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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智庫數量超美國 水準低下因結構存致命缺陷

 

CCTV.com  2009年04月27日 09:55  進入復興論壇  來源:中國新聞網   

  如果研究機構唯領導之意圖是從,政府當然也就無法從那裏獲得真知灼見,那些所謂的智力産品也就無助於提升政策與立法的理性程度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日前成立。該中心擁有超級陣容,其目標也十分宏大:著眼于國際經濟方面的重大熱點焦點問題,開展戰略性、宏觀性、前瞻性研究,並試圖直接影響高層的決策。

  人人都承認,中國需要更多智庫,需要具有更高水準的智庫。因為,中國目前的發展已經到了相當關鍵的轉捩點上,面臨諸多內外挑戰。僅從內部來看,過去若干年,中國經濟實現了高速增長,但目前的增長速度急劇下跌,究竟是短期的週期性現象,還是長期的結構性現象?高速增長期是否已經結束?未來的增長態勢是什麼?同時,高速增長也一直伴隨著結構失衡的日趨嚴重,比如,城鄉差距、貧富差距、地區差距逐年擴大。這些失衡對長期經濟增長、對社會穩定將産生何種影響?如何解決?

  當然,在社會、政治乃至文化、精神領域,中國面臨著甚至更為巨大而複雜的挑戰:政府管制與社會自治將如何取得平衡?如何滿足民眾對民主的政治要求?政治體制改革將如何推進?中國文化將如何在傳統在西方之間取得平衡?如此等等。

  可以説,中國迄今仍然沒有完成李鴻章一百年前所稱之“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所需要的轉型。而要順暢地完成這種轉型,既需要民眾的勇氣,領導人的智慧,也需要足夠的理性。唯有綜合這三者,中國這個共同體才有可能借助明智的判斷,制定出合理的方案,減少不必要的彎路,建立優良治理之基本制度框架。智庫的價值正在於它們能夠給社會的理性之作用發揮,提供渠道。它們可以為公共問題之解決,提供理性的解決方案。

  當代中國,研究機構並不匱乏。首先,中國有世界上很少見的國家性科學與社會科學研究機構,如社科院、國務院經濟研究中心等,他們之設立就是為了服務決策;其次,中國有相當數量的大學。上述兩類機構儘管承擔著純粹學術研究任務,但有大量學者專門以承接公共問題研究的項目為業;第三,中國的各個政府部門都有屬於行政序列的政策研究機構,和屬於事業單位的專業研究院所;第四,中國也有世界第一的嚴格意義上的智庫,有人統計説,以政策研究為核心、以直接或間接服務政府為目的的“智庫型”研究機構大概有2000個,數量已經超過智庫發展最發達的美國。

  但是,不論是公眾,是政府決策機構,或是學術界、輿論,還是智庫局內人,對於目前中國專以公共問題之實際研究為指向的智庫的狀況,不很滿意。研究經濟問題的大多數智庫去年的預言成為笑談,而很多決策、甚至立法,也明顯讓人感到,制訂者並沒有充分地理解社會的狀況,其方案也有失粗糙,甚至常有明顯疏漏與自相矛盾之處。

  問題出在哪兒?很多人抱怨智庫缺乏資金。這種理由如果在十五年前拿出來説,也許還有點道理。但今天,相對其他社會群體,從事學術與政策研究群體的收入已居於社會上遊。因此,今日中國智庫水準低下,不是因為缺乏資金,而是因為智庫的結構存在致命缺陷。

  這種缺陷一目了然,尤其是與美國加以對比。在美國,以及在任何其他國家,智庫的絕大多數是民間的,政府創建、經營的智庫極少。中國卻恰恰相反,大多數研究機構直屬政府,即便屬於事業單位,也因為事業單位的高度行政化,與政府有著非常直接的關係。比如,其經費的部分、甚至相當部分由政府劃撥。除此之外的民間智庫非常少。由於制度環境約束,它們的生存十分不易。即便勉強生存下來,它們的意見亦往往難以受到重視。實際上,民間智庫的生存環境越來越惡劣。相對於90年代,最近若干年以來,民間智庫處於萎縮狀態。

  這樣的智庫結構必然損害智庫功能之正常發揮。按照嚴格的定義,官辦智庫本來就不是智庫,智庫之興起乃是民主治理秩序擴展的結果。智庫是指政府之外的民間政策研究機構。智庫就是為了彌補政府關門決策的缺陷,試圖突破政府官員的理念與知識局限,凝聚政府官員之外的全社會各路精英的智慧,將其融入公共政策與立法中。這樣的智庫就成為官民理性互動的渠道。如果研究機構唯領導之意圖是從,那根本就迷失了智庫的本性。研究機構揣摩上意,政府當然也就無法從那裏獲得真知灼見,那些所謂的智力産品也就無助於提升政策與立法的理性程度。

  因此,推動中國社會治理之理性化,需要智庫提升其水準。但光是辦一些高規格的智庫,是無濟於事的。重要的是變革社團與研究機構管理制度,讓各種智庫都有正常發育的空間。

責編:汪蛟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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