明蒙古君主對伊斯蘭教採取寬容政策，但其也未將過去繁榮的東部文明有所保留，使這一地區沉寂了二百餘年之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