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國慶發長齊肩，精心燙過，還染了色。生活中的她，顯得硬朗而利落。
1958年的國慶節，趙國慶出生在北京的一個普通家庭裏。對她來説，50多年來，從柴米油鹽到衣食住行，自己生活的點滴變化，就像從黑白電視到彩電，畫面和色彩都越來越豐富了。
從趙國慶記事起，家給她的印象就是溫暖的，但又是擁擠的。
“我們家姐弟5個，一家7口擠在一間小屋子裏，每天臉碰臉、背靠背。”趙國慶回憶説，買什麼東西都得排長隊，買個瓜子都得用副食本，每年就盼著過年時能吃頓好的。當時鄰居家有一台9吋的黑白電視機，吃過晚飯，趙國慶就和弟弟們搬著小板凳，跑到鄰居家裏看電視。
1978年，剛滿20歲的趙國慶參加了工作，單位是西城區防疫站。“那個時候，人們對防疫沒有明確的概念，覺得防疫就是殺‘四害’、滅蚊蟲。”趙國慶自己也説不清楚當初具體做什麼工作。
當時，趙國慶和同事們都是從附近各個街道招來的，沒有任何相關專業的背景。防疫站的辦公場所是一棟簡陋的小樓，本來就狹小的院子裏硬擠出一塊地方，養起了實驗用的兔子。
1984年，趙國慶結了婚。“我唯一的嫁粧就是一台‘無敵牌’縫紉機。”婚後，趙國慶和愛人擠在一間9平方米的平房內，公公只能在臨時搭建的廚房裏棲身。一想起當時住房的簡陋、狹小，趙國慶至今仍感覺脊背發涼。
四合院裏沒有廁所，去最近的公共廁所也要走3分鐘的路。最令趙國慶無法忍受的是，屋子裏沒有暖氣，本來就無處立足的家裏還得生個爐子。因為不會生火，爐子時著時滅，趙國慶為此沒少抹眼淚。“就這樣，冬天我在家還得穿大棉襖，有時候還得戴著帽子。”
住上寬敞明亮的樓房，成了趙國慶心裏最大的盼望。1991年，單位給趙國慶分了一套過渡房，她高高興興地搬了進去。
沒想到，好事接踵而至。2002年，趙國慶又得到一份大禮。“單位在昌平給我分了一套120平方米的大房子，光客廳就有20平方米，暖氣、熱水都有了，小區裏還有綠地。”説起現在的大房子，趙國慶一臉滿意的表情。
趙國慶還清楚地記得自己在新家過的第一個春節：寬敞溫暖的客廳裏，瀰漫著餃子的香氣，一家人坐在舒適的沙發上看著大彩電。而那臺9吋的黑白電視機，已經走進了記憶。
雖然家離上班的地方遠了，但趙國慶一點也不擔心。“現在交通多方便啊，地鐵、公交哪兒都能去，想想原來那會兒出趟門不容易，多近的地方都得倒幾次車。”
工作環境的變化，也讓趙國慶充滿驕傲之情——原來的西城防疫站改成與國際接軌的西城區疾控中心。“現在的辦公條件比原來好多了。人們也逐漸意識到，預防其實應該比看病更重要，疾控越來越受重視了。”
近兩年，趙國慶所在的單位進了很多年輕人，全都是醫學或者相關專業的大學生、研究生。政府加大了投入，檢測設備更新了，工作分類也更加細化，單位去年還參加了北京奧運會的公共衛生保障。
生活中的趙國慶喜歡旅遊，單位每年都會組織職工去各地遊玩兒。趙國慶拿出一摞相片告訴記者：“九寨溝的、大連的……真沒想到，這次還能有機會去香港。”
因為名字，趙國慶容易被誤認為是男士，常常被寫成“先生”，她曾經一度想改名。“但現在不改了，而且覺得這名字給我帶來很多幸運。每年過生日，別人都不忘給我發個短信、説句祝福的話，不就因為我和祖國是同一天生日嘛。”(記者 崔麗 實習生 歐陽駱沙）
責編：許桂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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