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功過

    《權衡》：在中國的改革過程中，地方競爭是一個引人注目的現象。你過去的研究表明，地方競爭是促成中國經濟民營化以及經濟高速增長的重要動力。這其中的原因是什麼？

    張維迎：所謂地方競爭，主要指地方政府吸引資金、企業家、佔領市場等資源的競爭。為了吸引資源，地方政府必須改善交通環境，增加基礎設施，提高政府服務質量等等。這些行為當然有利於經濟增長。

    企業家改變中國，是從人力資源的配置變化來説的。如果從具體的行業來分析，沒有房地産就不會有中國經濟的今天。如果我們觀察中國各個城市的基礎設施、生活環境，很難想像10年之間會發生如此大的變化。當然這中間也有問題，例如形象工程、貪污腐敗等等。但政府形象工程不是今天才有的事，歷朝歷代都是這樣，改革開放之前就是這樣。關鍵在於，你要建這個城市，要修這麼多路、架這麼多橋，錢從哪兒來？

    上世紀90年代的時候，很多城市出現了國有企業“抱著金飯碗討飯吃”的局面。在城市的黃金地段，有些老國企衰落之後，連職工的工資都發不起。但隨著房地産的發展，這些企業把土地一轉讓，它的資産成百上千倍地增值。這樣一來，企業職工安置解決了，新的商業區建起來了，城市建設的錢也有了。這就是房地産業的作用：地還是那塊地，人還是那些人，但由於改變用途，生産要素重新組合，財富就被創造出來。

    回到地方政府行為。我前一段時間看到一個很有意思的報道：北京有一起債務糾紛案，債權人勝訴，但錢就是拿不回來。而河北有個地方法院，對債務強制執行，於是北京的債權人把債權賣給河北，河北人打官司，然後幾家分成。這就是司法服務的競爭。如果以後北京的法院不好好判案，就會有外地法院搶北京的案子。所以地方競爭具有促進司法公正和産權保護的作用。

    有人認為地方競爭會滋生地方保護主義，這是一種短視的觀點。比如你去陜西投資，跟陜西的企業發生糾紛，陜西的政府袒護本地的企業，短期內，他能佔便宜，但是時間長了，他就知道這樣一來外界的企業都不願意進來，他的經濟很難發展。歷史上，外國人去英國倫敦做生意的時候，曾經很受歧視。但後來英國人發現這樣對他們並不利，所以提出要對外國人公平對待。這種吃一塹長一智的過程，最終會對地方保護主義産生約束。

    總的來説，中國過去20多年的改革中，地方政府競爭對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作用是非常明顯的。在今後的改革中，我們應該加強而不是限制這種競爭；應該增加而不是減少地方政府的行政權力。

    《權衡》：但在最近一段時間，隨著房價高漲和對投資過熱的擔憂，很多人對地方政府提出指責，認為地方政府盲目追求GDP、與房地産商合謀推高房價、阻礙中央宏觀調控等等。你對此怎麼看？

    張維迎：我從來不同意這個觀點。追求GDP增長不是問題。如果GDP增長是問題，那很簡單，哪個地方GDP增長得快，哪個地方的官員撤職就完了。但要知道，GDP跟工業總産值不一樣，它不是胡亂投資、生産出來搬到倉庫裏就可以的，要賣出去才行。如果我們希望國家的經濟實力在世界上更有地位，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GDP增長是必須的。

    説地方政府與房地産商哄抬房價，完全是推卸責任。前一段時間很多人説房價太高，老百姓買不起房，所以中央部委出了好多政策，例如要求70%建90平方米以下中低檔房，嚴格土地審批等等。但在我看來，這些政策很大程度上是一種姿態。既然老百姓抱怨房價，那麼我就針對房價制定一套政策，表明我關心群眾，就夠了。至於能不能解決問題，根本沒有認真考慮。

    你想想，中國的城市化發展這麼快，政府還要收緊土地供應，房價怎麼能不漲？如果你擔心老百姓買不起房，就應該拿出更多的地來，更多的錢來，專門建廉租房給窮人住，想通過限制富人買房來幫助窮人買房是不可能的。這其實是有些政府部門在推卸責任；推卸責任的同時，又想擴大權力。而且制定政策的官員還要揣摩上面的意圖，而上面對房地産市場的具體情況又不可能很了解，所以最終的決策往往建立在很混亂的信息基礎上。

    總之我認為，過去20多年如果沒有地方政府的推動，就不會有中國改革的成功。中國的好多改革都是地方政府發起的，而且在地方政府剛做的時候，中央是不允許的。但因為地方政府的做法更有利於中國經濟的成長，最後中央才承認。我們今後面臨的問題，是怎麼合理界定中央和地方的行政權力。

    《權衡》：現在對地方政府一個強烈指責是，由於招商引資、發展房地産，所以在徵用農民土地的時候有很多惡劣行為，例如野蠻拆遷、壓低補償等等。

    張維迎：這是荒唐的土地産權制度造成的結果。現在的農民相當於一個佃農，種了一片莊稼，地主説要用土地，莊稼砍了就砍了，不讓你種就不種了。原因是什麼？農民沒有土地所有權。我們的法律規定農民的土地是集體所有，而“集體”又是由政府管理的，所以政府行使權力的成本很低，對土地徵用幾乎是掠奪性的，但又是合法的。

    解決問題的辦法是賦予農民真正的土地所有權。有了土地所有權，政府和房地産商要徵用土地，必須按市場規則跟農民討價還價。否則農民可以拒絕出讓土地。這裡蘊含著一個基本原理：産權是人的所有權利當中最基本的東西。如果你不落實農民的土地所有權，想靠同情、憐憫使他得到公正的待遇是不可能的。目前土地徵用中的問題，根源不在地方政府，而在於法律對土地産權的界定不合理。

    《權衡》：在目前的法律框架下，把土地審批權向中央集中，讓中央來監督地方政府，會不會好一點？這個問題很重要，因為現實中已經出現這樣的政策趨勢。

    張維迎：我不認為把地方的審批權收到中央可以解決問題。現在的核心問題是農民的權利不受保護。好比你家裏有值錢的東西，但不讓你上鎖，東西被偷了。現在説，你不能上鎖，但給你換個鄰居，能解決問題嗎？在地方競爭的情況下，出於政治前途的考慮，地方政府可能還有點收斂。如果把審批權都集中在中央，靠什麼來約束？幾個部委的司長、處長能把全國的土地管好嗎？我不相信。那樣的話會有更多的人到北京遊説，出現更多的腐敗。政府部門歷來喜歡爭奪審批權，誰掌握審批權誰就有了尋租的機會，這是我們要警惕的。

    如何提高“經濟安全”

    《權衡》：您對産權問題一向比較重視。不久前，在《物權法》的審議和修訂中，立法部門提出，就産權保護而言，現實中受侵害最嚴重的恰恰是國有資産，所以要加強國有資産的保護。您對此怎麼看？

     張維迎：這個問題很有意思。如果説國有資産受到嚴重侵害的話，我們看最嚴重的情況是什麼？不是由於某個人把它偷走了，或者轉讓的時候價格被低估了，最大的問題是投資的時候就打水漂了。但沒有人去關注這個問題。我們應該好好地調查，這幾個五年計劃期間，所有國家投資的項目效果如何。我所知的內部人跟我講，至少60%或70%都是浪費性投資。國家投出去1萬億元，真正創造效益的只有4000億或3000億元，甚至更低。這是沒有辦法靠《物權法》解決的。

    國有資産根深蒂固的問題就是沒有責任和權利的匹配。這樣最好的結果也就是不求有功，但求無過。我舉一個例子，我們北大的一些企業當年在香港上市，股價在20塊錢的時候，我建議學校轉讓10%的股票，這樣就可以兌現幾個億的資金，用於學校的發展。但是沒人敢採納。如果20塊錢賣了，萬一過一段時間漲到了25塊錢，就有人罵你，你賣便宜了，國有資産流失了。但事實是，過段時間股價跌到兩塊錢，學校虧了，當然也沒有人負責任。

    好多國有資産就是這樣，該做的事不能做，能做的事又不該做。所以它沒有辦法有效利用，最容易受到侵害。我從小在農村就知道，公家的東西肯定壞得最快，集體的牲口就是不長肉。沒有辦法，你只要給公家操作這個事，就變成所有與公共財産相關的人的行為方式。《物權法》解決不了這個問題。

    國有資産不能有效地利用和保護，該怎麼辦？是放在那兒，爛下去？還是變現為資本，創造更多價值？我認為，一個東西在我的手裏只值1塊錢，但是在你的手裏值10塊錢，我把它5塊錢賣給你，你賺了我也賺了。這就是我一直主張國有企業要儘快轉讓出售的原因。有的時候，儘管交易中存在問題，也只能退而求其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