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公交車燃燒視頻拷問:公民記錄的倫理困境

　　如果不是3段視頻，6月5日成都9路公交車上發生的悲劇，也許會讓許多人感到遙遠。

　　若只有喧囂的懷疑和問責聲，只有忙不迭的表態、承諾和慰問，我們將無法感受一場災禍最直接的力量。那種力量由驚恐、茫然和慘烈的傷痛組成，並能最有效地觸及我們的靈魂深處。這種力量來自現場。

　　這3段視頻，恰好向人們呈現了這種現場。儘管也許並不完整和全面，當然，更談不上專業。第一段只有10秒，第二段2分16秒，第三段則長達5分58秒。身處不同位置的人，用不同的攝像工具，有意或無意地拍下了現場，並在網上流傳。

　　隨後，濃煙、哀號和撲面而來的巨大悲劇感，擊中了看過視頻的人們。並不發生在身邊的慘禍，一下子真實起來。這是任何事後的還原和解讀無法做到的。

　　迄今所知，這3段視頻的拍攝者都不是記者。事發之時，他們因為各種我們並不知曉的原因在現場，目睹了這一過程。他們手裏有手機、數碼相機或者攝像機，並對著現場，打開鏡頭。

　　這一舉動，使許多人得以直觀地知曉到底發生了什麼。但同時，這一舉動也意味著，拍攝者放棄了參與對受難者的救助。因此，這些視頻和它們的拍攝者，正陷入爭論的漩渦。

　　大概少有人意識到，也許在不久的將來，我們中的許多人，都將不得不面臨同樣的選擇。

　　隨著電子時代的進步，拍攝等記錄方式，已不再是記者和專業人員的特權。大多數普通人身上，都能找到可以攝像的手機和數碼産品。與此同時，災難時常發生，我們常有機會身處現場。

　　英國倫敦地鐵爆炸事件的手機照片、汶川地震發生後的私人視頻，無不是這種私人記錄在災難發生時的優秀之作。它們在災難無可逃避的前提下，為人們留下了珍貴的資料。

　　一個“公民記錄”的時代已經來臨，並將為我們更好地了解生活作出貢獻。然而一道難題也伴隨而至：面對災難，我們將怎麼選擇？是立即奔向前盡綿薄之力搶救，還是在一段距離之外拿起手機等工具，為其他人傳遞信息？

　　且慢，不要以為這是個不需要思考就能回答的問題。

　　事實上，同樣的倫理困境，存在於新聞界已逾百年。在這個以記錄事實為最高追求的團體裏，許多人都困惑不已，對於正在發生的苦難，是應該恪守職業道德，做一個忠實的記錄者，還是應該遵從基本的人的道德，扔下機器，參與拯救苦難？

　　要知道，很多時候，拍攝苦難本身能使人們獲得對抗苦難的信心和勇氣。正如同記錄災難能使人們感受對災難的痛恨和對同類的愛心。這樣説來，記錄和參與，是一個難以兩全的選擇。

　　在新聞界，眾所週知的事例是，因為拍攝《幼女與禿鷹》，一名記者受到譴責和自責的重壓，最終自殺。儘管人們相信，在這兩種極端之間可以找到平衡，但事實是，這個平衡，至今無人找到。

　　現在，每一個人都成了記錄者。面對6月5日那輛燃燒的公交車，人們在施救和旁觀之間，有了第三種選擇。

　　從而，以往只存在於記者身上的道德衝突，將被加諸更多人。正如其中一個視頻的拍攝者那樣，被許多人質疑：為什麼寧肯站在遠處拍攝，也不肯抄起身邊的鐵錘，去砸碎玻璃，救一個正被大火吞噬的生命？

　　這是一個很難回答的問題。因為沒有人能判斷，砸碎玻璃是否能救出一個人；也沒有人能評判，這段被倉促拍下來的視頻，有多大價值。它成為這場災禍為數不多的現場影像之一，將可以在很長時間內，讓很多人感到震撼和痛苦。它將讓人們從災禍中收穫更多的教訓。

　　所以，是不是該拍攝，真那麼容易回答嗎？恐怕未必。救助必定是第一位的，但是，如果有那麼一兩個人選擇打開攝像機，我們該如何評判？

　　我們很難一下子給出答案，而只能任由這個疑惑，在心裏盤繞。

　　既然“公民記錄”的時代已經到來，越來越多的人將加入對新聞的私人記錄，這也意味著，越來越多的人將不得不思考這個困境。它涉及太廣泛的倫理爭論，以至於，這篇文章在結尾也無法給出答案，而只能期待引人思考。

　　這將是一個值得思考的話題，這將是一個日益普遍的困境。它應該得到廣泛討論，因為這關乎人們心裏一些最珍貴的東西：愛、真相，等等。（張偉）

責編：汪蛟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