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前總統盧武鉉自殺，國內眾多學者和評論家對此進行了評論，就像看《紅樓夢》一樣，見仁見智各抒已見，不同派別、不同階層、不同身份的人，從同一事件中看到了完全不同的內容。令人失望的是，一些自視深刻的評論家，想從盧武鉉的死中，闡釋出一種與眾不同、透過現象看本質的“獨特認知”來，故作深沉地追尋著本質，卻忽略了對“簡單現象”的關注：一個與我們一樣的生命逝去了。
圍繞著盧武鉉的自殺，各種各樣的闡釋充盈輿論空間。痛恨腐敗者將其闡釋為有著極強政治恥感的道德典型，借此批判許多貪官的厚顏無恥，言下之意你為什麼不去死（我非常反感這種看似正義實則冷血的思維，無論如何，盧武鉉並不是一個榜樣）。憲政論者將其闡釋為亞洲民主制度的失敗，認為那種官商糾纏的民主體制隱含著許多致命的東西，借此批判權貴資本主義。自由派認為韓國體制有現任對前任進行調查，以鞏固自身地位的陋習，盧武鉉是這種權威主義的犧牲品。民主派借此攻擊現政權，保守派大談精英與平民之爭……在這些闡釋裏，不乏借題發揮，將盧武鉉的自殺當成了一次兜售和販賣自己的意識形態觀念和學術觀點的機會，當成澆灌自己胸中塊壘、發泄自身憤懣的工具。
死亡本身顯得微不足道，生命的逝去視而不見，自殺作為一種病態，被忽略和消解了——闡釋的狂歡中，盧武鉉已經沒有了，剩下的是各種飄蕩在喧囂輿論空氣中的意義和價值。
脫離事實本身而添加過多闡釋，遠離現象世界、真實世界的過度闡釋，已經成為輿論的一種流行病。這在鄧玉嬌事件中，也體現得淋漓盡致。
鄧玉嬌殺人，原本是一個簡單的刑事案件，可在諸種闡釋的發酵中，它漸漸失去了本來面貌。有人將其闡釋為淫官欺壓民女、民女憤而反抗的古典標本，有人將其闡釋為基層官員無法無天地欺壓良民的典型標本，有人將其闡釋為基層政權官官相護陷害一個平民的標本。有人借此發泄對政府和公權力的不滿，有人借此表達對社會分裂和階層對立的憂慮。其實，一個連股級都算不上的基層幹部，跟官員這個符號有多大關連？鋪天蓋地的相關評論中充斥著這樣的字眼：折射、暴露、凸顯、彰顯、體現、警示、隱含、蘊藏——這些帶著濃厚闡釋意味的語詞，包含著一種判斷傾向：不是盡可能地去尊重真相和事實，而是盡可能地在諸種抽象的闡釋中遠離真實。
自由派、民主派、憲政派、民權派、法治派、激進派、民粹派、網憤派、左派、右派、蛋黃派，每一個派別都在用自己的派系觀點闡述對鄧玉嬌案的理解，把自己的學術觀點、成見以及積蓄的憤懣添加到鄧玉嬌案中，甚至用偏見和想象的有色眼鏡去剪裁事實，玩弄文字遊戲，挑動某種情緒，刺激某種仇恨。很少有人能超越諸種意識形態的歧見和情緒的陷阱，努力還原鄧玉嬌案的事實，在尊重法律事實中作出理性的判斷。連本該冷靜、理性地扮演“還原事實”角色的律師，也一點兒都不冷靜，把自己扮成了一個為民申冤的鬥士，為某種情緒推波助瀾。
鄧貴大是“死有餘辜的淫官”，他死後的那個殘破家庭，無辜的妻兒，都不應該被同情；鄧玉嬌是“正當防衛的烈女”，她的行為理所當然——當闡釋變成狂歡，事件及其當事人就被貼上標簽和符號，本原的事實和現象就沒多少人願意關注了。闡釋的狂歡中涌動著仇恨、對立、報復，輿論的審判中瀰漫著亢奮和革命的狂躁。
對於不同的事件，每個人都會有自己的理解，輿論也會自然而然地“透過現象看本質”。但一切的前提是，回到本原，尊重事實，用正確的邏輯看待世界。但在當下這個狂躁、激進、喧囂的時代，這卻是非常稀缺的品質！那些招搖撞騙、裝神弄鬼的闡釋者，喋喋不休、天花亂墜的闡釋者，暗懷鬼胎、為利益代言的闡釋者，故作高深、假扮道學的闡釋者，還有把闡釋當作飯碗的闡釋者，他們以“透過現象看本質”的名義謀殺著現象，給這個世界帶來了多少混亂，讓許多本來很簡單的東西變得異常複雜。
我反對那種獨霸闡釋權的輿論專制，但我同樣反對那種離事實太遠、用派系偏見塗抹現實的胡亂闡釋。
責編：張仁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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