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貪驍將姜德志

	姜德志（左）接受本報記者採訪

　　

省級反貪局長眼中的貪官共性：年輕勤奮晚節不保
工作兢兢業業夫妻感情很好為何成了貪官？

來源：正義網

    警世通言：反貪局長談反貪

　　反貪驍將姜德志

    12月4日，全國檢察業務專家、吉林省檢察院反貪局局長姜德志被評選為“2006年度中國十大法治人物”，本報記者專門採訪了他——

    和慕綏新談話之前，我先找了他的秘書，秘書説：“你讓我説誰給慕綏新送錢了，我説不出來，但是讓我説誰沒給他送錢，我能説出來。”

    很多貪污腐敗的領導幹部都有共性，即都有一個苦難的童年，都有一個奮鬥的青年，都有一個上升的中年，最後都有一個悲慘的晚年。

    我工作幾十年，接觸大大小小貪官無數，我就沒經歷過一個送錢的人打死也不説的。

    很多貪官都燒香拜佛，尋求保祐，但最後也沒有躲過牢獄之災和滅頂之災。

    我了解的貪官，走向犯罪都是從道德敗壞開始的，都是從行為操守不檢點開始的。

　　姜德志小傳

    吉林省檢察院反貪局局長姜德志參加檢察工作26年，從事反貪偵查工作20年，直接查辦和指揮查辦大要案件200余件，先後被中紀委、最高人民檢察院、吉林省檢察院榮記一等功4次、二等功1次、三等功2次，先後被評為全國先進工作者、全國模範檢察幹部、全國檢察業務專家，今年又被中宣部、司法部和中央電視臺評為“2006年度中國十大法治人物”（詳見本報12月5日第四版）。2005年，他帶領的吉林省檢察院反貪局被最高人民檢察院授予“全國十佳反貪局”稱號，是全國唯一獲此殊榮的省級檢察院反貪局。

    姜德志不僅有豐富的辦案經驗，還注意把這些經驗昇華為反貪偵查理論。他結合多年來反貪偵查指揮和辦案實踐，撰寫了《反貪偵查指揮與協調》、《談新形勢下的反貪偵查工作》等多篇理論文章，並多次在國家檢察官學院及全國各地的反貪局長示範培訓班上講學授課，受到了普遍好評。國家檢察官學院、吉林省委黨校、吉林省行政學院還聘請他為兼職教授。

    通過辦案，姜德志和一些大小貪官有了近距離的接觸，對他們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不僅能聽到他們心底最真實的聲音，更能夠觸摸到他們的心靈軌跡。這對很有社會責任感的姜德志來説，已成為他服務社會的一種可貴資源。為了使更多的人遠離職務犯罪，近幾年來，他擠時間應邀到吉林省省直機關、各市州、中直企業、大專院校作專場反腐報告50余次，聽眾達3萬餘人。他以親身辦案經歷，深刻剖析腐敗成因，提出了一些有實際意義的反腐敗對策，在廣大幹部中引起了強烈反響，收到了很好的預防犯罪效果。吉林省教育廳一位副廳長髮出了這樣的感慨：“他的報告，能讓人記一輩子。”姜德志常説：“多一個幹部聽得進，就可能少一個幹部出問題。”

　　1 貪官級別越來越高 腐敗危害越來越重

    近年來，我國各級檢察機關查處了一大批貪污腐敗案件，但是，反腐敗的形勢依然嚴峻。之所以這樣説，根據我的理解，主要有以下五個方面：

    從犯罪主體上看，涉嫌貪污賄賂的官員職務層次越來越高

    20世紀80年代初，查處的往往都是基層直接管錢管物的廠長、經理、採購員、會計、出納員。從90年代開始，領導幹部犯罪越來越多。我這裡有個統計，1993年至1997年，全國共查處縣處級幹部2903人，平均每年580人；1998年至2002年，查處縣級幹部11907人，平均每年查處2381人，是前5年的4倍多；2004年查處2625人。1993年至1997年查處廳級幹部265人，平均每年53人；1998年至2002年查處廳級幹部816人，平均每年163人，是前5年的3倍多。1993年至1997年查處省部級幹部7人；1998年至2002年查處省部級幹部25人，是前5年的3．5倍；去年，省部級領導幹部僅被追究刑事責任的就有10人。這個數字很驚人，這個現象也值得深思。

    從犯罪領域上看，從商品流通、資源配置、生産要素市場，向政治司法領域發展

    1982年，中央作出了打擊嚴重經濟犯罪的決定，把貪污賄賂犯罪界定為經濟犯罪。那時實行價格雙軌制，有些人利用職權吃差價。據有關部門研究，那些年吃差價，每年有幾千個億都吃進了個人腰包。後來發展到生産要素市場，搞開發區，利用土地、信貸資金審批權巧取豪奪，一部分人完成了原始積累。但是這些人不滿足於經濟實惠，有了經濟基礎後，要涉足政治，尋求更大的利潤，尋求保護，客觀上也造成了政治腐敗案件和司法腐敗案件頻發。

    從犯罪形式上看，由單一犯罪向有組織形式的犯罪發展，窩案串案極多

    僅賴昌星走私案，被追究刑事責任的縣處級以上幹部就有160余名。瀋陽“慕馬”案中，有100余名局級幹部向他們行賄，很多縣委書記、縣長、區委書記、區長和一些主要局的局長基本都給他們送錢了。2000年底，我被調去查辦慕綏新案件。和慕綏新談話之前，我先找了他的秘書，秘書説：“你讓我説誰給慕綏新送錢了，我説不出來，但是讓我説誰沒給他送錢，我能説出來。”

    從涉案財産看，腐敗分子從對生活資料的佔有發展到對生産資料的佔有，從財富的積累發展到資本的積累

    1993年至1997年，我國查辦的百萬元以上的貪污賄賂案件有617 件；1998年至2002年是5507件，是前5年的8．9倍。有些案件涉案數額非常驚人，如中國銀行廣東開平支行，三任行長相繼卷走公款幾十個億。再如東北高速原董事長張曉光案件，涉及中國銀行哈爾濱河東支行一個小行長，與個體戶勾結，卷走公款10個億，張曉光涉嫌受賄數千萬元。中國銀行原副董事長劉金寶，在上海、香港任職期間，團夥貪污，總共抓了10個人，違法犯罪金額幾千萬元。吉林省的腐敗官員王純（吉林省委原副秘書長）、李鐵成（靖宇縣原縣委書記）、劉國（中國糧食儲備總公司吉林分公司原副總經理）都分別在大連、北京、長春購置多處房産，一方面為了洗錢，一方面等待升值。

    從後果看，貪污腐敗的社會危害性越來越嚴重

    在政治上，貪污腐敗極大地動搖了我們黨的執政地位，動搖了人民群眾對黨對社會主義的信心。所以中央提出，反腐敗是一場關係到黨和國家生死存亡的政治鬥爭。重大事故、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背後都有貪官在起作用，從目前揭露出來的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看，背後都有腐敗官員在庇護。由此可見，腐敗在政治上造成的危害確實不可忽視。

    在經濟方面，腐敗極大地阻礙了經濟發展，貪污腐敗使非生産性成本大幅度上升，利潤減少，損失是不可估量的。

    1995年，吉林省檢察機關查辦了吉林省交通廳原副廳長劉柏松（被判處無期徒刑）案件，我印象很深。吉林省為了建設發達的邊疆近海省，在琿春（該市位於中俄、中朝邊境地區——記者注）修鐵路，總投資1．6億元，由劉柏松負總責。劉柏松在河南、北京、武漢網羅了一批人，把持要害部門，結果1．6億元很快被揮霍光了。通車剪綵的時候，火車從鐵軌上掉了下去。劉柏松本來在河南就是有問題被免職的，他卻在取保候審期間，調任吉林省交通廳副廳長、黨組成員。慕綏新任瀋陽市市長時，土地轉讓金一年僅7000余萬元。慕綏新、馬向東落馬後，2001年瀋陽土地轉讓金10億元，2004年是20余億元。可見，腐敗對經濟的破壞力是很嚴重的，造成了極其嚴重的政策損耗，使得政府效能低下。

　　2 年輕勤奮晚節不保 貪官經歷驚人相似

    從領導幹部職務犯罪個案分析，一些領導幹部之所以犯罪，其原因很複雜，但也不無規律可循。首先是客觀原因，主要有三個方面：

    體制弊端和制度缺欠

    權力過分集中，為貪污腐敗提供了條件。公共權力有兩個自然屬性，一個是它的腐蝕性，一個是它的擴張性。如果權力不加監督不加制約，任憑它的自然屬性發揮作用，腐敗是必然的。那麼，腐敗條件是什麼？西方學者有個説法，腐敗條件等於壟斷權加上自由處理權減去責任制。壟斷權，是唯一的，如工程撥款，撥給張三行，撥給李四也行，撥給王五也沒錯。那麼不同的人就會有不同的選擇，秉公辦事的人，他就會選擇最需要的，對工程最有利的；貪圖私利的人，就會選擇給他好處多的人。他的選擇有極大的自由，並且不必為選擇承擔後果和責任，一旦追究起來，在程序上都是公開的，集體討論的，集體決定的，按程序來的。為什麼那些年銀行呆壞賬那麼多，就是因為銀行沒有責任制，只管往外貸，甚至內外勾結，收不回來也沒關係，最後都核銷了。這種情況很普遍。

    為什麼貪官跳不出怪圈？很多貪污腐敗的領導幹部都有共性，即都有一個苦難的童年，都有一個奮鬥的青年，都有一個上升的中年，最後都有一個悲慘的晚年。很多人原來本質不錯，不少人都是苦出身。成克傑上學之前沒穿過鞋，苦得不得了；安徽的王懷忠，要飯的出身……這些人青年時候奮鬥成才，中年不斷進取，然後，到一定位置了，腐敗了。這固然有主觀因素，但制度因素不能忽視。成克傑能號稱壯王。慕綏新説：“我當了市長以後，沒人管，成了黨內個體戶，如果有人經常管我，不至於走到今天。”成克傑也是這樣。實際上，這些人對黨感情都很深。成克傑就曾説過：“從窮孩子被提拔到國家領導人，這一切都是黨給我的，怎麼對黨有利怎麼處置我，我沒有怨言。”是什麼原因讓他晚節不保，就是權力太集中。在廣西南寧的一塊黃金地段，本來已經有了規劃，可他一句話就改變了，光這一個工程他就收了2000萬元。我現在查案經常遇到，市委書記、市長在個體戶的報告上簽字，之後就由下邊操作了，根本不講程序。權力過分集中，又失去了有效的監督，就會使一些握有重權的官員貪慾高度膨脹。王懷忠在任阜陽地委書記時就把自己視為權力至高無上的皇帝，他説，按阜陽的1300萬人口計算，他就是世界上第58位總統，並稱“阜陽是我王家的天下”。

    傳統貪瀆文化的影響

    2002年底，我參加了最高人民檢察院組織的赴德國的培訓班，負責接待我們的是黑森州維斯巴登市的一位老檢察長，他在維斯巴登市當檢察官、檢察長前後20年，是國際檢察官協會的會員，對中國檢察工作很關注。我問他，做了20年檢察官，有沒有遇到説情的和送禮的。他想了想説，説情的似乎遇到過兩次，送禮的從來沒遇到過。由此我想，我國之所以腐敗案件高發、多發，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傳統貪瀆文化的影響。

    著名學者王亞南説過一句話：“從另一個視野去看，二十四史實際上是一部貪污史。”清王朝的268年中，一二品官員因為貪污被判刑的就有157人，其中被判死刑的68人。最有名的貪官和，貪污了一億數千萬兩白銀，這些都是貪官送的。中國的封建文化有很多糟粕。我從小聽的故事，就是灌輸讀書——陞官——發財，講故事都是這麼講的。官本位的思想和觀念，由此更加根深蒂固，到今天演變成了“你要升了官啥都有，你要不陞官啥也不是”的謬言。如果我們共産黨員黨性不強，政治修養不夠，就很可能陷入這種傳統文化糟粕之中。看一看我們查辦的那些貪污腐敗的領導幹部，他們的思想觀念中往往打著深深的封建文化的烙印，滿腦子封建特權的思想、陞官發財的思想、封妻蔭子光宗耀祖的思想。在這種思想支配下，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就用權力來為自己、為家族、為親友謀利益。

    還有一點，“來而不往非禮也”、“官不打送禮的”等處世理念在很多人的思想中都很牢固，久而久之，“禮尚往來”就演變成了嚴重的人身依附、人情依賴。故而有的學者稱中國是個關係人社會，什麼事都找關係，一遇到麻煩，他不找法律，先翻電話本，看能找到誰，然後就是找存摺。有些事覺得不花錢心裏不踏實，有時候也知道花錢是白花，但花完錢了，他就覺得心理上有了安慰：“我努力了。”在這種文化的氛圍中，我們管點事的，做清官很難，時刻在經受著考驗。這就要求我們領導幹部要自我戰勝，自我超越，超越這種文化，用共産黨員的理想信念，來武裝自己的頭腦。只有這樣，才能保持清醒，保持廉潔。同時加強先進文化建設，特別是廉潔文化建設，實現社會心理對貪污腐敗的“零度容忍”。

    環境的影響

    這個環境包括微觀環境、中觀環境和宏觀環境。微觀環境就是家庭環境和工作單位的環境。

    我觀察貪官，都有一個共同特點，家庭環境都是妻不賢子不肖，貪官背後不是有一個貪老婆就是有一個貪情人；孩子沒有出息，都是依附在老子身上搜刮民財，直到把老子搞垮為止。一個領導幹部的家庭環境太重要了，有的貪官老婆總嫌丈夫官小，總嫌得的實惠少，情婦就更貪婪。成克傑受賄的過程就是李平收錢，回來就向成克傑交代任務，成克傑出面辦。錢都弄到李平手裏，李平把錢弄到香港，最後錢都從香港追回來了。成克傑可以説是身無分文的大貪官。慕綏新的前妻賈桂娥，家裏來串門的了，慕綏新送出客廳，她馬上鑽進客廳搜查，看把錢放哪兒了，立即收起來，這樣還嫌錢來得太慢，於是主動到社會上利用市長夫人的身份去斂財。王純的老婆更貪，兩人在家一起收，王純不在家時她一個人收，此外還在單位收，然後向王純交代任務，最後把王純送進去了。

    再一個微觀環境是單位環境。貪官的單位環境的共同特點是風氣不正，管理混亂。最近我們查辦的中國銀行原副董事長、中銀（香港）集團原總裁劉金寶（已被判死緩），非常貪婪，他想貪污公款，就拉下屬入夥，造成單位行為的假象，實質上是幾個人分錢，最後他走過的兩個地方，中國銀行上海分行和香港中銀集團兩個班子的成員都被抓起來了。所以，單位環境很重要。一個單位的領導不僅要管好自己，還要管好單位環境，只有創造一個廉潔的環境，才能真正為黨為人民做點事。

    中觀環境主要是交際環境。人是社會動物，都在交往中生存。但貪官都有一個共同特點，就是交友不慎，交友過濫。古人講，君子先擇而後交，小人先交而後擇。瀋陽市財政局原局長李經芳，判刑之後讓他談體會，他説：“總結來總結去總結出一句話，就是鐵哥們兒把鐵哥們兒送進了鐵籠子。”我工作幾十年，接觸大大小小貪官無數，我就沒經歷過一個送錢的人打死也不説的。從來沒有！他為什麼要説？這和他送錢是同樣的邏輯，送錢是為了自己的利益，案發之後進行利益選擇的時候，他照樣向自己傾斜，所以李經芳的結論是正確的。我總結，證實得最主動的是情人，揭發得最堅決的是哥們兒。有些同志手裏有了一點權力，別人一忽悠就忘乎所以，以為自己有什麼本事，朋友多，呼呼啦啦，其實都是奔你這個凳子來的，跟你交朋友，不是因為你有什麼本事，就是個傻子坐在那裏他也跟他交朋友。因為你這個職位有權力，並不是對你人格的尊重和折服。

    再就是宏觀環境。經驗證明，社會經濟發展到一定時期，即人均GDP在1000美元到3000美元之間，社會矛盾加劇，收入分配距離拉大，貪污腐敗現象就多發。另外我國還有個特殊情況，正在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軌。傳統社會價值取向是官本位，市場經濟是利本位，追求利益最大化。官本位和利本位結合起來，就有條件拿著公共的權力到市場上去換錢。為什麼計劃經濟時代沒有這些現象，是因為公共權力沒有市場可以換錢。

    宏觀環境還有一個方面，有些同志對我們的宏觀環境有一種片面的認識，沒有認清社會的主流和本質，對消極腐敗現象誇大理解，所以就形成了有權不使、過期作廢的末日心態，從而走上了犯罪道路。

    3 價值觀念嚴重扭曲 墮落從道德敗壞開始

    客觀原因只是貪污腐敗的條件，起根本作用的還是主觀原因。客觀因素都是大家共同面對的，為什麼很多幹部在同樣的背景下能夠廉潔自律、執政為民，有的就經不起誘惑和考驗，起重要作用的還是主觀原因。我和一些貪官近距離接觸，能夠觸摸到他們的心靈軌跡，了解得更多一些。大凡貪官在主觀上有這樣幾個共同特點：

    政治立場動搖

    列寧説過這樣一句話：“政治上有修養的人是絕不會貪污的。”列寧説的政治修養就是黨性修養。很多貪官對我們黨的執政地位，對我們黨的理想信念，做了錯誤的判斷。河北省原常務副省長叢福奎，江西省原副省長胡長清，國家電力總公司原總經理高嚴，都是從喪失了政治信念後開始墮落，叢福奎甚至成了佛家弟子，被封了法號。很多貪官都燒香拜佛，尋求保祐，但最後也沒有躲過牢獄之災和滅頂之災。

    價值觀念扭曲

    價值觀就是對事物意義的理解。貪官把錢把官看得太重要了，私欲嚴重膨脹。有些貪官的貪慾不可理解，比如劉金寶，貪佔8000余萬元，在上海擁有7處房産。但是，他母親卻領著一個傻弟弟住在上海上個世紀四五十年代建的一處破房子裏。他在香港養的小狗，看病的醫療費卻偷偷摸摸地拿到單位報銷了，價值觀扭曲得不可思議。慕綏新對我説：“自從中紀委開始調查以來，我就沒過過一天安生的日子，藏著這些贓錢，就像拿著一件傳家之寶，捧著怕掉地上，放下怕被偷走，折磨得寢不安眠，食不甘味，突然你老薑拿個棒子來，一捅，嘩啦一下子掉地上碎了，我心裏倒踏實了，本來就應該是沒有的嘛。”我覺得他這段話説得挺深刻。我審訊成克傑的時候説：“你雖然不是國家領導人了，但你還是一位為國家作出過貢獻的老人，你有什麼要求可以提，我們儘量滿足。”他提出三條：第一是監捨得燈太亮，晚上不適應，睡不好覺；第二是他去衛生間的時候，有三個武警戰士跟進去，方便的時候也不太適應；第三是在一個上邊沒有蓋的小斗室放風時得到的陽光太少。他説：“四個武警戰士，算我五個人，陽光瞬間就從我臉上移走，跑到別人臉上去了。”我跟監獄長商量，把燈給他調暗一點，能保證他的安全就行了，要保證他睡眠，配合審訊。其他兩條不行。我告訴他慢慢適應吧，得保證他的安全。他説他理解，慢慢適應。一個曾經的國家領導人，因為一縷陽光，也要向組織提出請求。成克傑、慕綏新、劉金寶都跟我提出過：“能不能向中央反映一下，一分錢也不要了，什麼官也不要了，到偏遠地區蓋個小房，做老百姓行不行？”我告訴他們：“不行，你已經犯罪了，你必須為你的罪行承擔法律責任。”無論級別多高的官員只要犯了國法，想回到原來的起點只能是一種不能實現的奢望。

    那麼，對一個人來説什麼是最重要最有價值的？就是無憂無慮地生活著，做一個有自由有尊嚴的人。

    道德防線崩潰

    我了解的貪官，走向犯罪都是從道德敗壞開始的，都是從行為操守不檢點開始的。我曾經接觸過一個從基層上來的幹部，工作非常踏實，突然出事了，辦案人員讓我簽字，我很難過。我覺得不可思議。辦案人員就給我介紹，他在縣裏當副書記時交上了一個壞朋友，把他領到飯店，酒過三巡，給他找了個“小姐”。後來，他調到市裏當局長，這個“小姐”就跟到市裏。他在辦公室和女同志談話的時候，這個“小姐”就能進來打女同志一個嘴巴。不管開任何會，她打個電話讓他去他立即就得去，沒法正常工作。後來逼他搞錢，結果是既挪用又受賄，搞了幾十萬元錢讓她拿去做生意，最後東窗事發。就是一念之差，道德防線崩潰了，結果是萬劫不復。成克傑的人生悲劇也是從權色交易開始的。人啊，一念天堂，一念地獄。作為國家公職人員，要守住道德的防線、紀律的底線，不可觸及法律的高壓線。

    法律意識淡薄

    所謂法律意識就是人們對法和法律現象的觀點和態度的總稱。權力的屬性是它的腐蝕性和擴張性，如果你不知道你的行為邊界，你運用權力的程序就把握不住，你就要脫離法律的軌道，就要受到法律的制裁。成克傑、慕綏新都有法律意識淡薄問題。慕綏新非要把給他送了錢的瀋陽客運公司原經理夏任凡（已被判處死刑）提拔為交通局局長，交通局副局長們聽説常委會要討論了，集體到市裏辭職，市委班子討論三次通不過，慕綏新就利用市長職權把客運公司提格，提成正局級。夏任凡更能造勢，不顧法律授權，為所欲為，把他的辦公室改名為辦公廳，把辦公室主任任命為秘書長。成克傑對法律幾乎一無所知，對他的權錢交易犯罪不以為然，案發後還很困惑，他説：“不就是幫助別人批點工程給點好處費嗎？大家都這麼做，怎麼就找上我了呢？”

    僥倖心理作祟

    貪官們為什麼要貪？錢不應該你得，錢的來路不合法，都是明知的。為什麼還要得呢？就是僥倖心理在作怪，總覺得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覺得有保護傘保護，自己行為隱蔽就沒問題。貪官的經歷證明，這種僥倖要不得。貪官本來想尋求一種高質量的生活，但事與願違，他的生命質量大打折扣。因為人的存在是自然生命存在、精神生命存在和社會生命存在三位一體的。如果説你真的貪了，那麼你的精神生命必然要受到創傷。因為道德譴責感、對法律的恐懼感同時伴隨而生。有些貪官，一有人出事，就寢食不安，到處打聽，這個人交代了沒有，都交代了誰，深恐把他也説出來。警車一叫心驚肉跳，半夜有人敲門，後半宿就睡不著了。西方一個司法精神病學家搞了個貪官健康狀況調查，發現貪官健康狀況都不好，壽命都短，突出特點是心腦血管病比較普遍。經常心驚肉跳，怎麼能健康呢？所以僥倖要不得，僥倖的結果是不幸。

    4 針對腐敗三個要素 清除腐敗滋生土壤

    在認真總結我們黨反腐敗鬥爭經驗的基礎上，最近，黨中央提出了教育、制度、監督並重的懲治和預防腐敗的對策思路，並制定了實施綱要。這一重大舉措，標誌著我們黨正由運動反腐、權力反腐轉向制度反腐，由著力治標轉向標本兼治、從源頭上治腐。這一綱要如果能夠在全黨達成共識並得到切實施行，對於遏制腐敗發展蔓延，直至最後剷除滋生腐敗的土壤和條件，從根本上解決腐敗問題，將起到決定性作用。

    貪污腐敗有三個要素，那就是腐敗的動機、腐敗的條件和公共資源。教育就是解決動機的問題，通過教育強化公職人員的自律意識、廉潔意識，堅守道德防線，把握紀律底線，遠離法律的高壓線。

    教育是反腐敗的一項基礎性工作

    當前我們在反腐敗教育中要把握三個關鍵：一是教育的實效性，不能搞形式主義。教育就是要解惑釋疑，要講清道理、情理和哲理，不能靠訓導和威嚇。二是領導表率的示範性。古人云：“政者，正也。”“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廣西、瀋陽、黑龍江為什麼成批的幹部出問題？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主要領導的&&腐敗，帶壞了隊伍，帶壞了風氣。由此可見，領導的表率教育作用是不可忽視的。三是用人的導向性。提拔任用一個幹部就是立起一面旗幟，反映了一個黨組織的用人標準和取向。這種導向的示範作用是巨大的，馬向東、馬德都是貪官，都花錢買到了官，這就激發了一些幹部的買官慾望，阻塞了德才兼備、清正廉潔幹部的成長之路，而且他們在買到官之後，在更高的位置上更加肆無忌憚地貪污腐敗，産生了腐敗的輻射甚至是裂變效應。這一教訓極其深刻。

    制度建設是預防腐敗的保障

    香港廉政公署有一句口號：“有健全的管理就會減少貪污的機會。”從已經暴露出來的案件中，也反映出我們在制度建設方面的缺失，還要進一步加強和完善。一是加強制度的嚴密性和科學性。我國現行的法規和制度不可謂不多，但有些法律制度之間不配套，衝突較多，有的缺乏可操作性，有的只規定了實體，沒有規定程序，特別是行政行為，要有嚴格的程序，違反了程序就要受到質詢甚至彈劾。有很多貪污腐敗行為都是領導幹部獨斷專行、為所欲為、濫用職權或不按程序辦事而達到了斂財目的。二是強化制度的剛性。嚴格按法律制度辦事，不管是誰，都不能有淩駕於法律制度之上的特權。比如“小金庫”，會計法和相關的財務制度都是禁止的，因此“小金庫”可以説是貪污腐敗産生的淵源，很多貪污賄賂的資金都來源於此。這一腐敗的重要源頭不解決，貪污腐敗又如何禁得住？僅此一例，即可看出制度建設與反腐敗的關係，也説明制度在反腐敗中的保障作用。

    監督是懲治和預防腐敗的關鍵

    有效的監督是對制度執行的保障和制度“無效”情況下的救濟和矯正。從成克傑、慕綏新等腐敗案件中我們看到，這些人作案跨度大，持續時間長，而且日趨嚴重，往往是邊腐敗邊提拔，這就應該引起深刻反思，我們的監督機制為什麼不能及時有效地發揮作用？我想應從以下四個方面解決：一是客觀認識同體監督的局限性，要解決監督主體依法獨立監督的制度保障；二是強化對各級“一把手”的監督同時，加重所在黨組織特別是“一把手”的監督責任，要追究失察之責；三是各監督主體要各負其責，同時形成合力，監督重心要前移，要重視公職人員的道德監督和黨紀政紀監督，不要等到發展為嚴重犯罪才來算總賬，這對黨的事業和對幹部個人都是很大的損失，成本太大；四是依法依紀監督，這樣才能建立健全發現機制和懲戒機制，要執法必嚴，違法必究，不能法外開恩。

    在懲治和預防腐敗的對策上，新加坡的成功經驗值得借鑒。他們的經驗是：加強教育不想貪，制度嚴密不能貪，法紀嚴明不敢貪，待遇公平不必貪。只要我們堅決貫徹黨中央確定的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實施綱要，腳踏實地地開展工作，徹底遏制和清除貪污腐敗將為期不遠。檢察日報

責編：閆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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