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中國經營報     

    編者按：備受關注的中國社保和醫療改革因為央行行長周小川的一次發言再起波瀾。11月18日，第八屆20國集團財政部長和中央銀行行長會議在澳大利亞墨爾本召開。期間，周小川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中國儲蓄率較高，財政狀況良好，目前是實施養老和醫療保障制度改革的最佳時機。央行行長為什麼在此刻提出“最佳時機論”，其中隱含的政策信號是什麼？央行行長“創新、大膽、慷慨”的建言背後，是否暗含著未來改革的指向？

　　2013年：從“人口紅利”期到“人口負債”期的分水嶺

    《中國經營報》：對於周小川“現在是進行養老和醫療保障制度改革最佳時機”的觀點，你是否同意？周小川選擇在國際會議場合做這番表態，是否帶有某種政策暗示意味？

    黃必紅：我比較認同周小川對改革時機的判斷。事實上，他本人一直很關注社會保障體制的改革，早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初就參與了我國社會保障制度的設計。但如果這番表態出自勞動和社會保障部部長或是財政部部長，其政策意味會更濃厚些。

    蔡日方：當前國內經濟發展強勁，勞動人口處於最高峰，社會勞動力供給充足，儲蓄率高，財政收入持續增長，正是我們獲得人口紅利的時候。從國際形勢看，雖然存在局部的貿易摩擦等問題，但從某種意義上説，中國其實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而且這種趨勢還將持續。所以他的表態其實從供給角度説明當前我們政府有能力進行相應的改革。

    而從需求的角度看，我們構建新的社保體制的問題也已經迫在眉睫。事實上，從本世紀開始，我國的老齡化進程已經在迅速加快。無論是速度、規模，還是到達的時間之早，都是比較罕見的。而上世紀後期開始的勞動力市場改革也産生了一批下崗失業工人。這部分人該如何返回到工作崗位，生計又如何解決，對社會保障體系提出了極大的挑戰。當然，還有龐大的農村貧困人口。

    目前無論從需求強度上，還是供給能力上，現在都是最好也最迫切的改革時機。

    當前我國的人口負擔率(勞動年齡人口要養活的勞動年齡前人口和退出勞動市場的人口的比例)還在下降。但隨著老齡人口的加速增長，這種局面在2013年左右會發生逆轉。如果説當前人口生産性強、依賴性弱，整個社會是在享受“人口紅利”的話，到2013年就會變成“人口負債”。從這個意義上説，留給我們改革的時間已然不多了。

    央行行長在全世界面前的表態應該不止是代表了他個人的觀點，我想這背後應該體現了政府推進改革的決心。

    李風華：“最佳時機”還值得商榷。大致而言，社會保障不是需求的問題，更多的是供給能力問題。

    其實中國很早以前就缺乏養老和醫療保障，這在改革開放以後，農村集體保障制度瓦解之後尤其突出。在1998年東南亞金融危機後，中國中西部農村的集體工業破産不少，那時農村對社會保障有很強烈的需求，但是那段時間政府確實沒有錢。因此，“最佳時機”是從政府財政充裕角度來講的，政府現在有能力供給或者有能力逐步供給全民社會保障了。

    中國原來的社保制度依據職工概念而來。中國職工概念很狹隘，主要指國家公務員、事業單位以及國有企業的職工，大部分社會勞動者並不包括在內。以前的社保體系主要在這個狹隘的職工基礎上做起來，後來又增加了一些民營企業和三資企業的職工，但即使這樣，覆蓋範圍還是太窄。人口占很大比重的農村地區，養老和醫療保障基本沒有覆蓋，只是最近幾年在小範圍內進行了試點，覆蓋面比較小。

    養老醫療保險制度改革和別的改革最大的不同在於：它需要大量的錢。這幾年，國庫充裕之後，資金主要用於投資，中國投資比例那麼高，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政府財政用於投資的比例很大。周小川講話的另外一層含義是，今後國家財政的投資率不可能再維持現在這麼高了，可以將國家財政的很大一塊砍下來，用於社會保障。而社會保障的增加最終是有助於消費的，因為如果百姓的養老、醫療保險解決了，他們會更加放心地消費。

    最近幾年，中國政府財政收入每年增加20%以上，這在世界上是很罕見的。而稅收收入有一個特點：只要經濟不衰退，稅收一般會穩定增長。但是財政收入用於社會保障的比例卻不高，所以還有很大發展空間。

    韓孟：社保改革最基本的條件是國情國力要好，國民經濟運行穩定、健康。我認為現在即使不是最佳，也是到了合適的時候。同時，我們現行的養老和醫療保障制度的問題也漸漸暴露了出來，將來的社會保障網應該是覆蓋全民的。

     社保改革：不僅要舍得投錢，而且要善於管錢和花錢

    《中國經營報》：如何解讀周小川在講話中提到的“創新、大膽、慷慨”原則？

    蔡日方：慷慨本身的含義比較複雜，可以有兩種解釋：一是盡可能提高被納入社會保障體系對象的社保標準，二是讓沒有被納入現有體系的人進入到基本保障體系中來。我本人的理解是第二種。

    目前是政府財政實力最強的時候，這個時候的確應該表現得“慷慨”些。過去我們在推動社會保障體制的改革方面給人的印像是猶猶豫豫，欲行又止。而且總是在做試點，結果試點很多，卻始終不能全面推進社會保障體制改革的進程。我認為現在應該儘快著手把新的體制和框架搭建起來，而具體的保障水平則需要一個逐步推進的過程。政府的慷慨，首當其衝地應該是推進城鄉一體化進程，打破城市和農村的完全分隔。長期以來，城鄉差距一直呈擴大趨勢，而且城鄉在社會保障方面的差距遠大於收入水平上的差距。如果説收入分配的差距有發展階段的原因的話，那麼彌合城鄉保障的差距政府責無旁貸。這種差距是政府只要下決心就可以縮小的。

    李風華：“慷慨”主要是國家出錢，指望一些機構出錢不大現實。“創新”其實主要針對現行保障制度，必須有些改變。從全球社會保障制度來講，暫時還沒有特別創新的。所以，中國在社保創新上不大可能走出一個截然不同的道路。“大膽”是因為社會保障制度不同別的制度，一旦啟動，以後每年都要投入不少於上年的資金，很難走回頭路。

    韓孟：我覺得“慷慨”是從中央財政、地方財政、企業到個人的多層次慷慨，這些層面都要舍得投入資金到養老和醫療保障。“創新”應該是保障制度的創新。“大膽”，應該是為了給國民增加信心，周小川是央行行長，他的講話有權威性和導向性作用。

    黃必紅：創新應該是就管理而言的，比如引入市場機制，採取商業化方式進行管理。而大膽應該是指政府需要解放思想。比如在合適的領域允許市場的力量來對資金進行管理。當前國家提出要做實養老保險的個人賬戶，做實後怎麼管理，應該交給市場去做。這樣有助於提高社保資金的利用效率。而政府的角色則是加強監管。

    上海的“社保資金案”中企業年金被挪用,就涉及到企業年金到底應該由政府管理還是市場管理的問題。2004年，國家頒布了《企業年金管理試行辦法》和《企業年金基金管理試行辦法》，明確企業年金交由商業機構進行市場化運作，但一些地方延續了《辦法》頒布之前的做法。比如上海和深圳都是由政府直接管理的。政府直接管理就容易産生資金被挪用的風險。勞動和社會保障部提出，2007年底前，社保機構將企業年金移交給具備資格的機構管理運營，我認為是一個進步。這樣政府也可以全力以赴地加強監管，防止資金被挪用。讓政府和市場各司其職,才能真正達到效率最大化,所以我個人對於周小川所説的創新和大膽充滿期待。

    至於慷慨，或許是針對醫療體制改革採取什麼模式而言的，有觀點認為基本醫療衛生應該由國家來承擔，倘若真的如此，那麼政府的確很慷慨。

    《中國經營報》：周小川説，居民的社保資金應當通過資本市場保值增值，以分享國民經濟增長的好處。你是否認同這種看法？

    韓孟：社會保障資金去資本市場保值增值，在國外已經有上百年的歷史，存在風險是肯定的，而且也出過事情。但是對於社保資金的保值增值，除了資本市場外，現在還沒有更好的辦法，通過資本市場保值增值是現實情況下的一個重要選擇，這個方法不可能百分百保證沒有風險。但是也不能因為有風險，就不去通過資本市場保值增值。

    李風華：中國最大的特色就是大部分人口是農民，如果在社保制度上改革成功，就要在農民的社會保障上走出一條成功道路。但是農民的收入較低，而且近期很難指望其收入有大的提高。既能讓農民享受到醫療和養老保險的利益，又不致使整個社會負擔太重，這是社會保障的最大挑戰。

    新的保障制度的形成，不僅使社會和諧穩定，而且對刺激居民消費有很大作用。但也要把握好改革的度，社保資金需求是無限大的，如果不顧國家實力，這塊投入比例過高，對國民經濟的發展也是會有負面影響，畢竟中國的工業化還未完成。

責編：張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