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財富蛋糕待重切 危機倒逼收入分配製度改革

　　中國財富蛋糕待重切

　　經濟危機倒逼收入分配製度改革

　　改變國民收入分配格局，提高佔社會大多數的中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不僅是從根本上刺激內需和確保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一項基礎性工作，也是中國新一輪改革開放能否成功的關鍵所在

　　文/胡奎

　　世界各國都在緊鎖眉頭應對全球性經濟危機，中國也不例外。不過，對於中南海的決策者們來説，還有一項更具挑戰性的任務——那就是如何從根本上改革不合理的收入分配製度。

　　據《中國新聞週刊》了解，由國家發改委就業和收入分配司起草的《推進收入分配製度改革的意見》已于不久前提交到國務院，相關方案有望于年內出臺並進入實施。

　　此前，總理溫家寶在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再次強調“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部長尹蔚民等高官也多次發表關於收入分配改革的言論。

　　分配結構的失衡表現在兩個方面：在二次分配領域，百姓勞動收入增長趕不上國家財政收入增長，國民財富向政府傾斜；在一次分配領域，勞動者工資增長趕不上企業利潤增長，企業財富向資本傾斜。

　　分析人士認為，改變國民收入分配格局，提高佔社會大多數的中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不僅是從根本上刺激內需和確保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一項基礎性工作，也將是中國新一輪改革開放能否成功的關鍵所在。

　　“逼”出來的改革

　　“收入分配製度已經到了非改不可的時候了！”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原副院長、經濟學家劉福垣告訴《中國新聞週刊》。在他看來，這也是一場被全球經濟危機“逼”出來的改革。

　　事實上，有關收入分配製度改革的意見草稿早在2006年就已初步擬定，國家發改委近年來多次舉辦相關的內部討論會徵求意見。但由於所涉利益面太複雜，眾願難調，只好一再拖延，遲遲沒有亮相。

　　劉福垣分析説，世界經濟危機發生後，中國的出口“拐杖”被踢倒，長期以來過度依靠外貿拉動的中國經濟一下子失去了支撐，啟動內需成為中國的必然選擇。但是喊了多年的啟動內需，真正實施起來談何容易——老百姓事實上沒多少錢可以用來消費，社保體系的不健全使得多數人不敢消費。

　　雖然中國經濟多年來一直保持高增長的勢頭，並已崛起成為世界第三大經濟體，但是，以下數據反映了中國經濟國富民窮的另一面：中國人口80%的人均存款不足5000元，用劉福垣的話説，這點錢在北京、上海還買不到1平米的房子。

　　已成為中國工人主力軍的廣大農民工的平均工資低於正常勞動價值的一半，而“城民工”(處級以下幹部和一般工薪階層)低於正常勞動價值的75%。儘管從1978年到2006年中國居民年收入扣除物價因素以後平均增長6.7%，但和中國高達兩位數的經濟增速相比，百姓收入的增長仍顯得緩慢。

　　由於分配機制的問題，2007年中國居民消費率僅為35.4%，比發達國家低了30個百分點，也是改革開放30年來的最低點，比歷史最高水平1985年的52%低了約17個百分點。

　　劉福垣稱，此次經濟危機進一步暴露出中國經濟增長模式存在的弊病，而要真正改變經濟增長模式，根子在收入分配領域，“我們還需要苦練內功”。

　　從“做蛋糕”到“分蛋糕”

　　從“做蛋糕”到“分蛋糕”，從效率優先到追求公平，從“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轉向共同富裕的社會發展目標，確保“讓最廣大人民群眾共享發展成果”，這是擺在決策層面前的首要功課。

　　全國人大常委、經濟學家鄭功成稱：“改革開放以來我們一直鼓勵創造財富，但今天如果不能做好財富合理公平分配的工作，有效地縮小貧富差距，就無法保證財富的持續創造。”

　　農業部在今年初公佈的數據顯示：2008年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15781元，農村居民人均收入4761元，二者相差近4倍；而在消費支出方面，農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費支出3661元，城鎮居民該項支出則為11243元。而城鄉差距僅僅是巨大貧富差距的冰山一角，有學者日前在《華爾街日報》撰文指出，實際上，城市內部和農村內部的不平等比城鄉之間的差距更嚴重。

　　“中國8億農民相當於兩個歐洲的人口，只要有歐洲一半的購買力，我們的市場就會大得驚人，保證中國經濟持續十年、二十年的增長，一點問題都沒有。”鄭功成分析説，除了8億農民外，相當一部分城市人口的收入也有待提升。

　　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DP)委託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組織撰寫的《中國人類發展報告2005》顯示，中國的基尼系數已遠遠超過0.4的國際警戒線，可能已達到了0.45，中國經濟增長奇跡中的受益者與落後者之間的鴻溝正逐漸拉大。

　　收入分配不均直接導致有效需求不足。因為高收入者往往是投資意向高，而消費傾向低；而佔社會大多數的低收入者雖然消費傾向高，但消費能力有限。因此，必然結果就是投資與消費的比例失調。

　　提高勞動所得是關鍵

　　今年2月19日，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部長尹蔚民在一次全國性工作會議上宣佈，今年將分別針對機關、事業單位和企業，分行業推出具體的工資收入分配改革措施。

　　尹蔚民表示，人保部將加快研究出臺公務員級別與工資等待遇適當挂鉤諸方案。在企業工資分配方面，將積極推動實施被稱作“彩虹計劃”的集體合同制度，指導企業建立職工工資與企業經濟效益挂鉤的機制，規範國有企業負責人薪酬管理，合理確定企業負責人與職工工資收入的比例。

　　專家們提出，收入分配製度改革的關鍵，是以工資改革為核心提高勞動所得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鄭功成認為，應該建立工資、保險、福利三位一體的薪酬體系來替代過去的工資，從根本上改變資本所得擠佔勞動所得的現象。

　　據鄭功成介紹，在發達國家，工資一般會佔企業運營成本50%左右，而在中國，這個比例不到10%。此外，發達國家勞動報酬在國民收入中所佔的比重應該一般在55%以上，而在中國則不到42%，並在近年來呈逐年下降趨勢；而資本回報佔國民收入的比重則節節上揚。這種利潤侵蝕工資、機器排擠勞動的現象，不僅不利於縮小收入差距和擴大消費需求，也影響社會和諧穩定。

　　鄭功成算了一筆賬，按照去年GDP總額30萬億元算，如果勞動報酬所佔比重提高10個百分點，即相當於3萬億人民幣，如果能夠多發3萬億元的工資，則中國普通勞動者的境遇會大為改善。

　　專家們普遍認為，由於中國長期面臨資本的嚴重短缺與勞動的嚴重過剩，所以財富分配過度向資本傾斜，勞動者在市場競爭中處於劣勢。現在中國正在進入資本相對過剩的時代，勞動者的勞動所得應當成為財富分配的主力。

　　作為社會保障領域的首席專家，鄭功成稱，加強社會保障和福利應當成為收入分配改革的重要環節。此外，稅收和財政分配體制的改革也應當跟進。

　　中國人民大學行政管理系主任毛壽龍告訴《中國新聞週刊》，收入分配製度改革將是一項影響深遠的社會系統工程，其中有三點值得關注：一是産權收入問題，由於政府佔有大量社會資産，導致在市場配置資源的過程中，大量資産性收入被政府拿走了。例如住房市場，一半收益進了政府的腰包；二是壟斷行業的壟斷性收入問題；第三個就是警惕腐敗和灰色收入。★

責編：荀志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