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農村:在希望的田野上（經典中國輝煌60年）

　　新農村:在希望的田野上

　　本報記者　張玉玲　李慧

　　60年,在中國5000年的歷史長河中只是一瞬間,但這60年,卻讓這個古老的農業大國,有了無數前無古人的劃時代巨變:

　　開國大土改,數億農民分田立命,以暴風驟雨的氣勢,實現了千百年來中國農民熱望的“耕者有其田”;

　　2006年,取消“皇糧國稅”,農民再也不用繳納已延續了2000多年的“千年古稅”;

　　2009年,60歲以上的農民將享受國家普惠式的養老金,中國農民將告別自古以來依賴土地和子女養老的模式……

喜看稻菽千重浪:農業養活了13億中國人

　　新中國成立之初，西方有人對中國共産黨能否解決幾億人的吃飯問題表示了極大懷疑。的確，“民以食為天”作古訓的中國人,怎樣才不會再忍受饑餓之苦?“兩隻手”的創造怎樣才能超過“一張嘴”的消耗?

　　當袁隆平捧出金燦燦的種子,將我國水稻産量從300多公斤提高到800多公斤,農業科技一馬當先;當包産到戶,農民的生産積極性空前高漲,億萬農民的生産活力如萬馬奔騰;當“統購統銷”成為歷史,農産品流通體制理順,農村改革勢如破竹,中國糧食生産能力也實現歷史性跨越:

　　改革開放前,糧食生産跨越3000億斤至6000億斤這4個臺階用了29年;而改革開放以來,糧食生産跨越7000億斤至10000億斤4個臺階,只用了18年,農業生産效率大幅提高;

　　今天，我國主要農産品,穀物、肉類、棉花、花生、油菜籽、水果等産品産量已穩居世界第一位;

　　到2008年,全國人均糧食佔有量達到404公斤,超過了世界平均水平；比1949年增加195公斤,增長近1倍——這是在總人口同時增長一倍多的前提下實現的人均增長。

　　“60年來,中國農業最大的成就是養活了中國人,提高了人民生活品質。”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所研究員黨國英如是説。

　　“米袋子”殷實充裕了,中國人不再饑餓;蔬菜大棚的推廣,豐富了“菜籃子”,人們四季都能吃上嫩綠的黃瓜、紫亮的茄子;“果盤子”新鮮了,新疆葡萄、台灣蓮霧,東西南北的水果都搬到了家門口的市場上;各種農副産品琳瑯滿目,“想吃啥就有啥”,物資匱乏、營養不良離中國人越來越遠……

　　吃飽穿暖、豐衣足食。今天看似最基本的要求,在過去卻是遙不可及的千年夢想,也令世界驚嘆和讚譽——我們只用了世界近9%的耕地、6.5%的水資源,穩定解決了佔世界22%人口的吃飯問題。尤其是2007年後,“糧荒”警報席捲全球,糧食供求趨緊、價格飛漲,世界八億人缺糧饑餓,而中國糧食不僅價格平穩、供應安然無恙,還可以調劑出口。

　　這些事實,雄辯地回答了美國人布朗提出的“誰來養活中國人”的質疑。聯合國糧農組織也高度評價“中國在保障糧食安全上做得非常好,為促進世界糧食安全作出了貢獻。”

　　化作春泥更護花:農村為國民經濟提供支撐

　　1978年,當小崗村18戶農民簽下“分田到戶”的協議書時,他們很難想象,這份鑲嵌著十八個鮮紅手印的“生死契約”,是中國農村改革的標誌性見證。由此開始的農村改革,也叩響了中國改革的大門,點燃了一個騰飛的新時代。

　　中國變革往往發端于農村,中國經濟也與農業息息相關。當“三年自然災害”農業快崩潰之時,中國經濟也在危急的邊緣;而當農村生産力釋放,中國經濟欣欣向榮;當農民收入增長,中國的內需和消費紅紅火火……今天,在應對國際金融危機衝擊的2009年,農業依然是實現經濟平穩發展的堅強後盾;廣闊農村是擴大內需的大市場、更是應對危機衝擊的避風港。

　　難怪有人説,國企是“共和國長子”,而農業則是共和國經濟的“衣食父母”。長期以來,工農價格的“剪刀差”,使胸襟廣闊的農業默默為工業發展提供了大量原料和資金積累,為國民經濟持續發展提供了有力支撐。

　　中國最大的“民”是農民。涉及總人口70%以上的農村變革,也改變了中國經濟的結構,掀起波瀾壯闊的城市化浪潮。60年來,農業在GDP所佔的份額從75.9%降低到15%;從農村轉移出的勞動力已超過2.2億人,佔農村勞動力總數的46%。

　　農村勞動力少了,農業比重輕了,不耕地務農,農村經濟怎樣發展,農民又怎樣脫貧致富?“億元村”江蘇華西村以自己的“創業史”作出了回答:依靠一個“小五金”廠和一台小磨坊起家,“70年代造田”解決村民溫飽,“80年代造廠”發展村級集體經濟,“90年代造城”建立農村第一個工業園區,58家鄉鎮企業,首開“村莊上市”先河,年産值達300億元,帶領周圍20個村莊的3萬多名村民致富。

　　“無工不富、無農不穩”。多年來跟蹤研究鄉鎮企業、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部部長韓俊高度評價了鄉鎮企業的作用——改變了農村經濟單純依靠農業發展的格局,有助於廣大農民增收致富,更突破了我國城市搞工業、農村搞農業的二元經濟格局,走出了一條城市工業與農村工業相互依託、相互融合、相互促進的工業化道路。

　　鄉鎮企業産值在1987年首次超過農業總産值,使中國農村經濟進入一個新的歷史時期。據農業部的最新統計,到2008年,鄉鎮企業增加值已佔農村社會增加值的71.21%,成為支撐農村經濟最堅實的支柱。而國家統計局的資料則表明,2008年,鄉鎮企業已佔據我國工業的半壁江山,在國內生産總值的份額達到27.98%。

　　千樹萬樹梨花開:農民生活新跨越

　　60年來,農民的收入增長了100多倍。留鄉務農、進城務工,抑或在當地的鄉鎮企業就業,農民的選擇多了、增收致富的渠道也增加了。農村貧困發生率從1978年的30.7%下降到2007年的1.6%,貧困人口從2.5億人減少到1479萬人。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在一份報告中指出:“如果沒有中國在減貧方面的進步,整個世界在減貧方面就是倒退的。對中國的貢獻給予再高的評價也不過分。”

　　2006年11月22日,太行山腳下河北靈壽縣青廉村一處農家院子裏,農民王三妮鑄成“告別田賦”的青銅大鼎,撫摸著鼎上的銘文,他説出了億萬中國農民的心聲:“歷史上,多少農民因為交不出田賦被逼得賣兒賣女,逃荒要飯。免除田賦,是農民祖祖輩輩的夢想啊……”

　　鼎上十條銘文一一歷數免除農業稅、各類農業補貼、糧食最低保護價收購、農村最低生活保障、農民子女上學免費、農民工免費培訓技術等惠農政策。銘文的結論質樸而深刻:“惠農政策給我家7口人帶來收益共5000余元……”

　　取消延續農業稅,雖然全國農民人均只減負140元,但這卻打開了改革城鄉二元結構的突破口,拉開了中國農村的第三次變革。

　　開國大土改,中國農村的第一次變革,實現“耕者有其田”;家庭承包責任制,第二次變革,賦予農民生産經營自主權。儘管中國農村已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城鄉差別依然巨大。

　　“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持續擴大,不僅成為三農問題的主要癥結,而且成為國民經濟增長的重要制約,成為影響社會和諧穩定的突出矛盾。”一直堅持用“腳”做學問、被譽為“中國農民的代言人”的溫鐵軍教授擔憂地分析。

　　中國農村的第三次變革,隨著新世紀的曙光噴薄而出,在激發農業自身活力的基礎上,更注重外力對農村支持,開始從“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的轉向,新的城鄉統籌政策,對農民有了由“取”向“予”的歷史性轉變:

　　公共財政覆蓋農村的範圍不斷擴大,中央財政用於“三農”的資金迅猛增長,2008年,中央財政安排“三農”投入達到5955.5億元,增長37.9%,創歷史新高;

　　強農惠農的政策體系初定,促進城鄉經濟社會一體化發展的制度框架形成。2008年國家用於種糧農民的直接補貼、良種補貼、農機具購置補貼、農資綜合補貼資金總額達1028.6億元,比前一年翻一番。

　　國家重視了,投入增加了,不曾有過的實惠帶給農民太多的驚喜:

　　村村通工程、安全飲水工程、戶用沼氣、農村電網的民生建設,使農村的“硬體”環境煥然一新;

　　全國已有1500多個縣實行了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涉及3400多萬農村低收入人口;

　　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則要減輕農民的疾病經濟負擔,緩解農民“因病致貧、因病返貧”的問題;

　　農村義務教育保障經費機制不僅有效減輕了農民家庭子女接受義務的經濟負擔,而且打破了多年來制約普及農村義務教育的經費瓶頸……

　　發展新農業,建設新農村,培養新農民。一個個“生産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的新村莊如千樹萬樹梨花綻放,社會主義新農村的藍圖已經開始清晰地展現在世人面前。

記者感言

　　農興國盛

　　本報記者　張玉玲

　　生於七十年代的我，沒有深切地領略過匱乏，也沒有刻骨銘心地感受過饑餓，對物品充裕習以為常，有時還不太理解老一輩的珍惜和節儉。然而，在60週年農業成就報道中，參閱大量資料，採訪相關專家，中國農村的博大和奉獻，改變了我的一些想法：

　　中國的“富足”來之不易，無數平凡的農民用他們的汗水和辛苦養活了中國人，創造了世界奇跡。在長期的“剪刀差”中，脆弱的農業和農村堅強地支撐起工業和城市的發展。中國農民是最知足樂觀、最淳樸善良的一個群體，是祖國大家庭中最值得尊重的兄弟姐妹。

　　採訪中，農村60年發展歷程躍然紙上：“農村包圍城市”，這來源於實踐、符合中國國情的偉大道路，引導中國革命取得勝利；解放後，土改分田，如春雷喚醒沉睡千年的農村,激活了3億農民的生産熱情；1978年，又是“農村包圍城市”，改革在農村起步，再一次激發了中國人的創業熱情，又走出一條符合中國國情的改革創新之路，開始了經濟騰飛的新篇章。

　　時至今日，農村的改革遠遠還沒結束，一些深層次的矛盾仍需化解，前路依然漫長而艱巨。想起此前在德國採訪時，得知一個德國農民能養活64個人，農業效率之高令人驚羨。差距所在，正是中國農業的發展空間所在。

　　我們欣喜地看到，中央連續發出5個破解“三農”問題的一號文件，農業已成名副其實的“重中之重”。從新世紀開始，國家對“三農”政策更有了根本性的轉變：“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國家財政對“三農”的支持前所未有。新農村建設就是要全面城鄉統籌，實現從農民到全民的富強。

　　當有一天，農村的面貌再煥然一新、成為人心嚮往的地方；農業自身的産業活力增強，成為強大的産業；農民的待遇提高，成為可以選擇的職業。那時，我們的國家也必定更安寧富強。

　　大寨的嬗變

　　——從“政治品牌”到“經濟品牌”的故事

　　本報記者　李慧

　　郭鳳蓮，一個傳奇式的人物。

　　1964年，不滿18歲的她就成為大寨鐵姑娘隊隊長，60年代她和大寨人在“七溝八梁一面坡”的村莊刨出700多畝“海綿田”，創造出畝産千斤的紀錄，成為當時人與惡劣的自然條件抗爭的典範。

　　於是，大寨這個普通農村的名字開始頻頻出現在報紙、電臺和先進事跡報告會上，大寨成為一片精神聖地，各地的人們朝聖般地湧來。

　　那時，大寨人堅信，自力更生、艱苦奮鬥具有普遍意義。但是，那個時代所有被歷史裹挾著往前走的人恐怕都來不及思考：大寨在“文革”政治舞臺上越做越大，它的示範意義也就越來越偏離中國農村的實際。

　　1978 年12 月18 日，十一屆三中全會會場，郭鳳蓮默默地坐著，感受著眼前熱烈的氣氛和具有歷史意義的決策。一直以來作為中國農村典範的大寨，在這次會議中卻很難找到自己的名字。

　　郭鳳蓮並不知道，安徽省鳳陽縣小崗村的18戶農民，已簽訂“秘密協議”，按下了十八顆鮮紅的手印，進行了“大包乾”改革。由此開始，中國農民選擇了與大寨全然不同的發展道路。大寨16年的輝煌結束了，她和大寨將由此開始艱難的蛻變。

　　那時候，曾靠“集體力量”創造奇跡的大寨人難以接受不再“吃大鍋飯”的事實。但眼看著曾到大寨取經的貧鄉窮鎮搖身一變成為“億元村”，大寨人開始覺醒。外出考察讓大寨人意識到，憑大寨的自然條件，單靠種糧是不可能致富的，尊重自然規律、合理調整經濟結構才有出路。

　　十多個寒暑的更迭，大寨悄悄地變了。十幾年間，大寨人建起了襯衣廠、飲料廠等數家企業，物流、旅遊、農産品加工等多個支柱産業已經在大寨的土地上崛起，“大寨”品牌由此具備了非同尋常的經濟意義。

　　如今，站在虎頭山，遠望當年的八百畝“海綿田”，已有一半以上退耕還林；藍天、綠樹、碧水，環抱著一片片梯田；山下，數十棟粉色二層小樓比鄰而立，在陽光下甚是好看……

上圖為大寨今日新農村。下圖為年輕時的郭鳳蓮在田間勞動。新華社發

　　農村改革金鑰匙

　　——陳錫文談60年農業制度改革

　　本報記者　李慧

　　陳錫文：1950年生於上海。先後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業經濟研究所、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工作，現任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

　　記者：經過長期探索，農村最終確立了以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這一經營體制的確立有著怎樣的歷史必然性？

　　陳錫文：1950年到1952年，除新疆、西藏、台灣之外的新解放區都完成了土地改革，徹底剷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實現了農民耕者有其田的願望，農村生産力第一次得到極大解放。專家測算，1952年全國4.6億農民分到土地之後，免除約3000多萬噸的糧産地租直接轉化為農民消費資金和農業生産資金，土改結束後的三年時間，我國糧食總産增加了40%左右。

　　土改後，怎樣建設符合中國國情的現代農業，我們進行了前無古人的探索，這個過程中出現了一些偏差，脫離社會發展水平的人民公社化運動使得農民經濟利益和生産積極性受到損傷。

　　1978年底，小崗村實行了“大包乾”改革，不僅明確了各方面的利益關係，更重要的是使得統一管理分配的人民公社制被廢除，極大地解放了農村的生産力。到1982年底，全國各地都從人民公社制轉變為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

　　2008年，集體林權制度改革在全國推開，這項改革是農村經營體制的又一次深刻變革，是家庭承包經營政策在林業上的完善，是農村生産力的又一次大解放。

　　記者：農業基本經營制度的確立基礎上，農産品的流通體制也經歷了深刻變革，這對農村生産力的進一步解放産生了怎樣的影響？

　　陳錫文：建國初期，我國農産品匱乏，1953年開始實行統購統銷制度，這是當時歷史條件下不得已的選擇。

　　隨著農業基本經營制度的確定和農業生産效率的提高，農産品流通體制改革的迫切性日益凸顯。1979年國家逐步減少農副産品的統派購種類，1985年對農産品的統派購制度進行全面改革，取消了糧食、棉花的統購，改為合同定購，價格實行“雙軌制”，並規定定購以外的糧食可以自由上市。對其他各類農産品，實行價格放開，由市場的供需力量決定。

　　農産品流通體制改革對農業生産發展起到促進作用，1984年我國糧食産量突破8000億斤，糧食第一次供過於求。2004年我國全面放開糧食市場，堅持市場供求決定糧食價格和政府宏觀調控相結合，農民保持了種糧的積極性，糧食産量連年增加，農副産品極大豐富。

　　記者：近年來，國家對農業的支持保護力度逐步加大，農業基礎地位逐步穩固，在改革發展的過程中，黨的“三農”工作思路經歷了怎樣的轉變？

　　陳錫文：建國後在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戰略指引下，我國採取了農業支持工業發展的政策，農業為我國工業化作出了重要貢獻。世紀之交，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進入工業反哺農業的新階段，進入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形成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格局的新時期。黨和國家在對時代脈搏進行清晰把握的基礎上，堅定地實行對農業的支持保護政策。

　　2000年，中央作出農村稅費改革的重大決策，並在安徽試點。2004年，全國取消農業特産稅。2006年，9億農民徹底告別“皇糧國稅”。同時，國家對農業實行直接補貼，大幅增加對農業的資金投入。

　　記者：從基本經營制度到農産品流通體制到農村社會管理制度，中國農村幾十年來的改革和探索有很多經驗也有一些教訓，總結這些經驗教訓，黨的“三農”工作應堅持怎樣的原則？

　　陳錫文：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非常寶貴的一點，就是講透了如何正確處理“三農”問題，提出了必須在經濟上充分關心農民的物質利益，在政治上切實保障農民的民主權利。這兩句話是打開我國農村改革大門的鑰匙，也是黨和政府正確處理“三農”問題的根本準則。

　　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改革和發展取得了成功，就是堅持了三中全會提出的根本準則，任何時候“三農”工作出現了問題和失誤都是這兩條沒有把握好。

責編：許桂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